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在苏德战争中很有建树的朱可夫，其荣誉光环中也隐藏着他的一个重大失误。那就是他曾坚决否定在苏军中建立自上至下的集中统一的后勤指挥与保障体系，从而扩大了苏军在战争初期的惨重损失。
1934年春，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最高会议，研究苏联红军的建设和编制体制问题。会议由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主持。
当时的总参谋长叶戈罗夫第一个发言：
“红军现在的后勤体制，是国内战争时期的体制。如果现在还让军队的后勤指挥与后勤保障由总参谋部和各级司令部负责，已经不适应军队建设和作战的需要。我建议，后勤指挥与后勤保障的组织计划从各级司令部分离出去。”
一向与叶戈罗夫意见相左的巴格米拉扬洛夫大将立即站起来反对，他说：后勤只不过是一种吃喝拉撒睡的事务性工作，根本用不着另立门户。
两种对立意见争论了半天，谁也说服不了谁，斯大林只好宣布休会，说以后再议。
5年后，叶戈罗夫在大清洗中被杀害，从此，再没有人敢提后勤体制这个问题了。
在当时这场斗争中，朱可夫只是一个师长，尽管他极力推崇巴格米拉扬洛夫的观点，但影响力还是有限的。然而，1941年2月他当上了红军总参谋长后，那他的观点就至关重要了。
自然，他没有改变观点，而是运用他的权力极力维护后勤指挥和后勤保障置于各级司令部之下的体制。这样，直到苏德战争爆发前，苏军就一直没有建立从上至下的集中统一的后勤指挥与后勤保障体系。
朱可夫在紧要关头“一问三不知”
1941年6月22日拂晓，法西斯德国在苏联边境1800多千米的地段上，出动190个师，向苏联发动了大规模的突然袭击。
前线工作千头万绪、堆积如山，其中后勤保障的矛盾尤为突出。总参谋长朱可夫坐在位于莫斯科市中心地下几十米深的巨大的指挥中心里，每天睡觉时间都未超过3个小时。
红军供应部长赫鲁廖夫将军闯了进来。他手里拿着一大堆各方面军、还有集团军发来的要求补给物资的几十封特急电报。他一边报告，一边一份份地把电报递给朱可夫看。
朱可夫没等供应部长报告完，就不耐烦地说:“别念了，你有什么要求?”
供应部长说：“希望总参谋部能通报各部队在什么地方需要什么物资，以便我们组织供应。”稍停顿一下，紧接着补充说，“前几天我们曾组织中央基地给各方面军和几个集团军送去了一些物资，除找到第10集团军的部队以外，其余部队都找不到地方。”
疲惫不堪的朱可夫听罢摇了摇手说：“无可奉告。现在许多事情忙不过来，部队究竟需要什么，要多少，运送到哪里，我不得而知。”
朱可夫的“无可奉告”，无疑给前线部队带来了更大的灾难。
朱可夫断然宣称：我不同意组建总后勤部
7月27日晚，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召集国家和军队的最高会议，专题研究如何改进军队的后勤保障问题。
国家和政府分管军队后勤保障工作的是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米高扬。
会议刚宣布开始，他就迫不及待、开门见山地对朱可夫说：“战场上红军的后勤保障极糟，看来不建立红军总后勤部和各级后勤部是不能适应战争的发展。这是我起草的一份建议草案。”
说着，便把他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起草的，关于组建红军总后勤部、建立战时红军后勤组织体制的建议草案交给朱可夫。
米高扬所说的前线红军后勤保障极糟，一点也不为过。前线各级司令部为了扭转屡遭失败的被动局面，都陷于作战指挥而不能自拔，根本没有精力抓司令部兼管的后勤工作。究竟急需保障什么，优先保障谁，不仅总参谋长朱可夫对全局不得而知，就连各级司令部的参谋长对本部队也不得而知。
结果各有关后勤部门都盲目地争先向前线运输物资，往往前线急需的没有运送上去，不急需的物资送上去了又用不上；许多车队按原指定的地点送去，结果这些地方早已被德军占领了，车队连带物资都成了德军的战利品，整个战场后勤保障一直处于无人指挥的混乱状态。
但是，当朱可夫看完米高扬的草案后，却当着斯大林的面断然宣称：“我不同意。草案的制定者们是想让后勤压倒总参。”
两天后，斯大林把朱可夫调往前线，去指挥预备队方面军。
朱可夫到前线后，亲身体验到了后勤保障的复杂、艰难和重要。为此，他亲自起草了一份关于加强后勤工作的指示。
仅仅是对后勤工作的偏见吗？
朱可夫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坦率地承认了他曾不同意后勤保障体制从总参谋部分离出去是他的失误，但他把这个失误的根源归咎为对后勤工作存有偏见，恐怕过于轻描淡写了。
朱可夫不同意后勤保障分离，同时他又对后勤保障的组织计划无可奉告，说明了他品格上的缺陷。
一个伟大的军事家应该胸怀坦荡，不应把获取个人权利的大小作为决策的基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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