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如果当年我没选那条路，会不会更好？”电话那头，老徐的声音飘过来，带着一丝疲惫和不甘。我愣了一下，没接话，也不知道该接什么话。放下电话，我点了根烟，仰头望着窗外的天空，心里一阵发闷。
1976年冬天的记忆像一部旧电影，在脑海里一幕一幕放映出来。那年，我们仨——我、老徐、老赵，同批从洛阳入伍。这事说起来挺巧，谁也没想到命运会把我们绑在一起。那时候，谁不是一腔热血，觉得穿上军装，人生就会不一样呢？
老徐家在洛阳城外的一个小村子，家里穷得叮当响。他是家里的老大，底下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都是嗷嗷待哺的年纪。听说他参军那天，全村人都跑来送行，队长还送了他一双自家织的布鞋，说：“当兵好好干，别给村里丢人。”
老赵和我们不一样。他是城里人，父母都是国企干部，家里条件算是不错。记得新兵集训的时候，他总爱拿一块上海牌手表在人前晃悠，惹得老徐羡慕地直咂嘴。我呢，家里在宜阳山区，父亲早年因病去世，母亲一个人种地养活我和妹妹，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说到底，我们仨，都是农村娃，只不过老赵走得稍微远了点。
新兵连的日子很苦。三个月的训练，跑五公里、扛圆木、摔擒拿，天天搞得腰酸背痛。老徐是个实诚人，咬着牙从不喊累。他身体不算强壮，但倔得很，跑步常常跑到最后一个，却从来没掉过队。老赵不一样，他身体素质一般，但脑子活，没多久就被连长看中，调去团部当文书了。
三个月后，我和老徐分到了炮兵团，老赵则去了团里的政治处。虽然分开了，但我们三人常在饭后坐一起聊天，说些家乡的事，说些未来的打算。那时候，大家都年轻，心里装着的是对未来的期待，谁也没想过，这条军旅路到底会把我们带向何方。
。1980年，我和老徐一起被送去参加干部集训，结业后都当了排长，工资涨到了52块。记得第一次发工资的时候，老徐乐得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说：“这下好了，家里的日子能宽松点，我妹妹的学费不用愁了。”我听了心里一酸，因为我也有个妹妹，正在读高中。
再后来，我们仨的路越走越远。我被调到了侦察营，老徐留在炮兵团，老赵则被派去北京的一家军工研究所。再见面时，老赵已经变得和以前不太一样了。他穿得很讲究，说话也带了点城里的腔调。老徐还是那副实诚样，见了老赵总是笑呵呵地喊：“赵同志，你现在可成大干部了！”
2001年，是我们命运的分水岭。那一年，我和老徐同时转业。我的妻子在省直机关工作，凭着妻子的关系和自己的考试成绩，我顺利进了省委机关，而老徐却被分到了县里的公交公司。
记得那天见面，老徐憋了一肚子话，最后就憋出一句：“唉，算了，哪里都是干活。”他扯着嘴角笑了笑，但我看得出，那笑里藏着一股子苦涩。
老赵是第二年转业的。他选择了自主择业，没像我们一样接受分配。当时我还劝他：“咱们干了半辈子军人，图的就是安稳，别折腾了。”他却摇摇头，说：“我想试试，万一成了呢？”
老赵的选择让我们都捏了把汗。他先是在一家新材料公司打工，后来索性自己开了个厂子。可现实没他想得那么简单。头几年厂子经营不善，赔了不少钱，连家里的积蓄都搭了进去。他妻子一气之下带着孩子回了娘家，家里闹了好一阵子。后来我们见面时，他头发白了不少，但还是咧着嘴笑着说：“没事，慢慢来，总会熬过去的。”
和老赵相比，我的日子算是顺风顺水。在省委机关里，我一步步从科员干到副厅级，2015年退休，退休金每月9000多。而老徐呢，他在公交公司干了十几年，兢兢业业，最后当上了经理，但退休后每月只有4000多的退休金，还要照顾体弱多病的妻子。
老赵的厂子那几年一直不景气，但他倔得很，谁劝都不听。记得有一次聚会，他喝醉了，拍着桌子喊：“我不信干不成！军人就得有股不服输的劲头！”说完，眼圈都红了。
去年秋天，我们仨约了一次见面。地点是老徐家开的杂货铺。说是铺子，其实就是他家门口的一间屋子，摆了几排货架，卖些日用品。老徐头发白了不少，但看起来还算精神。他见了我们，端上来两杯热茶，笑着说：“别嫌寒碜，家里就这条件。”
老赵那天显得很沉默，喝了几口茶，忽然叹了口气，说：“我厂子最近又出了问题，订单被人抢了，资金也周转不过来。”老徐听了，拍拍他的肩膀，说：“兄弟，别急，总会有办法的。”
老赵点点头，转头看着我，说：“老张，你过得最好了吧，副厅级干部，退休后还能到处旅游，真是让人羡慕。”我摆摆手，心里却有些不是滋味。
几个月后，老赵的厂子终于撑不下去了。他把厂子转让给了别人，自己却一病不起。我们去看他时，他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眼神却明亮得让人心疼。他拉着我的手，说：“这一辈子，我没什么后悔的。虽然没干成大事，但我尽力了。”
老赵去世的消息传来的那天，我正在家里练字。听到电话里的声音，我手里的毛笔一下掉在了纸上，墨水洇开了一大片。我站在那里，许久没动。
人生几十年，谁没有几段坎坷呢？我们仨，走过了不同的路，经历了不同的命运，但每一段路，都走得踏踏实实。老赵说得对，人这一辈子，尽力了，就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