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若
编辑：苏文
来源：苏说财经
1999年4月，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出版了一本引得万人空巷的理财书——《富爸爸穷爸爸》，一时间，大大小小书店被紫色覆盖。在这之后，该书连续6年高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时至今日销售势头仍然有增无减，创造了通俗理财读物销售神话。
“储蓄是失败者所为”、“要懂得如何让钱来替你工作，而不是为了钱而工作”、“富人买入资产，穷人只有支出”、“穷爸爸努力存钱，富爸爸不断投资”……无数经典语录撩拨着每个读者发家致富的梦想，恨不得立刻用钱买股票、买基金、买债券，然后幸福地看着财富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钱生钱，这样美好的愿望，每个时代的人都心向往之，但却并不是每个时代都有像如今这样便利的条件，公开透明的信息，琳琅的理财产品。
事实上，在大洋此岸的中国，投资理财仅仅发展不足40年，回首这段“钱味”历史，会发现这是一部为国人追求财富的成长史，同时也是辛酸史，会发现那时候的人们为了理财有多么努力和拼命……
1988年4月的一天夜里，初春的上海依旧寒气逼人。在上海前往合肥的火车站月台上，有一位40岁左右、身材肥壮、形神有点鬼祟的的中年人，穿着一身旧棉袄，怀里还抱着一个旧黑包，里面揣着他的全部身家2万元以及从亲友处借来的9万元。
中年人的名字叫杨怀定，他即将要坐13个小时的火车前往合肥收购国库券，他的心情激动又忐忑，激动的是他发现了别人不知道的赚钱门道，忐忑的是他此行孤注一掷买的是“国库券”。
毕竟投资国库券不是那个时代的潮流，他还不十分确定这样做能不能成功。1981年，中国首次发行国库券，当时规定不能抵押、流通和买卖，当时的人没觉得这是个理财产品，反倒是“烫手山芋”。有些工资用国库券抵的公务员为了补贴家用，会悄悄以9折低价转让。
直到1988年，中央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宣布：经国务院批准，国库券可以自由买卖流通。这也意味着国库券可以由死钱变活钱了，可以流通了！
爱读书、爱看报的杨怀定第一时间看见了这则新闻，他或许没有意识到，这是中国金融史上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但熟读《子夜》的他敏锐地察觉到这里面有“高低价”。
杨怀定是个很有自尊心的人，初中毕业的他在上海铁合金厂当仓库保管员，业余也干点推销的活，自然比厂里的其他工友都有钱。然而有一次，杨怀定管理的仓库有价值数万元的铜锭被盗，保卫科马上怀疑他监守自盗，公安局甚至来人把他关进了拘留所。
自尊心受到万点暴击的杨怀定毅然地辞去了这个铁饭碗。失业的杨怀定除了积攒下来的2万元，一无所有，如何实现钱生钱是摆在他面前的最大问题。当时唯一主流的理财方式就是把钱存放到银行，为此他还专门写信问过银行年利率，据当时12%的利率计算，2万元存银行，一年就有利息2400元，是他年收入的3倍还多。但很快，他就看到了国库券这个更有赚头的理财工具。
当国库券开放买卖与失业的杨怀定结合在一起，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国库券在上海放开买卖的第一天，敢闯敢拼的杨怀定一早赶到西康路101号以104元的价格买了2万元年利率15%的国库券，当天下午居然涨到112元，杨怀定赶紧卖了。仅一天的买卖交易，他就赚了800元，相当于他一年的工资。尝到甜头的他，一发不可收拾，到处询问各地的国库券价格，希望发现更宽的价差。
彻底放弃银行存款的他，瞄上了国库券价格只有96元的合肥。于是有了本节开头的一幕。
杨怀定向合肥当地银行低价收购了10万元国库券后，一宿不停歇地又赶到上海卖掉。第一次倒卖，他挣了1060元，是当时上海工人人均工资的5倍左右。
杨怀定不淡定了，休息了一天后，他又穿上旧衣服，跨上旧皮包，再次连夜赶往合肥……仅合肥和上海两地的第88次列车，就坐了数十次，赚的钱从1000元、6000元、10万元再到100万元。之后，他又将倒卖范围拓展到7个城市、52个城市，足迹遍及全国，最远去过新疆、黑龙江。
为了路上资金安全，也为了给暴富的自己“留条后路”，杨怀定特意去上海公安局请了两个警察当保镖，轰动整个上海滩。杨怀定越来越有名，甚至惊动了朱总理，“去查查这个杨百万的资金，如果没有问题，不算犯罪。”
结果是没罪！
在20世纪80年代，有一句家喻户晓的话“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像杨怀定那样利用信息不对称进行倒买倒卖的人很多。小的像王石这样的倒卖玉米，夸张的像牟其中那样的倒卖飞机，而很有理财天赋的杨怀定做的是倒卖国库券的生意。
但在资讯发达的今天，利用信息不对称发财的机会越来越少，这是时代发展的趋势，不必感慨生不逢时。历史不能重来，就算是重来了，在没人告知这只螃蟹是美味还是有毒的情况下，估计还是鲜少人能像杨怀定那样先知先觉、果敢、孤掷一注，但他那种拼命理财的精神和觉悟倒是启发了当时一大批人。
1991年，交易所诞生，百姓又多了一个投资理财工具——股票。这是继银行存款、国库券后又新增的一个品种。
成立初期的交易所股票数量稀少，如上交所仅有8只股票，深交所仅有5只股票，而理财心切的老百姓热情高涨，市场严重供不应求。因此两地交易所决定发行新股，并抬高门槛，推出认购证，然后对认购证进行摇号抽签。
谁能想到，就这样薄薄的一张认购表将是90年代国人最大的一次发财机会。
1992年8月初，在一辆从新疆开往深圳的火车上坐着数千名农民，在此之前，已经有数波农民被送到深圳，前后加起来大概5000人左右。他们不是要去深圳参观改革开放前沿地是什么样的，而是听从老板的吩咐，远行千里，参与8月9日深圳交易所新股认购。
他们的老板是唐万新，彼时德隆系还籍籍无名，唐万新也只是个屡挫屡奋、屡奋屡挫的个体户。
有人比他们晚一点出发，来自广州的股民甘爱军和他的司机朋友老高盘算着9日新股发售，8号晚上去网点排队买新股认购表完全来得及，但到深圳的时候他们傻眼了。
销售现场人山人海，为了防止被冲出队伍，人们搂在一起，队伍像长蛇一样转了无数个弯，他一打听才知道从8月7日晚上队伍就已经开始延伸。深圳、东莞等周边地区的工厂老板甚至都暂停业务，要工人排队买抽认购表。
甘爱军和老高也加入队伍，为了防止别人插队，甘爱军对记者说“我们只能搂住前面那位排队者的腰或是扶着肩膀，而后面一位也重复着同样的动作。幸好老高站在我前面，熟人，搂起来不尴尬，后面那位也是搂着我的腰，还好后面那一位也是男的。当时排队的也有女人，同样紧紧搂着前面一位的腰，没有办法，大家都奔着一个目标去，炒股，赚钱呗。”
据《深圳特区报》的记者回忆，当时深圳的常住人口60万，发行新股时却涌进了100多万人，他们来自北京、上海、哈尔滨、广州、江西、新疆……新股的火爆甚至推高了开往深圳的火车票价，如广州到深圳的价格只要30多元，但在黑市竟然炒到200元一张。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一下火车，就拿着行李直奔售表网点，他们整整排了两天两夜的队伍，经历了南国夏天爆裂的太阳和狂风骤雨，依旧坚守阵地。
为了协调秩序，深圳市政府投入了七八千警力，他们手挽手组成人墙，将排队的人群有序隔开。
而最终挨过这三天三夜的人大多获得了丰硕的回报。每张身份证可买10张认购抽签表，每张抽签表100元，按10%的中签率，一张中签表可以申购1000股新股，一旦中签则可获利万元以上。
后来许多叱咤风云的资本大佬，通过排队买新股或者收购原始法人股的形式，都挖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百万股民涌入深圳只为获得新股认购表，而当把目光转至那时候的上海，疯狂程度一点也不比深圳逊色，而最具有代表性的位置当属文化广场，这是上海人民的股票大卖场。
文化广场本来是旧时代的一处跑狗场。为了方便30万上海股民买卖证券，上交所利用了这处闲置的文化广场搞了个大型的证券营业部，100多家证券公司营业部在那儿设立临时柜台，能容纳4万人的文化广场天天爆满。
胸挂望远镜、腰别收音机、手拿计价本的上海股民每天准时来到文化广场，站的太远就用望远镜看看临时柜台的小黑板上变化的股价，然后手工记录价格变化，自制K线图。那个时候，买卖股票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比如要买股票，先得手填委托单，但填完之后，抬头一看，股价又涨了，然后改单子，等改完单子再递上去的时候，前面又有人在排队了。
80年代，少部分如杨怀定这样的人穿梭全国倒卖国库券实现钱生钱。90年代，更多人的开始有理财的意识，百万股民涌向深圳排队两天两夜买新股抽签表，数万人日日集合在曾经的跑狗场买卖股票。变化的是更多人参与财富游戏，不变的是条件依然艰巨，百姓依然孜孜以求。
央视有记者评论说，在那个时代，理财可能拼的不是智力，而是力气，你得有力气挤进队伍，得有力气不坚守阵地不被冲出队伍。在这慌乱中明明白白记录了人们对于财富的渴望，并为之付出的努力。
2001年9月10日晚上，杭州市沁春路上的交通银行杭州分行门口与往常很不一样，为了能抢上新兴的理财产品，中国第一支开放式基金——华安创新，市民带上小板凳、马扎、躺椅、草席等形形色色的装备，他们打算漏夜排队抢购。当天夜里1点多，下起了小雨，但这并不能动摇排队者的意志。
到了第二天8点半，发售正式开始，此时队伍已经绵延了数百米，很多投资者还没来得及吃早饭就火急火燎赶来排队，一度造成道路拥堵，银行请了7大保安维持秩序。而排在第一位的是来自江苏连云港市的李先生，他已经等候了整整31个小时。
基金，这种比股票更为稳健，比国债收益更高，交由专业投资人管理的产品，使得绝大部分厌恶风险但又追求超额收益的国人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理财工具。如果说股票的出现推动了部分国人理财观念的觉醒，那基金的诞生则让全民理财成为可能。
基金销售热潮在2007年达到鼎沸之态。2006年，股市的大幅上涨，很多股票型基金超过100%的收益率点燃了国人的理财热情，这一造富效应，经过2007年整整一个春节或是酒足饭饱后，或是亲朋相聚时的传颂、想象与发酵，在2007年春节后爆发。
当年买基金流程还非常繁琐，不仅要开立基金账户，还要办理两张银行卡，甚至购买不同基金公司的产品，还需要开立相对应的管理账户。但很多投资者不惧繁琐流程，已经做好了完全准备，就等基金发售。
那时候不管大、小基金公司，不管基金经理优秀与否，不管是激进的股票型基金还是相对稳健的混合型基金，都能卖爆！单只基金销售破100亿的时长不断刷新纪录，半天，一小时，10分钟……
投资者连夜排队，为了买基金走后门，空手而归的群众与银行起冲突等现象在那个时候的全国各地不断上演，场面相当热闹疯狂。
华夏基金创始人范勇宏在其著作的《基金长青》中提到两个细节：当一位大娘被问及为什么购买基金，是否担心亏钱时，大娘反问记者：“亏钱？现在的行情谁会亏钱？小姑娘你也买点吧，再不买就买不到了！”
另外一个细节是某客户到银行称要买“华夏基金”，客户经理问“你要买华夏基金的哪只基金啊？”客户回答：“我不买别的，就买华夏基金。”
这固然是形容华夏基金知名度高的段子，但同时也深刻反应了很多抢购投资者的缺失的理财知识，他们很多甚至连基金是什么都不弄清楚，只听说买了基金就能赚钱，就盲目跟风加入疯抢队伍。
本应该起到投资者教育作用的销售人员和基金公司，根本无暇顾及投入很多资金的投资者是否真正了解产品，甚至存在忽悠式营销。随后2008年的熊市让所有在基金抢购高潮中买入的投资者损失惨重。
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基金规模从不足1万亿直冲3.28万亿，这爆炸式的增长迎来了居民财富意识的大觉醒。几乎一夜间，基金将“理财”一词带入千家万户，成为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中心话题，“买基金了吗？”成为普通百姓见面的问候语。理财的便利性也得到了提高，不止局限于排队，投资者可以通过电话银行、网上银行等渠道买入基金，然而随着参与理财主体的扩大，投资者教育矛盾也逐渐突出。
2010年是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的元年，得益于此，智能手机开始爆发性增长，全球迎来移动互联时代。
国人过往在理财中遇到的喧闹、纷扰、慌乱、不成熟，都沉寂在一款款如“微信理财通”这样的互联网理财工具中。
再也没有人能利用信息不对称获得一夜暴富的机会，也没人能利用信息不对称来攫取大部分人的利益。各种理财产品价格几何、历史业绩优劣、投资范围和比重等信息，都明明白白陈列在理财应用里。
人们不再需要搭乘数十个小时火车，在烈日和风雨中排队两天两夜只为申购新股，也不再需要带上望远镜、收音机、小本本这三件套在数万人的广场聚众炒股。投资者可以在券商APP实现5分钟极速开户，看行情，秒速下单、打新股，还有7*24小时的资讯方便随时获知股票信息。
人们也不再需要漏夜排队买基金，在理财通、余额宝上动动手指头就可以实现，甚至在工资下发的时候及时提醒转入特定的理财产品，会在规定时间提醒定投，省心理财，还有相关小课堂进行投资者教育……
回顾这短短近40年国人理财辛酸成长经历，从请警察当保镖保护资金安全的杨怀定，百万民众涌向深圳申购新股，到全民漏夜排队买基金，再到互联网时代随时随地理财，这背后鲜活刻画着国民对财富的渴望，对理财产品、渠道的追求，也纪录着居民财富的增长，技术的变迁、经济的腾飞。
感谢这个时代！
独立视角、温度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