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 一个世纪前盛行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将经济定义为个人买家和卖家之间持续即时的交易活动。但在实践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Ronald H. Coase）在 20 世纪 30 年代观察到，市场经济的参与者中有许多是个人集结而组成的公司，并根据公司管理层制定的计划和优先事项来开展经济活动。他认为原因在于传统的市场交易存在交易成本，而企业比个人更有能力最小化这些在市场直接进行交易的成本。
众所周知，对企业而言，降低交易成本不仅可以给公司带来更高的利润，而且能够吸引更多的资金持续投到公司。许多公司，尤其是苹果和华为等科技巨头，将相当大份额的利润再投资到研发，来推出利润率更高的创新技术和产品。
2022年，苹果研发支出达262.5亿美元，占其总收入（57%来自海外市场）的37.7% 。同年，华为在研发上的支出为219.5亿美元，占其总收入（37%来自海外）的25%。科技研发给企业带来的优势十分明显——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的数据，全球前50家最具创新力的公司的股本回报率(ROE) 每年比整体市场高出 3.3%。
从国家层面来看，2020年数据显示，美国在全球研发支出中所占份额最高——占整体的31%。不过，在1960年美国占全球研发支出份额为 69%，近几十年来已大幅下降。这至少部分归因于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的研发投入激增。目前，中国是全球研发支出的第二大国。
2022年，中国研发支出总额超过3万亿元人民币（4100亿美元），同比增长10%以上。其中，私营企业是中国企业研发的主力军，在过去十年中，私营企业贡献了的全国76%以上的研发支出。
然而，中国企业在投资回报率方面遇到了阻力。虽然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重达42%，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21%的两倍，但自2008以来再无明显增长。此外，城投平台的已投资本回报率（ROIC）中位数已从2011年的3.1%下降至 2020 年的1.3%。
投资回报率下降和中国的高储蓄率，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企业一直在寻找海外市场的投资机会。“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然而，在全球范围也存在制约因素，首先是全球增长疲软。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到 2030 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速度极限”（Speed Limit）——即在不引发通胀的情况下增长的最高长期速度——预计将降至 30 年来的最低水平。这种趋势影响了企业的利润，并威胁到研发投入，进而影响从股本回报率到生产率增长等各方面的指标。与此同时，在西方市场，美国和欧洲针对华为、比亚迪和美的等中国巨头的制裁加剧了中国企业面临的挑战。
中国广大的中小企业（SMEs）——这些企业占中国 4800 万家企业的90%以上，或许能够绕过其中一些障碍。中小企业不仅不易受到制裁，而且正如德国中小型企业模型（Mittelstand Model）所示，它们也非常适合在细分市场（Niche markets）中竞争。鉴于此，中国政府应致力于培育自己的“隐形冠军”(hidden champions)——有潜力拓展海外市场的“专精特新”中型企业。
当然，要发挥中小企业的这种潜力并非易事。e-works研究院报告显示，中国制造业企业出海在本地化、风险管理与合规、团队建设与员工培训、战略规划以及组织机构整合等方面存在巨大挑战。但中国中小企业还有一个重要的战略优势：它们可以利用香港这个国际金融和物流中心作为进入海外市场的跳板。
香港基于普通法的监管框架与全球标准保持一致，且其与国际接轨的银行系统能够提供贸易信贷（trade credit）和商业保险（commercial insurance）。此外，其国际认可的会计和法律服务可以作为中国中小企业进入海外市场，以及外国中小企业进入中国的重要保障。
此外，包括香港、澳门和深圳在内的粤港澳大湾区（The Greater Bay Area）正在迅速发展成为全球主要的创新和供应链中心，这为寻求在全球市场上利用中国制造优势的中小企业提供了平台。中国政府也正在努力进一步增强大湾区的活力，近期国务院就批准设立位于深港交界处的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
河套园区虽然面积不大，但整合了深圳河两岸的两个工业园区，包括一个占地300公顷的深圳园区和一个占地87公顷的香港园区。这将促进人才、资本、物流和数据的跨境流动，同时充分发挥两地的优势：深圳的制造业和技术优势，和香港的国际化、低税收商业环境以及世界一流的大学的基础研究实力优势。
这类合作区（cooperation zones）将科斯的公司理论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汇集了更广泛、更多样化的经济参与者，并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来吸引人才，以便提供创业和创新的沃土。但要充分发挥其潜力并研发出让所有人受益的创新技术和产品，必须确保企业拥有进入全球市场的通道和一个稳定的全球经济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