文：舒生作为一名坚定的儒家学者，吴宓整个教学和学术生涯矢志不渝关切的，乃是道德问题。虽然他更多是从学术角度和启蒙角度来倡导道德，但背后也蕴含着他的政治理念，而这一点，却常常被有意无意忽视，他甚至因此没少遭受新文化运动派的嘲笑与轻蔑。
早在1927年，在为梁实秋的文学评论集《浪漫的与古典的》所写的书评中，吴宓就明确主张：
“……真正之革命，惟在道德之养成。真正之进步，惟在全国人民之德智体力之增高。真正之救国救世方法，惟在我自己确能发挥我之人性(即真能信仰人本主义)而实行道德，推已及人，力行不懈。无论我之境遇地位如何，永不改吾志。而行事则日趋积极，愈益猛厉，坚决敏速，一洗虚伪委靡迟缓之旧风，比如逆水行舟，久旱望雨。)其事至难，然非逆水而行，则舟终莫达其所向;非雨，则旱且益久而已。凡我国人，盍兴乎来!”
细读吴宓，可以发现他所说的“道德”，并非日常语境下的道德教条，而是一种类似个人宗教的信仰，不知道他有没有研究过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学说，从这里来看，他所谓的道德，与克尔凯郭尔要人找到自身为之生为之死的信仰本质上是一致的。一个人若有这样的道德，则“无论我之境遇地位如何，永不改吾志”。政治的目的，即应该以培养符合国民脾性的道德信仰为要务。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吴宓推崇世间一切真正的道德，尤其推崇孔孟的道德。学界因此而给他贴上保守主义的标签，但他实际上要远比许多人想象的现代得多。他选择儒家，主要是自身理性思考后自由选择的结果，因为是深思熟虑的信仰，所以其笃信也就愈发真诚，而不像有些专家学者，名为弘道传道，实质沽名钓誉，成一己之私。
1927年他在《孔子之价值及孔教之精义》一文中说：“我坚信孔子之学说，故今虽举世皆侮孔谩孔，虽以白刃手枪加于我身，我仍尊孔信孔，毫无迟惑之情、游移之态。”这一大节，吴宓始终是忠贞如一的，即使在1974年“批林批孔”政治运动的高潮，到处都在“批林批孔”，吴宓依然明确表示：“批林，我没意见；批孔，把我杀了，我也不批。”他因此没少在文革得咎，但始终不改其志，不失孟子“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也”的志节，不愧是世间难得的忠贞信徒。
我们也许未必同意他的信仰，但他信仰的执着和诚笃，却令人动容。其实他并不仅是信仰孔孟，而是信仰一切真正的道德和宗教。之所以选孔孟，不过是因为他的文化根在中国，而他认为孔孟之道又是吾国吾民最有价值的救世思想。这一点我们可能以为他太迂腐，在一个民主和科学大行其道的时代开了历史倒车，但其实质，他和他新文化运动的对手们——陈独秀、胡适、鲁迅他们都是一样的。他们都饱含着真正的儒家大师的入世情怀，不同在于，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痛感民族危亡、国民愚昧，希望用西方文明这剂猛药来救亡图存，唤醒愚昧大众。
今天不少人以为新文化运动是汲汲于打倒孔孟，其实他们要打倒的只是“孔家店”，也就是要打倒一切环绕在孔孟周围的专制、虚饰、伪善和愚昧，而不是打倒孔孟本身。拿胡适来说，虽然他是个西化派很浓的学者，但他身上同样有着孔孟的风度和淑世情怀，从另一个角度看，胡适可能是孔孟思想在近现代中国的最好传人，他对孔子思想的现代发扬，不见得比任何中国学者差。对比之下，吴宓的儒家思想显得板正太多，他就像是孔孟最忠顺的学生，原本也有自己的见地，但因为护教心切和爱师之情，反而给自己的思想画地为牢了。
不过吴宓之护教，也不仅仅是为了争个道统，捍卫师道尊严，还有其深刻的内涵。吴宓的思想学说，尤其是年逾不惑后，始终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在对佛教、基督教以及柏拉图主义中的宗教思想等有了切记体会和深刻认识后，他就与胡适、鲁迅等人的救世学说彻底分道扬镳了。
新文化运动的健将未必都反对宗教，但在他们的救世思想中，宗教几乎没有一席之地，还时有把宗教作为使人麻痹的精神鸦片来批判。因此，即使他们内心非常认可宗教，也不认为它是那个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旧中国的救世良方。鲁迅认为当务之急是生存和发展，胡适认为当务之急是良性制度的建设，陈独秀开始寄望于政治革命，后来又指望国民的伦理觉悟。吴宓则认为，以宗教为基础的道德才是社会根本。这个根本，在中国就是孔孟之道。孔孟之道以宗教为底，能够执两用中，入世又超世，保持中庸大智，不像其他宗教那样容易偏激，最适合国人信仰。
吴宓的哈佛导师白璧德在《民治与领袖》一书开头说:“只要进行哪怕有一点深度的研究，我们就会发现，经济问题会遇上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又会遇上哲学问题，而最后哲学问题本身则会几乎难以分解地与宗教问题绑在一起。”白璧德这句话，是为了驳斥“未来社会关心的将主要是经济问题”这一流行见解的。吴宓深受其影响，也说过类似的话:“人生观(或论事)本于科学者极肤浅，本于经济政治者较深，本于哲学及心理者更深，本于宗教者最深(亦最确)。”
所以在吴宓看来，新文化运动的救世之方，无异于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蹩脚方子，并不能从根本上拯救国民。这样看来，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与保守主义文化旗手吴宓之间的分歧，并没有看起来的那么大。前者关注迫切的现实，而后者关注国家和人的长久之计。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作为那个时代反潮流的吴宓，确实比要他的对手们看得远。
政治也好，经济也好，社会也好，制度也好，最终都需要人来创造。而一个人有什么样的素质，也就有什么样的观念，对一个民族来说，同样如此。最终来看，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最终取决于人，而不是因为它的物质财富如何富裕，军事力量如何强悍，权力如何不可一世。人才是最伟大的主宰者。而人是手段，更是目的，因此政治的根本目的，就是培养文明道德的人。这是衡量政治家政绩最重要的标准。这不是说政治经济问题不重要，也不是说军事和科技不重要，相反，这一切都非常重要，但我们应该牢记，所有这一切都应该围绕更好的人来建构。而只有文明道德的人，才能对一切善加利用。对此，我完全认同吴宓说的：
“真正之革命，惟在道德之养成。真正之进步，惟在全国人民之德智体力之增高。真正之救国救世方法，惟在我自己确能发挥我之人性(即真能信仰人本主义)而实行道德，推已及人，力行不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