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11日，大白新闻【记者/林红】独家获悉：“革命小闯将”、“小学生事件”当事人黄帅因癌症于昨天（10日）下午在北京朝阳医院去世。
这则消息犹如平静湖面投入一块石头，一时间在海内外泛起层层涟漪。
年轻人可能会问“黄帅是谁”？而上了年纪历经文革洗礼的人对这个贴着“革命小闯将”标签的女红卫兵仍记忆犹新。
小小少年逞“英雄”
黄帅，女，汉族，1960年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其父亲195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物理系，当时是中科院一名研究人员，母亲则是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学者。
如果一切正常的话，黄帅应该和大多数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一样读书，上大学，工作，结婚生子平平凡凡一辈子。
然而，特殊的时代，叛逆的年龄，被别有用心的人“发现”和“栽培”，她的人生因为一封信瞬间改变了……
事情要从1973年说起，那年黄帅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读书。
当时的班主任齐鸿儒是个年轻老师，为了锻炼学生的写作能力，他让全班同学都写日记，要求写出心里的话。
十三岁的年纪，思想还是个懵懂状态，心思藏不住。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自然而然在日记中记下了真实的想法。
小学五六年级的孩子，自然都比较闹腾，当时黄帅班上有个同学便没忍住，上课时做了些小动作，结果被齐老师发现并狠狠的批评这个同学一顿。
这一切被黄帅看在眼里，于是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今天，××没有遵守课堂纪律，做了些小动作，老师把他叫到前面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
老师，这句话你说得不够确切吧，希望你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说话多注意些……
事情就是这么巧合。两天后齐老师检查学生日记作业时，黄帅的这篇日记立马引起齐老师的注意。
“提意见纯粹是为了拆老师的台，降低老师的威信”。
出于维护教师尊严的目的，接下来两个多月时间内年轻气盛的齐老师多次对学生们说：
“对黄帅的错误要批判，不要跟着她学，要和她划清界线”。
这使黄帅心里非常难受，不仅白天不能集中精力上课，晚上睡觉也经常会做噩梦。
黄帅的父亲当时是中科院的研究员。他怕事情继续下去会影响女儿的学习，就领着女儿来到海淀区教育局反映情况，并希望能给女儿换一个班。
接待他们的一位同志听了这对父女俩的诉说，也觉得那个老师做得太过分了，并一连说了几遍“师道尊严，害死人”一类的话。
但换班的事情，最后还是没有换成。
不久后的一天，黄帅偶然在《北京少年》上看到一篇报道：
说有一个小学生和老师产生了矛盾.在自身力量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就给《北京少年》写了封信，诉说了自己的苦恼与无奈。
杂志社收到他的来信后十分重视，立即派记者到他们学校，找写信的同学和那位老师分别谈了话，使他们的矛盾及时得到了解决。
最后，他还和老师成为了朋友。
当时黄帅家里订着一份《北京日报》，受这件事启发黄帅觉得若给报纸写信，问题许会解决得更快一些。
于是，她便给《北京日报》写了封600字左右的信，她在信的末尾写道:
“我是一个红小兵，热爱党和毛主席，只不过是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在了日记上……究竟我犯了啥严重错误？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
对于黄帅来说，写这封信的目的不过是希望解决她和老师的矛盾，好安心学习。
况且，她原来并不知道什么是“师道尊严”，这个词，还是她和父亲去教育局反映情况时第一次听来的。
没想到，正是“师道尊严”这四个字打动了《北京日报》编辑部某些领导敏感的政治神经。
编辑部派记者采访后，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为题，于1973年11月24日在北京日报社编印的第673期《内部参考》上刊发。
内参全篇分三个部分：编者按、来信全文、日记摘抄。其中日记共摘抄了六篇：1973年9月5日、7日、28日三篇；10月13日、18日、19日三篇。
恰恰在这时，江青集团正好需要在教育界树立一个“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典型。
内参刊发后，黄帅这封六百字左右的信立即成为了江青等人的突破口。
江青指示亲信迟群、谢静宜直接找到黄帅，鼓励和支持她：“不是你和你老师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事”。
他们指令《北京日报》立即予以刊发。
1973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黄帅的来信。
“编者按”称“这个12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
《北京日报》同时还刊发了黄帅的六篇日记摘抄。当时，黄帅还挺纳闷：
我的这几篇日记只交给了老师，怎么也被公开发表出来了呢？
1973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转发了《北京日报》的文章。
当天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也全文播发了她的信和日记。一场所谓的“教育革命”，就这样在全国开展了起来。
时势造“英雄”，一夜之间黄帅也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
此后，北京和全国其他地方的报纸相继宣传了黄帅这个“反潮流典型”，给本来就被“四人帮”搞得极为混乱的教育战线火上浇油，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用坚韧直面人生“挑战”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16岁的黄帅也同全国人民一样，兴高采烈地投入到了庆祝这一历史性胜利的各项活动之中。
可是不久之后，她就感受到人们看她的眼神有点异样了：
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经常会遇到有人骂她是“小爬虫”、“四人帮的小爪牙”，甚至往她身上吐口水、丢砖头……
连她正上小学三年级的妹妹也受到了她的“株连”，经常遭到无辜的谩骂和殴打。
事情的发展越来越严重，那时候黄帅的母亲还在河南的“五七干校”，仅仅因为她是黄帅的母亲，就被迫写了几十万字的检查。
由于身体有病等原因，多病的妈妈从五七干校回到了北京。可是回来没两天家里就出现了变故：
爸爸因为那封写给《北京日报》的信（就措词的准确性和成熟度而言，那封以黄帅名义发出去的信很难让人相信大人没有参与其中）被隔离审查。
审查期间，上级工作组调查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在一份内部文件中发现“相关人员拟任职务的材料”涉及黄帅的名字和拟任职务，
种种“莫须有”的材料汇总后，处在隔离审查期间的黄父，后来被开除了党籍和公职，同时还被关入监狱……
一天，她和妹妹在楼下听到一个男孩子，说：“你们的爸爸死了!”
姐妹俩当时就吓哭了。
妈妈也因为家庭变故彻底病倒了。这样一来，初中还未毕业的黄帅就成了这个家庭的主要支撑。
面对自己和全家正在经受的苦难，黄帅一遍遍对自己说：
“黄帅呀黄帅，你就是这个家的支撑了。你再倒下，这个家顷刻间就会家破人亡。”
身陷牢狱的父亲也不断托人给心爱的女儿捎话：
“小帅，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可以使你倒下，这个人就是你自己；这个世界上也只有一个人可以使你挺立，这个人还是你自己。你一定要坚持住，有什么事就往爸爸身上推……”
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南西北风。生活的磨难不仅没有把这个十五六岁的姑娘打倒，严酷的现实反而使她变得更加坚强。
有时，她被人欺负了，实在感到太痛苦，就把自己关在厕所里大哭一场。然后洗把脸，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晚上睡觉前，她会用一根铁丝将窗户缠死，因为她怕自己会一时想不开，从楼上跳下去。
就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黄帅埋头学业不退却，甚至一个学期没有耽误过一天课。
当然，让黄帅变得坚强的，除了父亲的鼓励外，还有来自不少好心人的关怀和帮助。
那时，她们家的煤气没有了，只要听到她和妹妹搬动煤气罐的声音，同住一栋楼的叔叔、阿姨们就会开门出来，抢着帮她们把煤气罐搬到楼下换好后再抬到楼上。
还有同班的几位同学，每天都会陪着黄帅一起去上学、放学，甚至一些暗中飞来的石头常常会落在她们身上。
在最艰难的时刻，老师的关心也给她以莫大的鼓励。
黄帅记得一天早上，他走进校园第一眼就看到校门口贴着‘打倒黄帅’的刺目大字报，
一位老师扯下大字报拍着黄帅的肩膀温和地说：“在我眼里，你还是一个好学生……”
1979年1月，黄帅以优异成绩完成了中学学业，成绩册上，她除英语在高二第二学期的成绩是“良”外，其余全是“优”。
然而，此时社会上对她的偏见依然存在。
紧张的高考复习开始了，而此时的黄帅却已是心力交瘁，状态糟到了极点，根本无法集中精力复习功课。
已被定成敌我矛盾、在单位负责打扫厕所和大院的父亲见到女儿这种状态，不知道怎样安慰女儿才好，就在女儿的案头写下了八个大字：“沉着应战，一定胜利!”
黄帅终于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高考中取得了320分的好成绩。
不过高校录取新生时还是出现了一段“小插曲”：
黄帅当年报考的是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招生办看到黄帅的学生档案时感到无法定夺，就作为特殊情况上报给了时任中宣部领导的胡耀邦。
胡耀邦说：
“黄帅考了320分不录取，小孩子犯错误，能让她自己负责吗？有的同志就没有大眼光。黄帅如吸取教训，四五年后也可能了不得。一个人有正反两方面经验，就很了不起。”
1979年9月5日，黄帅如愿跨进了北京工业大学的校门，开始了人生新的旅程。
新的生活开始了，但父亲的问题仍像一块巨石一样，压在黄帅的心头。
令她感到悲哀的是，自己出名时，学校也好，记者也好，某些政治人物也好，都说“黄帅是我们培养和发现的”。
但当她落难以后，所有的人都跑了，没有一个人出来承担责任，责任全部被推到了她本人和她一生从事科研工作、无职无权的父母身上。
这使黄帅觉得很对不起自己的父母，特别是父亲。
黄帅忘不了，她小时候，是父亲为她亲手制作了一张小床；在她羡慕别的同学穿上的确良衣服时，又是父亲为她亲手缝制了一条的确良的裤子；母亲在干校劳动时，还是父亲为她蒸出了开口笑的馒头……
1981年1月1日，大学期间的黄帅大胆地给胡耀邦写了一封给父亲平反昭雪的信。
没过多久，胡耀邦就对黄帅的信作出了批示。
1981年3月，中纪委的一位负责同志分别找到黄帅和她的父亲谈了一次话，并派调查组对“小学生事件”进行了全面的调查。
最终，黄帅的父亲终于被平反了，不仅恢复了党籍和公职，还补发了工资。
用奋斗书写精彩“人生”
1984年9月，黄帅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北京计算机技术研究所工作。
两年后，不甘寂寞的她也和那个时代的不少年轻人一样，加入了浩浩荡荡的“留学大军”。
1986年，黄帅先是申报了美国和德国多所学校的研究生。不久，她就收德国一个大学研究生院发来的录取通知书。
可偏偏鬼使神差，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她改去了日本。
对黄帅来说，在日本的留学生活是紧张的，但也谈不上艰苦。与其他吃过苦的同学相比，她不曾在料理店洗过碗，不曾住过三四平方米的小屋，亦不曾受到学费的重压……
不过，她还是流下了不少的泪水，承受了漫长的孤独岁月。比如她租住的地儿曾因洗衣机故障发过一次大水，楼下的房东咚、咚、咚地跑上楼来，把门砸得震天响。
十万火急之下，她从床上一把抱起家里仅有的一床被褥投入水中，一边跪着堵水一边流泪……
当天夜里，她躺在硬床板上，身上盖着一条床单，床单上压着她当时所有的衣服。
半夜三更里一动也不敢动，因为只要一动的话，身上的“被子”就会必“碎”无疑，那一夜她又流了不少的泪。
跌宕的人生多磨难。1993年春黄帅着手准备毕业论文。可偏偏就在答辩之前，她在洗澡间滑倒，摔伤了背部。
医生给了她几片镇痛的膏药，回家后她对着镜子，试贴了好几次，均以失败而告终，因为她的两只手怎么也够不着疼痛的部位。
她趴在床上痛哭起来，终于体会到了什么是“云山万里别，天地一身孤”。
但第二天一早，她仍坚强地从床上爬了起来，并顺利地完成了论文答辩。会场中竟没有人发现她有什么异样。
在拿到日本东京大学的硕士文凭后不久，黄帅凭个人工作能力到日本三和综合研究所工作，
期间遇到了一个同在日本留学的山东男孩，两人顺其自然地谈恋爱，结婚、生子，开始了自己的家庭生活。
享受平凡家庭的“亲情”
在日本呆了10年，黄帅一直有回国的想法。有一次，她回国和母校的出版社社长长谈了一次，社长说我们现在缺编辑你能来吗？
1996年12月，她终于结束了在日本十年的“洋插队”，带着对母校的深深怀恋，如约成为北工大出版社的一名编辑。
不过自从有了儿子以后，黄帅对自己的人生又有了新的感悟，并且逐渐把回归家庭成作为她生命的“新追求”：
比如，儿子要钻家附近工地上的水泥管，她就会从家里拿来墩布，将水泥管里的土擦干净让儿子去钻；
夏天，她因担心空调会对儿子的身体有伤害，就会一宿一宿地为儿子扇扇子；
喂儿子吃饭，每口她都要在小勺上精心地布局：米饭垫底，肉、蛋放在中间，再在上面放上蔬菜，力求做到勺勺营养均衡；
儿子笑一下，她就会觉得已看到了世界上最美丽的花在吐蕊；儿子哭一声，她就会紧张得不知所措；
每天她都会对儿子说上几十遍“你是妈妈的命根子”，少年时代的“冲”劲早就荡然无存。
直到有一天，她因为忙而忘了对儿子说“妈妈是多么爱你”一类的话，儿子竟莫名其妙地表现得非常不安。
丈夫知道后就对她说:“这都是你平时对他太过溺爱的结果，这样下去怎么得了!”丈夫的话给了她很深的触动。
她想自己也许真的需要一点母爱形式的改变了，所以当别人问她在忙些什么的时候，她经常会笑着说：“我正在学习怎样做一个好母亲。”
不仅对儿子对丈夫有深深的眷恋，黄帅对父母的感情也极深厚，常有人这样问她：你为什么不改名？这样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那她就会告诉你：“这个名字是有些来历的，不能改。”
原来，黄帅一生下来曾是一个不会啼哭的“死婴”。后在暖箱里呆了很久，才总算活了过来。
父亲说，应该给这个女娃起一个强有力的名字，不然的话，像她这么一个孱弱的小生命说不定就会夭折了。
于是她就有了一个硬邦邦的、像男孩子的名字——黄帅。
幼时，她体弱多病，父母带着她几乎走遍了北京各大医院。为增强其体质，7岁时，父亲还教会了她游泳。
除一般家庭都有的骨肉之情和哺育之情外，黄帅和父母之间还有着一层患难与共之情。
留学时，她曾和父亲谈起日本的各种商业诱惑，父亲曾嘱咐她道:“千万别让你的宝贵年华被钱赚去。”这对黄帅世界观的形成，可谓影响深远。
在谈到母亲时，黄帅说那是她的空气和海洋。她在日本留学、工作10年，几乎没有一天不想到妈妈。
回国后，黄帅不论多忙，每周都要带儿子回家看望父母一次。有时她会把自己写的文章拿给父亲看，如果老人家太累了，她就会依偎在父亲身边，读给他听。
天伦之乐，弥足珍贵。
黄帅的妈妈是个足球迷，所以她每次回家都忘不了给母亲买份《足球》报。
看电视，儿子要看动画片，母亲要看足球赛，老小常为选台上发生矛盾。
为让妈妈看好足球赛，黄帅就又给家买了一台大彩电，放在父母的卧室里。这样母亲就不用和外孙争抢电视看了。
回归家庭，回归亲情，黄帅在奋斗数十年后，终于在家庭的港湾里，找到了自己人生的和平与安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