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的工作环境变得越来越有压力，郑丽珠作为设计师的职业抱负在今年年初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他说：“设计行业的竞争和焦虑使我备受煎熬。我每天像个机器一样工作。当我回到家时，我已经筋疲力尽了，脑子里一片空白，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思考或反思自己。”
30岁的她说，将她的整个生命奉献给公司并不是一个公平的交易。她指出，她经常被要求加班，必须全天候待命。这种代价最终促使她辞去工作，作为自由职业者探索新的选择。
“现在，作为一名自由设计师，我可以控制我的时间和工作方式。”她说。
郑丽珠的情况在中国正变得越来越普遍，因为一部分沮丧和灰心的劳动力——包括刚毕业的大学生——试图夺回他们对时间和自由的控制权，而又不完全摆脱社会。
在大洋彼岸，美国的就业市场正在受到一场“伟大的辞职”运动的影响。随着大流行病的减弱，这种就业观念的转变带动辞职的人数创下新高。美国劳工统计局说，8月份有430万工人辞职，辞职率为2.9%，是有史以来最高的记录。
事实上，世界各地的劳动力在对待大流行后的工作环境时，正在采取新的方式，这也包括中国的劳动力。然而，中国的转变可能更深入一些。在过去的几年里，“内卷化”开始在中国普及。这指的是一些人如何应对他们认为越来越不合理的工作条件，这些条件是随着可用工人数量的增加而产生的，由于资源和高质量的工作仍然有限，导致很多人的工作时间更长、工资更低。
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后陈龙在今年夏天早些时候的一次小组讨论中揭露了“内卷化”的问题。这个词最初是用来解释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额外的投入并没有产生更多的产出。
他说，面对强烈的“内卷化”，许多中国人拒绝作为大公司（如科技巨头）的机器齿轮被剥削。有些人甚至选择“躺平”——这是一种流行但有争议的现象，指的是人们选择退出竞争和消费主义，过一种低欲望和低消费的生活。
这个问题已经开始变得严重，以至于政府高层都在尝试处理这个问题。
周五，《求是》发表了领导人的讲话，称“要防止社会阶层固化，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避免‘内卷’、‘躺平’。”
陈龙假设，当一些人发现自己无法改善环境时，他们就会倾向于退出群体竞争。
但是，郑丽珠和其他人并没有走到那个极端，而是把自由职业看作是追求成功和保持工作热情的另一条道路，着眼于保持工作和生活的平衡，而不是完全退出竞争。
“无论你是有工作还是自由职业，压力都是存在的，”郑女士指出，“但现在我是自由的，有成就感的，也是面对着挑战的——这实际上有利于我成长为一名自由设计师。”
有了更强的自主意识，中国的Z世代似乎对尝试新事物和寻求更有成就感的工作感兴趣——这些工作通常有着更灵活的时间安排——而不是停留在传统的全职工作角色。
与渴望有稳定收入和福利的工作保障（被称为“铁饭碗”）的父母和祖父母一代相比，新一代已经接受了他们不需要正式工作或固定职业来谋生的观念。
“我开始做自由职业并不是为了更多的钱，”自由职业记者Frentee Ji说，“我是为了有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但当你在一段时间内没有稳定的收入时，你会感到焦虑。”
Ji厌倦了朝九晚五的单调生活，在2019年辞去了媒体制作人的工作。
根据中国在线招聘服务提供商智联招聘在2020年的一份报告，除了收入之外，30岁以下的中国年轻人说他们理想的工作需要给他们自由，同时允许他们追求自己的激情。
在同一份报告中，“独立店主”和“自由摄影师”位列中国年轻人最想从事职业的前两位，表明他们更倾向于自营职业，同时保持灵活的时间表。
从渴望更平衡的生活方式的普通工人，到夜以继日地工作以带来额外收入的送货司机，中国人越来越多地加入自由职业者队伍，这撼动了就业市场。
过去，自由职业者大多集中在需要专业知识的行业，如写作、摄影、艺术和会计。但近年来，中国快速发展的数字环境产生了大量的新职业，包括直播员和送货司机。
在短短几年内发生了很多变化。早在2016年，领英的一份报告称，中国有大约3000万自由职业者。今年，政府数据显示，中国近四分之一的劳动力——超过2亿人——在“灵活就业”，这涵盖了自由职业者、其他兼职和无薪职位。
中国6万亿美元的数字经济，基本上渗透到每一个行业，也为创业者提供了平台，他们既不选择“内卷”，也不选择“躺平”。
互联网的发展和经济的数字化推动了新的替代工作的爆发，其中一些工作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蓬勃发展。
根据智联招聘的一份报告，2020年2月，在出现冠状病毒病例后不久，全国的就业市场萎缩了约30%，但对直播者的需求实际上增长了132.55%。
招聘公共关系部执行主任王一新表示，数字共享经济已经改变了旧的雇主-雇员合同制度，建立了一个涉及平台、服务提供商和消费者的三方关系。
他说：“过去由一家公司运营和提供的一种服务，现在在各个平台上都能找到，个人不再需要被束缚在一家公司赚取收入。相反，他们可以通过每个平台更灵活地获利。”
公司也越来越接受灵活的工人。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一份报告，2020年有超过55%的中国公司雇佣了自由职业者。
王一新说：“对于公司来说，这是一种降低成本的方式。在繁忙的季节，公司可以快速、方便地引进工人，然后这些灵活的工人可以转移到其他行业。这对公司和工人来说都是双赢的。”
由于灵活就业现在是国家经济引擎的一个强大组成部分，中央政府已采取措施保护灵活就业者的权利，并确保他们获得适当的福利，如养老金、医疗保险和工人赔偿。
当然，自由职业也有缺点，使许多人不愿意接受它。这些工人可能会发现自己处于不稳定的收入和压力下。专家说，自由职业还可能产生一种孤独感和寂寞感。许多全职工作者即便是在家工作，也仍然有可以沟通的同事，即使不是面对面。
当员工从一份全职工作过渡到另一份全职工作的时候，往往会考虑自由职业。与其迅速接受另一份不完全满意的工作，他们可能会选择做几个月或更长时间的自由职业，同时慢慢找到合适的工作。
Miranda Wang，在找到她目前在上海一家媒体机构的全职工作之前，做了2.5年的自由摄像师。她说她对拍摄纪录片的热情促使她尝试做自由职业。但收入的不确定性和其他因素最终使她回到了全职工作的行列。
她说：“有时，客户会把我的钱推迟六、七个月。在做自由职业时，我的社会保险也被缩短了，因为我没有自己缴纳。我不想让它影响我的退休金，所以我想，如果我找到一个雇主，这些会变得更容易。”
“此外，在从事自由职业时，我的工作周期与我男朋友的工作周期非常不同。我要么在他外出时无聊地闲逛，要么在没有任何同事的情况下紧张地赶最后期限。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对我的心理健康不利。”
虽然许多自由职业者没有保持这种生活方式超过几个月或几年，但Miranda Wang指出，新的工作环境也为工人提供了更多选择和多样化的机会。
她说：“在过去，为了转换职业，工人在工作之间会有一个空隙，无论是学习新技能还是为新的行业做准备和调整。但现在，这个空档可以通过各种自由职业来填补。他们可以通过尝试新工作获得各种经验。”
“如果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有趣的东西，也许他们会往新的方向发展；一切皆有可能。与人们只在一个地方做一件事过一辈子的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篇文章发表在《南华早报》印刷版上，标题是：《逃离朝九晚五的自由职业者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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