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文明基础,个人计算机、互联网、移动、人工智能,每一个世代都原生于新的技术。
人类历史上经历了多次技术革命,信息技术革命与以往最大的不同之处,是科技创业者在其中发挥了核心作用,科技七雄全部从初创企业成长起来。个人可以用技术改变世界,科技创新成为一种大众可以参与的活动,伴随而来的还有创业的民主化,让技术以快于以往的速度向全世界扩散。
信息技术革命在二战末期孕育,自二战之后开始,并且伴随着冷战而展开。1950年代和1960年代,计算机、半导体和网络技术,都在五角大楼、美国政府和IBM这样的大企业里集中使用。
进入1970年代,信息技术开始真正走向大规模应用和消费市场,从技术革命变成一场产业革命,目前比较公认的标志是从1971年的第一个微处理器算起。同年,美国电子和半导体记者Don Hoefler写了一组专题文章,《美国的硅谷》(Silicon Valley,USA)。从此,硅谷这个名字流行开来,之后半个世纪一直扮演着技术革命策源地、实验室和加速器的角色。
1972年,KPCB与红杉两只硅谷最早的风险投资基金在沙丘建立,直到1975年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成立,里面出了个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他们当年就创办了苹果公司。之后硅谷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但是,硅谷的历史,并不仅仅是由科技、初创公司和风险资本书写的。从1970年代到1990年代的个人电脑和互联网两次技术浪潮,背后还有一股力量,即社会和文化的力量。
如果从1971年回归,我们可以发现,当今数字文明中所有重要的思想都已经产生,而这些思想借着1960年代美国的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势头,在美国迅速传播。那些离开大城市,返乡归土的嬉皮士们,开始寻找可以赋能自身、改变世界的工具。其中最重要的工具,就是个人计算机。
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中国)的个人计算机及互联网,是反主流文化运动的直接产物。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说:“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嬉皮士。”
布兰德最重要的一个标签,似乎是出现在乔布斯2005年在斯坦福的演讲中,他称布兰德创办的《全球概览》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圣经”,印刷品时代的谷歌。
实际上,年轻的乔布斯是布兰德的信徒,像成千上万名嬉皮士一样,他在乡间公社营地里阅读《全球概览》。他在演讲中提到布兰德,就是想得到有他签名的《全球概览》最后一期,封底写着:Stay Hungary, Stay Foolish。
《全球概览》连续出版于1968-1971年,但是它的后续出版物,包括《连线》杂志,在线社区WELL,以及全球商业网络,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成为个人电脑、互联网技术革命的先知;他们激发的科技托邦理想,催生了美国新经济,也为美国互联网泡沫注入了强大的情绪动力。
布兰德所属的沉默的一代,是读着凯鲁亚克和罗伯特·海因莱因长大的。他们能把1950年代垮掉的一代与1960年代反主流文化运动结合起来。
沉默一代和婴儿潮一代长大成人,他们处于美苏冷战的核恐怖之下,国家成为巨大的战争机器。他们在战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长大,却发现在一个由技术和工业理性所决定的世界里,他们正在和即将步入一个巨大的等级系统之中;他们生活在一个物质主义的世界里;生态危机开始警醒人类;当他们想表达自己时,却受到了现存体制的压抑。沉默的一代不想沉默,婴儿潮一代进入青春期,他们开始寻求自己的灵魂。
属于沉默一代和婴儿潮一代的文化,只能以反主流的形式出现,从边缘开始生长。垮掉派的代表人物,都来自社会的底层,成长于主流之外,居无定所和四处漂泊变成了一种生存状态,他们通过小说、诗歌、艺术和新的媒体技术闯入了殿堂。最底层的人物通过反叛,变成了新的文化精英,尽管仍然遭到主流文化的攻击。
年轻时期的布兰德,混迹于纽约和旧金山,这里汇集着垮掉派、反主流文化者、嬉皮士、艺术家、以及各行各业的“波希米亚人群”,像是在一个巨大的主流文化和建制体系中,有一处”法外之地”。在纽约的艺术家组织USCO中,布兰德为其拍摄和制作多媒体艺术作品。他们沉浸于维纳、麦克卢汉和富勒的著作中,相信媒体技术不仅是人体的延伸,而且能把这个世界连接成一个“地球村”。
反主流文化者想要把自己从主流文化和建制系统中解放出来,他们告别城市,走向乡村和原野,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过上了公社集体生活。而在精神上,他们寻求建立和扩展新的意识。为了向嬉皮士们提供服务,布兰德创办了《全球概览》,帮助公社生活中的嬉皮士们“获得工具”。其中就有维纳的著作和惠普的计算器。
在嬉皮士们看来,迷幻药(LSD)和计算机都是工具,用来增强人类意识能力;扩大体验空间的技术,都是意识的转换器(consciousness transformer)。微处理器出现之后,1972年,布兰德提出计算机是一种新的迷幻药,是一种能打开意识和开放社会的新的微型技术。也正是这一年,布兰德开始提出“个人计算机”(Personal Computer)。
在维纳控制论(Cybernetics)的影响下,科技界把人类的认知理解为信息处理过程,类似于计算机的运作方式,这种计算隐喻和科学哲学,特别是人与机器共同创造的新领域,日益通过科幻和科普进入到主流文化当中。嬉皮士们发现,在现实的和物理世界之外,还有一个赛博(Cybernetics)的世界。这也是科技精英和嬉皮士们共同向往的世界 。
反主流文化出现了新左派和新公社主义的分野。新左派走向了政治,走向了街头抗议、民权运动、环保组织,融入了进步主义,而新公社主义走向了科技。布兰德创办的媒体、组织的活动、运营的社区,汇集了新公社主义者和美国主流科技机构里的技术专家。一场反主流文化与社会运动中所产生的能量,在硅谷转向了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技术革命,布兰德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本书作者马尔科夫认为,“硅谷”这个名字,以及《全球概览》诞生于同一历史时刻,绝非偶然。如果说硅谷后来“一直吸引着塑造世界历史的各种力量汇集于此”,布兰德正是这种汇集力量的真正开拓者、创业者。
布兰德是一位真正的超级个体。他没有任何人生的设计,追随自己多变的兴趣、不羁的好奇心,总是站到时代的前沿。“当时最优秀、最聪明的那一批人,正在离开各类传统机构,主动出击,去创造全新的天地。” 一位年轻人遇到如此时代,凭着直觉投身其中,其实是最好的人生。
他思考漫游,动手干活,那个时代的所有重大事件,都有他的影子:恩格尔巴特的“Demo之母”,斯坦福AI研究所,施乐PARC,黑客大会,开源运动,MIT的媒体实验室 ,互联网社区,新经济。布兰德提出的“信息渴望自由”,对后来软件开源运动,以及互联网免费服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他不但预见了未来,还创造了未来。与他同时代的人们发出惊叹:“他总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最关键的时刻出现。”
布兰德是科技媒体的先驱。《全球概览》启蒙了硅谷。他们为大众文化提供了计算机和网络空间的隐喻;他们把数字技术思想、实验室中的人机交互技术转换为大众文化表达;布兰德把微型计算机称为个人计算机,让人与计算机之间建立了情感连接,互联网被称为虚拟世界,赛博空间被称为电子前沿(frontier),等等。
他对这个世界直觉性的思考,许多表现为他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至今还没有拍到一张整个地球的照片呢?”布兰德以一己之力发起了一场游说,NASA公布了照片,并且登上了《全球概览》的封面。人类就像第一次看清了母亲的容颜。这张照片改变了世界。它激发了席卷全球的环保运动,产生了地球日,世界公民,还有人类文明走向星际的探索。它也让人们思考自己在这个孤独渺小星球上的意义。
相对于硅谷的硬科技,布兰德代表了硅谷崛起背后的“软实力”。一部关于布兰德的记录片里称他是“赛博文化的达·芬奇”。从艺术到技术,从代码到密码,从硅基碳基,布兰德不是寻求答案,而是创造回答。“我们应该提出什么问题,才能让问题本身不断地去提出有用的新问题。”布兰德视学习为一种能够掌握任何知识的能力,“学习本身就是目的”。这帮助他对前沿领域敏锐地产生直觉,并能跨学科地组织社区和论坛,集成了赛博文化。
1996,正当互联网取得全面胜利,反主流文化的技术乌托邦正在实现时,布兰德又做了一件“反主流”的事情,他和并行计算的开拓者丹尼.希利斯共同创办了恒今基金会。一反技术所追求的“更快/更廉价”的思维,他们想在整个人类文明长度的时间线上,去求索和创造那些“更慢/更好”事物。布兰德要用基因技术复活地球上消失的物种,用万年钟去提醒人类文明脆弱性,以及它的寿命。
《全球概览》所倡导的“获得工具”,今天已经实现。人类在获得工具的同时,工具也在获得人类。数字世界已经重新集中化了。布兰德开始受到批评,似乎他当初所倡导的解放个体的技术乌托帮主义,最终演变成了反噬个人的反乌托邦。赛博空间出现了新的垄断者和集权者。
而新一代的去中心化者又开始从布兰德那里寻求指点,加密货币社区要从反主流文化中获得合理性,区域链要成为新的工具。
从布兰德的人生之路,可以看到的轨迹正是当代数字文明兴起的“轴心时代”。硅谷盛产富豪,不乏巨头,布兰德则是硅谷工具中的灵魂。
(此文为《谁是斯图尔特·布兰德》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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