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北方多地持续高温干旱，南方多省份出现暴雨洪涝。具体来看，包括漓江桂林水文站遭遇超30年一遇洪水，广东梅州、福建武平等多地区出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等；相反，北方华北中南部、黄淮及陕西中南部等多个地区则出现连续高温干旱。
目前，全球刚刚经历了有记录以来的最热5月，全球单月平均气温已连续12个月刷新同期最高值。极端天气愈发频繁，我们的感受也愈加真切，天气为何走向“极端”？我们又能做些什么？
高温、暴雨为何“极端化”？
针对北方高温和南方暴雨等极端天气，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周楚涵对新浪新闻《前主编》表示，“这些极端天气都发生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呈现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发生频率增加、极端性增强等特点。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极端天气事件将超出往常认知，变得更加难以预测。”
从形成原因来看，北方高温是在副热带高压和西风带暖高压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在全球变暖背景下，副热带高压偏强。暖高压控制的地区盛行下沉气流，天气晴朗少云，太阳辐射强，近地面加热强烈。当高压系统异常强大且稳定时，就容易形成持续性的高温天气，而此期间短暂的强对流雷雨并不能有效缓解高温。
针对持续高温，周楚涵表示，“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加剧，近年我国高温天气呈现出首发日期提前、发生频次增加、累计日数增多、影响范围变广、综合强度增强的特点。”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数据，全国区域高温天气过程首次发生时间以每10年2.5天的速率在提前。1981年至1990年，每年高温天气过程平均最早发生在6月24日，2023年则提前到了5月28日，比常年偏早16天。同时，全国区域高温过程累计日数呈显著增多趋势，平均每10年增加4.8天，高温的平均影响范围也不断扩大。
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发布的公告显示，今年5月已经是连续第12个月创下1850年以来全球平均气温的新高。该机构预测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的概率是50%，并有100%的概率成为前5个最热年份之一。
因厄尔尼诺事件，2023年已经成为全球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热年份，较上一个高温纪录年（2016年）偏高0.14℃，且6至12月全球平均温度已连续突破同期历史极值。“虽然去年形成的厄尔尼诺现象已经结束，夏末秋初可能进入拉尼娜状态。但是，厄尔尼诺对于全球气候的影响仍将继续，破纪录的高温也极有可能在今年出现。”周楚涵对今年气候的不确定性表示。
除了持续高温，对于南方持续降雨，4月以来华南地区降水偏多的原因，周楚涵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江南、华南等地的气温较常年同期明显偏高，气温升高增加了大气的含水量，一般温度每升高1摄氏度，空气中将能多容纳7%的水汽，在满足降雨条件后使得强降水事件偏多。
另一方面受到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4月以来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异常，引导来自南海和孟加拉湾的丰沛暖湿气流向我国南方地区持续输送，配合青藏高原和华南地区的环流异常，形成多次强降水过程。
“部分地区从3月开始就少见阳光，持续降雨导致多条中小型河道水位处于高位，对突发暴雨疏解能力减弱，增加地质灾害风险和洪涝风险。”周楚涵表示，“一般副热带高压会北移，但是其异常停留在广东、福建一带，导致持续强降雨。”
她进一步表示，“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很多天气系统会发生异常，但是其复杂性就在于很难预测其在地区、时间上的不确定性。”
极端天气的影响与应对？
当前南北方的天气情况，对生产、生活等多个社会层面产生了多方面影响。周楚涵指出，“南北方面临的天气情况不同，生产生活所受影响不同，机制也比较复杂。”
北方因极端天气面临的问题相对集中。她表示，“目前正值小麦收获（夏收）后的夏种时期，作物处于发芽生长关键时期，高温干旱对夏种作物的生长有一定影响，可采取农业气象监测、人工灌溉、节水滴灌等方式。”此外，电力供应需求增加，需要保障能源安全；户外工作者、基础病患者则重点注意预防中暑。
“南方持续降雨也面临复杂的风险，极端天气的出现一定程度超出了政府应急预案的范围，同时应急预案并不意味着为极端情况下的每个人做好了一切准备。”周楚涵解释道，在中小型河道、水库和相对偏远地区，管理粗放，病险率高，老化失修严重，存在险情隐患，“或许以往5年一次的险情，在极端情况下会甚至会缩短至1-2年，带来管理修缮压力。”
此外，据绿色和平研究，地质灾害风险、交通基础设施等也会面临不同程度风险。比如长期降雨导致土壤含水量接近饱和，在地形复杂、地质条件的地区，持续降雨容易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且该灾害具有滞后性；多条国道、省道路段发生塌方、交通阻断，部分列车停运等，会带来更为复杂的复合型风险和连锁反应。
极端天气的频繁出现，使我们更不禁为这种不确定性的、来自自然力量的风险感到担忧，这种担忧也关乎未来。“这种担忧当然是合理的，而且是必须的，意味着大众并未麻木，正在消化信息并成为行动的开始。无论是危机感、无力感还是恐惧感，都使得我们对其投入更多的关注，这是一件好事，”周楚涵对此情绪表示非常理解。
“不过，后续的行动才是我们需要更多关注、讨论和实践的，在庞大的公众体量基数上，大家所能努力的可能性是很多的。我们每个生命体都依赖于地球生命体系的运作来生存，这也使得我们成为她的守护者，我们是必须做出行动的人。”
对于公众担忧情绪的引导，周楚涵认为，在接下来可以更加侧重应对举措方面，比如科普宣传、气象预警、政府协调以及普通人在社区范围的力所能及。“让公众在感到危机紧迫的同时，有方向感和目的性地来参与其中，从认知走向行动，把民间的故事传播出来。”
除此之外，她也表示，在持续关注灾害中物质损失之外的情绪、心理伤害。
气候变化能否挽回？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高温热浪和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出现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发生频率增加、极端性增强等特点。气候变化已经在影响全球有人类居住的每一区域。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AR6报告指出，气候变暖的每一额外增量都会伴随极端事件更大的变化。例如全球升温每额外增加0.5℃，就会导致极端热事件、强降水以及一些地区的农业和生态干旱的强度和频率明显增加。越罕见的极端事件，其预估的发生频率的增长百分比越大。
据绿色和平统计，从全球范围来看，今年5月以来西亚、南亚持续高温，印度多地气温连续数日超过45摄氏度，当地电力短缺，居民用水受影响，5月该国报告了近2万例中暑病例，46人因中暑死亡；4月底以来，巴西南部南里奥格兰德州发生严重洪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等等。
极端天气现象“变得更加频繁、强度更大”。这也意味着，需要更多的资金需要投入在灾害应对和修复上。“新能源产业、碳捕集技术等主动投入是部分国家为应对气候变化采取的主动投资，而如果认为在减排方面的主动投资影响经济发展并拖延减排进程，未来将会有更多的资金被动地消耗于灾害应对上，这是很多国家不愿承认的事实。”周楚涵表示。
环境情报机构Kisters最近发布的报告显示，到本世纪末，英国应对极端天气和气候变化造成的自然灾害的成本可能使该国破产。而在美国，仅2023年应对28起独立天气和气候灾害的成本就达到创纪录的900亿美元。显然这一程度的损失对于大部分国家来讲，都是难以负担的成本。
“目前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动机是强烈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自1988年创建以来就一致在推动有关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的科学知识，这是一个由科学家支撑的组织，并在早些年间就将气候变化的事实摆在台面。”周楚涵坦言道，“但是从科学到政策的鸿沟很难跨越，落实到行动力不尽如人意，各个国家、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性也是存在波动性的，但并不能否定大家努力的方向。”
最近来自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就第一次量化了人类活动对极端天气的影响。在对英国和美国最来发生的极端天气事件进行评估后，研究人员发现人类活动加剧了特定的天气事件，也使其发生的可能性增加。比如，人类活动使2021年的热浪发生的可能性至少增加了8倍。按照目前全球变暖的速度，发生类似热浪的风险会每20年翻一番。
“然而，面对这样的现状，我们并非无能为力，可以作出的努力也并非为时已晚。”周楚涵表示，也许目前已经在落实的气候政策并未能够阻止全球升温的趋势，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坚定不移地投入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并逐步适应气候变化下的未来。我们必须为广大公众的社会福祉作出努力。公众气候风险意识的提高，灾害性天气事件的预警、响应和救援，都是刻不容缓的行动方向。
“在极端天气逐渐频繁的日常生活中，每一个人的选择都可能贡献于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因为作为社会生产消费环节的一部分，我们对于资源的获取、使用和后续处理的方式都可能改变整个产业的环境气候足迹甚至引导政府的环境气候政策。”她指出，“一旦我们明白气候变化的关联性和重要性，就会发现参与气候行动的方式很多，比如优先选择本地当季食物，支持资源共享和再利用，以及倡导环境气候教育等等。每个普通人的影响力都有无限的潜力，从日常生活方式到国家政策推动。只要行动，我们就可以看到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