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PPP落地影响模型设定与区域发展成熟度测算
本部将讨论如何针对以上五个研究假说设定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以判定本文的理论假说是否成立。
（一）模型设定
本文借鉴以往学者的研究方法，构建2012-2015年26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集（不包括台湾、西藏，并且将北京、天津归入河北省，重庆归入四川省，上海归入浙江省），使用这些数据检验上述理论假说，并估计区域发展成熟度及PPP落地水平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
其中，代表第i省第t年发起的PPP项目的落地金额，表示第i省第t年的区域发展成熟度，表示第i省第t年的政府信誉水平，表示控制变量。表示第i省第t年的城镇化水平，表示第i省第t年的财政支出水平，表示第i省第t年的通货膨胀水平，表示随机扰动项。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政府信誉指标根据Fisman and Gatti（2002）与陈屹立和邵同尧（2012）等研究成果，通常用政府腐败水平来代指，并采用各省份人民检察院每年立案的贪污贿赂、渎职案件数与各省人口的比重来表示，因此，本文在实证过程中的政府信誉指标，也就是政府腐败，与上述理论假说中所代表的含义应呈逆向关系，也就是说政府的腐败程度越高，那么它的信誉水平就越低。在此用政府腐败（政府信誉）来特指。
（二）区域发展成熟度测算
许多学者均对区域发展成熟度或其类似指标进行过积极探索（李善同等，2003；上海财大区域经济研究中心，2007；吕萍和李忠富，2010），本文认为，区域发展成熟度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即区域经济活跃度、区域要素密集度、区域社会环境协同度，以综合评测区域发展的综合能力与潜力。具体指标如下：
通过上述的区域发展成熟度指标的综合评价，发现我国区域发展成熟度差异较大，布局较为不平衡。将区域发展成熟度得分划分区域发展成熟度强区（正值）、区域发展成熟度（弱区），从2012年-2015年各省份排名位次变化划分为上升型、平稳型、下降型。2015年两大区域的发展成熟度分类可见，大部分东部地区均位于发展成熟度强区，除了海南、辽宁以外，中部地区的省份基本平均分布于发展成熟度强区与发展成熟度弱区，其中广西、湖南、安徽、湖北位于强区，而西部地区则除了四川与陕西大部分位于发展成熟度弱区。区域发展成熟度存在差异的原因，一方面由于各区域特有的地理位置、历史发展条件、经济发展类型、社会进步等不同所致；另一方面也有我国独特的经济体制与政策机制等特性。从各省份的排名位次变化来看，区域发展成熟度排名上升的地区与下降的地区分别有13个与10个。当然，也不能盲目地就以此为依据判断在这四年间区域发展成熟度上升、平稳、下降的好坏与否。
图5区域发展成熟度区域分布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注：区域发展成熟度综合得分指标通过统计软件STATA12计算得出。
五、PPP落地模型检验与实证
本文利用空间面板模型，对上述模型进行估计。采用的计量软件为STATA12。在此之前，我们先通过画散点图的方法，初步判断PPP落地水平与区域发展成熟、政府信誉之间的关系，通过下图，我们发现区域发展成熟度与PPP落地水平存在正向关系，而政府腐败（政府信誉）与PPP落地水平存在负向关系，这与之前的理论假说保持一致。
图6区域发展成熟度与PPP落地水平散点图
图7政府信誉与PPP落地水平的散点图
注：图6与图7通过统计软件STATA12绘制。
接下来，通过空间计量模型来对我国PPP落地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表5-1中（1）和（2）列分别给出了全国范围的传统计量模型估计结果与空间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3）和（4）列分别给出了东部地区的；（5）和（6）列分别给出了中部地区的；（7）和（8）分别给出了西部地区的。且每个空间计量模型的Moran’s I指数都显著为正，表明PPP落地水平的确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空间计量模型适用于本实证研究。
（一）PPP落地水平整体分析
为了从总体上分析PPP落地水平的影响因素，我们对其进行空间计量分析。列（2）是PPP落地水平的SAR模型估计结果。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对于PPP的落地水平，区域发展成熟度的影响系数为0.33，政府腐败（政府信誉）的影响系数为-1.289，其它变量对PPP落地水平的影响也符合理论假说，除了城镇化率以外，其它的影响因素如财政支出水平与通货膨胀水平作用系数均为正。这说明社会资本通过区域经济发展成熟度、政府腐败（政府信誉）、城镇化水平、财政支出水平、通货膨胀水平等指标的评估与对比，建立初步信任机制，其中，区域经济发展成熟度、财政支出水平、通货膨胀水平的评估结果越高，越说明该地的发展情况符合社会资本的合理预期，PPP项目从合同签约到建设开工再到管理运营可能性越大。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政府腐败（政府信誉）的作用系著虽然不显著，但是较大，远远大于区域发展成熟度，这也就是说社会资本在建立与当地的初始信用机制时，在进行是否参与该地的PPP项目的抉择时，它们更偏重于考虑政府腐败（政府信誉）水平，还有财政支出水平与城镇化率。
（二）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比较分析
鉴于各个省份所归属的经济带或区域不同，它们的发展不仅可能存在异质性，还可能由于享受的优惠政策不同而导致社会资本方对此的建立初始信用机制的规律存在偏离，进而导致PPP落地水平存在差异。因此，不同的区域，PPP落地水平的影响机制可能存在不同的规律。针对这种可能性，我们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分别进行空间计量模型。表5-1列（4）、（6）、（8）汇报了这三大区域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区域发展成熟度与PPP落地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这一点符合理认假说3，但是上述三大区域也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特征。
政府腐败（政府信誉）对PPP落地水平的作用系数在东部、中部、西部地区表现不同，在东部与西部地区，其表现为负相关关系，而在中部地区则表现为正相关关系，但并不显著，这与假说1存在些许差异。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中部地区相较于西部地区，区域发展成熟度、财政支出水平较高，而相较于东部地区，其城镇化水平与基础设施水平还不够完善，自然对PPP项目的推广力度也更大，在这些因素叠加之下，社会资本方可能更偏爱中部地区，一哄而上现象的发生，在无形之中提升了中部地区政府的话语权，从而增大了降低项目收益率的可能性，导致社会资本参与PPP项目的积极性降低。而且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东部地区的区域发展成熟度对PPP落地水平的影响系数显著降低，而西部地区的则显示提高，但却并不显著，这说明西部地区的区域发展成熟度较为滞后，带来PPP落地水平的增加辐动较小，并不足以产生显著影响。其余的变量则与假说基本保持一致，除了中部地区的财政支出水平以外，而东部、西部地区的表现并不显著。
注：（1）空间计量模型，相较于传统计量模型，将空间依赖性也融入其中，也就是说样本的观测值在空间上缺乏独立性，而且在空间中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及各变量的相关性与地区之间的绝对和相对位置相关。
（2）***、**、*分别表示通过1%、5%、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括号中的数值表示回归系数估计值的标准差。
六、结论
本文试图对我国PPP落地水平的影响机制给出一个符合现实的解释。自2015年全面爆发，我国PPP项目却经常遭遇落地难的困境。根据上文所构建的理论与实证模型，我们发现其所存在的根本原因，应该在于政府信誉水平普遍较低，缺乏契约精神与规范意识，再加上PPP项目的区域供给结构与区域需求经构存在不匹配所导致的。
（1）区域发展成熟度的增强，有利于提高社会资本对当地的初始信任程度，从而增大PPP项目的落地水平。但是由于我国中、西部地区区域发展滞后，其对PPP落地水平的带动作用较小，还不足以产生显著的影响。再加上虽说区域发展成熟度是构成建立社会资本初始信任影响因素之一，但是由于PPP项目的区域供给结构，与因社会资本区域信任结构而引起的PPP项目的需求结构存在不平衡，这样的结果可能是PPP项目的落地率并不如预期的高。
（2）社会资本更偏向于参与信誉高、财政实力强的优质政府所发起的PPP项目。但这一影响作用并不是绝对的，随着政府在谈判中话语权的增强，社会资本在这过程中主动权的减弱，其参与PPP的积极也将减弱。
（3）城镇化水平、通货膨胀水平也对PPP落地水平产生影响。二者均是构成社会资本基于区域特色信任机制的因素，并借此作用于PPP落地水平。前者是负向关系，反映PPP项目的需求，后者是正向关系，反映当地的经济热度。
在本文上述结论推导与实证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还存在着一些延伸思考，它对未来分析地方政府遭遇落地难的问题，政府、社会资本、金融机构等参与主体的经济行为预测，以及相应政策的制定层面，形成有益的启示。
（1）PPP项目的落地水平具有一定的阶段性特点，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一旦区域发展进入更加成熟的时期，PPP落地水平的规模增长将不会持续。发展初期，政府凭借着其在资本圈子里所享有的既往的信誉水平，通过PPP项目引入社会资本确实有效推动了本地区的发展水平的提升，带来了就业、资本收益、劳动报酬的快速增长，引起地方项目需求与土地开发的快速增长。当区域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随之进行，地方政府谈判话语权也由被动转为主动，其信誉水平已不足以弥补低资本收益的损失，PPP项目的落地水平趋于下降，因此，在不同的区域发展阶段，地方政府应综合衡量其信誉水平与资本收益水平的设定，推进PPP项目的落地。
（2）一个对于社会资本方值得研究的现象是PPP落地水平与地方区域发展成熟度发展趋势保持一致，并且与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也有所关联，这存在必然的逻辑。在我国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之下，地方政府为了推进当地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水平，大力推进PPP模式。面对着如此庞杂的项目库，社会资本应建立起一套筛选机制，也即是在项目的区域发展层面进行初步抉择，将构成基于地方主体与区域发展的信任的各项指标纳入其中，并依据科学方法，制定相应的权重，得出相应的综合指标，如此完成区域层面的筛选，节省相应的人力、财力成本。
（3）PPP落地水平所体现的最本质的关系是区域发展过程中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的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在区域发展过程中，人们对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的需求对供给形成双向刺激机制。一是区域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上升，对地方的社会配套服务的完备性与完整性提出更高要求，一定程度上转化为PPP项目的落地水平的提升，并通过地方政府之手给予社会资本一定的补贴刺激；二是社会配套服务水平的提升带来了金融资本与社会资本对区域发展模式的信任，推进PPP落地水平的同时，又支撑了区域发展成熟的实现。可以说，PPP落地是实现上述逻辑的关键途径。
（4）未来PPP模式宣传推广应激发地方政府从“做大规模总量”转向“注重发挥结构效益”。PPP项目作为地方政府政绩考核要求之一，引发了地方政府的积极发展的热情，但由于存在一定的盲从性与一哄而上性，从一定程度上来看，地方政府更加看重“推广规模”，努力做大总量，而对“推广结构”重视不够，结构效益的发挥并不是地方政府所考虑的主要方面。未来PPP模式的宣传推广中，地方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应促进地方政府根据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结构特点更加重视PPP项目的“结构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