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崇拜钱穆，收藏阅读了钱老先生的许多著作，尤其是《国史大纲》，更是到了爱不释手的程度。到了台北，一定要去这位国学大师的故居参观拜访，切身感受大师的生活与成就。
素书楼
大师故居就在东吴大学校园内。大门口有钱穆故居标志，朱红的大门上写着素书楼三个字。素书楼是一座二层的小楼，它依山而建，环境非常清幽，据说这是蒋介石送给钱穆的居所。老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生前讲史、谈经、著书、会友都在此处。
关于素书楼的名字，钱老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命名之由： “穆幼年先慈挈余居无锡老宅素书堂之东边，前在成都,闻先慈噩耗,悬吾室曰思亲彊学之室,今又逾廿七年矣.思亲之情,先后犹一,然精力已退,不敢再以彊学自居,名此楼曰素书,亦聊志余思亲之意而已。”年青离家，到老无回，对亲人的思念，对故园的情怀，也就只能用这几个字来聊表心意啦。
在素书楼的二层，挂着这样一副对联：“立修齐志，读圣贤书”，横批“静神养气”。据说，钱穆先生与夫人钱胡美琦女士到台南祭拜孔庙，看到朱熹的这幅楹联，非常喜欢，他觉得这几个字正是文人应该追求的目标，于是找人拓下来，挂在家中以自勉。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家国情怀，“读书人当以天下为己任”！
遗憾的是，钱老没能在自己喜爱的素书楼内善终，这就是有名的“素书楼事件”。当时，阿扁之流污蔑钱老霸占着公家的财产，逼其搬出。钱老搬离后，95岁高龄的他整日思念住了几十年的素书楼，闷闷不乐，仅三个月后，便去逝。钱老走后，政府的人又忙着道歉，并将素书楼恢复原貌，改为钱穆先生纪念馆以纪念钱老在学术上面的贡献。钱夫人生气地说“宁为死人办纪念馆，也不给活人住！”
大师生平
钱穆出身无锡望族，相传是吴越王钱鏐后裔。钱家历史上名人辈出，近现代更是如此，仅是钱穆家乡七房桥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江南小村，院士就有6名。钱穆自己家中就是三人：他本人、其女钱易、其侄钱伟长。而钱穆与著名的国学大师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都有着深厚的交情。是什么原因使得钱家成为学术望族？正所谓“耕读传家远，诗书继世长”吧。
钱穆自幼聪明过人，文章大约读三遍即能背诵。据说他小时候能全文背诵《三国演义》。一天，有一亲戚随便拿出一章让其背诵，钱穆竟一字不差，一口气背了出来，亲戚大惊，连连夸赞钱穆聪慧过人。钱穆也颇为得意，父亲却不动声色地提醒他：人要戒骄戒躁，静下心来才能获得真才实学。
钱家虽然是读书人家，钱穆也天资聪明，但由于父亲早逝，加上时局动荡，高中便辍学回家，做了一名小学老师。升学无望的钱穆“未尝敢废一日之学”, 而是靠着自学苦读，一步步向大师走近。他先是从小学去到中学教书，又从中学到大学教书，这期间的每步跨越，离不开他自己的努力和贵人相助。
在教中学期间，他的《先秦诸子系年考》一书，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与好评。中国学术界大名鼎鼎的顾颉刚读完书稿后，对钱穆的才华大加赞赏，并建议他：宜去大学教历史。于是在顾颉刚的推荐之下，这位操着一口无锡口音的中学老师便走进了燕京大学的课堂。
钱老先生的课很快成为燕京大学最喜爱的课程之一，这个没出过国、没有学历完全靠自学成才的先生竟与留洋归来的洋博士胡适齐名，有“北胡南钱”之称。
新中国成立前，钱穆选择了去香港。在香港，为了生活，与友人创办了“新亚书院”，教授传统文化。在香港的日子，生活贫困，常常捉襟见肘。后来，新亚书院与其他书院合并，成为现在的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的名字，也是钱穆定的，中，代表着中国人，文，即是文化，他要建一所中国人自己的，传承和弘扬中国文化的大学。
钱穆从香港来到台湾后，得到蒋介石的重用，赐以素书楼，在此著书立说。他告诉弟子，“教育的最高理想在于培养“士君子”。“士”是指知识而言，“君子”则指人的品格修养，“知识”与“修养”两者配合才能成就儒家理想中的“士”“。
正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大观念、大格局，成就了钱穆大师的地位。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钱穆有国学大师之称谓，然读李敖的书，知道了钱穆一些不为人熟知的事情，深刻认识到:大师不是大神，也有出错的时候。 一是国学大师考证方面的错误，他根据自己的研究考证，认为孙武和孙膑是一个人，直到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了孙子兵法竹简，证明确定了大师的错误。尽管大师治学严谨，但仍不免犯这样严重的错误，联想到现代“专家”“大师”的学说，不知存在多少干货和水分。
二是大师对义利的态度，没有像他谈论的那样坦然面对义利得失。钱穆晚年迫于社会压力，搬出了居住22年的公房”素书楼“，搬家三个月后去逝，临走时还喃喃以”我要回家“为言，足见其本人公私不分，义利面前，不能深明大义。看来，修一清静心，实在是说易行难。
三是钱穆与权者关系是可耻的，他“曲学阿世，大儒立场尽失”。这一点，我觉得李敖说得有点过头，在任何一个时代，每个人也有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即使是大师，也要有自己政治立场选择的自由。
很喜欢介绍大师的这样一段文字，说是他 在“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主题演讲中，以王安石、司马光为例，阐述弘“道”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士是中国社会的中心，应该有最高的人生理想，应该能负起民族国家最大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内心修养上，应能有一副宗教精神。”
愿更多的知识分子胸怀家国情，担负士的义，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不忘仁爱与牺牲。“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必谋之”，这也许才是产生真正大师的动力源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