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上月末,第82届雨果奖入围名单已经公布,王晋康、何夕与韩松的作品都入围其中。本文,先从何夕的《人生不相见》说起。
作者简介:
自1991年发表科幻作品以来,创作多集中于中短篇小说,其中《伤心者》、《人生不相见》等获得银河奖。有科幻小说集《人生不相见》与《达尔文陷阱》,以及科幻长篇小说《天年》。在他的作品中,主人公多名为“何夕”,擅长以情动人。
01
故事简介
人类基于“虫洞通道”得以探索更远的宇宙空间,同时为了防患于未然,人类实行了“乐土计划”。为了让遥远的星球真正成为人类生存的乐园,人类派遣了先行者去改造地外星球。这些先行者依据不同星球的特点进行了改造,以应对水下、高温等不同环境。
何夕和于岚两人在二十年前加入了“乐土计划”,本是情侣的二人原本是要前往同一星球进行验收,之后却阴错阳差,何夕去往渤海星(商宿),于岚去往里海星(参宿)。自此,二人不得分别。何夕的任务倒是顺利,于岚却因为虫洞通道的偏移牺牲。
二十年后,叶列娜和范哲要前往里海星执行任务,何夕作为领路人带他们前往。等到达之后,何夕却见到了本该身亡的于岚。
之前的真相得以揭露,原来于岚一行三人到达里海星后,发现先行者与人类有了生殖隔离,也就是说他们不能再被称为人类,按照规定,先行者将会被摧毁。于岚无法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发生,她告知先行者一切,在冲突中,其余二人身亡。
于岚在里海星上解开了伽利略封印,也即帮助先行者发展。直到何夕的到来,并向上级汇报了事情的原貌。地球委员会决定启用终结者病毒,将里海星的先行者摧毁。可能因为辐射的缘故,里海星先行者的两个孩子活了下来,而于岚依然会守护着他们。离去的何夕和于岚真正迎来永世的分别。
02
面对地外文明的乐观与悲观之争
在科幻小说中,地外文明是重要话题。而面对地外文明的态度,却可以简单分为乐观派与悲观派。
小说中借叶列娜之口探讨了这个问题。
“但为什么人类会害怕另一种智能生命?难道不能成为朋友吗?”叶列娜吐出心中的疑问。
我们无法窥得作者的想法是怎样的,却可以借文本判断小说中不同角色的选择。
何夕自言属于乐观派。
他的解释过程如下:
宇宙宏大。离地球十光年之内几乎不可能有智能生命。再远一些,可能性会大很多。对于能够跨越成千上万光年距离的高级文明来说,地球以及现阶段的所谓人类文明除了有一点观察意义之外,根本就没有任何用处。
而问题在于虫洞通道这种技术会让文明上还不够成熟的种族发生碰撞。 由此可以看出,何夕在之后决定把里海星的情况上报上级,也是基于这种考虑。因为地球文明和里海星文明相近,存在竞争关系。
那最后留下的两个孩子,一方面因为何夕对于岚的感情;另一方面因为何夕曾经乐观过。这段像是鲁迅在《药》的结尾写道:“分明有一圈红白的花,围着那尖圆的坟顶。”
于岚自然也属于乐观派。
从她不惜违反“乐土计划”的规定,不怕成为人类公敌就能看出。
可是身为人类的身份也会让她动摇。
“但是,如果能多给先行者一些时间,再给他们几十年时间,我可以教给他们更多的知识,让他们拥有自己的先进技术,他们就能进步到足以同人类抗衡的程度。”于岚突然痛苦地抓扯头发,脸上是无所适从的绝望,“天哪我说错了,我在说些什么啊?他们永远都不会同人类对抗的,不会的。”
在同何夕的对谈中,于岚的话语让人明显感到她在撕扯。她所追求的是人类与先行者友好相处,希望自己是其中的桥梁。可或许是她数次翻看“乐土计划”的规定,看到对于异己者有的只是“抹除”二字,因此长期帮助先行者的她不免生出和全人类对抗的念头。
她的形象在圣母与女巫之间摇摆。
对于先行者来说,于岚生活的地方被称为圣地,于岚正是其中的圣母;而对于地球来说,于岚全力促进里海星的发展,无疑是女巫。
长久以来,文学作品中的女性要么是圣母,要么是女巫。我们可以追问,为什么帮助先行者的是于岚而不是何夕呢?作者按照长久以来的女性形象进行书写,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除去何夕和于岚,通过叶列娜的问题可以发现她也有乐观派的倾向。
而对叶列娜有好感的范哲倘若也是这样,倒是不会有太大问题。一旦有所偏差,之后说不定也会遇到和何夕于岚两人类似的状况。
在人类文明之下,爱情往往轻而易举就成了牺牲品。可,也正是因为爱,人们心中才会出现种种的纠结与挣扎。
实际上,小说中还存在不在场的地球委员会。小说并没有直接呈现地球委员会是如何做出决定的,但地球委员会的决定却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故事的发展。
地球委员会以其规则展现出自己的决定,那就是对于异己者只能抹除。
03
古诗词的科幻解读
有论者称,何夕小说中有不少传统文化因素,如神话传说、宗教故事、传统古诗文。这种做法有利于科幻小说的本土化,科幻作为舶来品,从其翻译到创作,本土化有利于其在国内的生根发芽。
在何夕的作品《六道众生》中,作者巧妙地将普朗克常数的近似值六与佛教中的六道联系了起来;《爱别离》一文,也是用佛家八苦之一作为题目;《我是谁》中的智能管理系统被命名为谛听。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至于《人生不相见》,原本杜甫的这首送别诗历来就为人所称道,作者也在对这首诗的化用中写得感人泪下。
原诗是写杜甫在与好友离别二十年之后,有幸再次见到好友。离别之时友人还未成婚,而今友人的孩子已经好几个了。重逢之后,一醉方休,却拦不住再一次的离别,人生的相见何其之少,离别却是那么漫长。
对应作品可以发现其中的设定高度遵循这首诗。何夕于岚二人分别前往参宿与商宿,一别二十年,何夕有了自己的家庭,于岚在先行者中找到了和何夕很像的秦忘(情忘),虽然因为生殖隔离没有孩子,但是先行者的后裔星兰与秋生,某种意义上也算她的孩子。最终两人依然无法厮守,何夕为于岚保密,两人却再也无法相见。
巧妙的地方在于,原诗中的“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用的比喻义,是虚指。到了小说中则化虚为实,颇有黄庭坚“夺胎换骨”之意。这种说法是黄庭坚提出在诗歌创作时,对古人的精彩意境加以利用,再创新境。作者的创作正是这种方法,在小说领域的一次成功实践。
运用“互文性”也可以做出一定的解读。
由克莉丝蒂瓦提出的互文性一般指不同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理论打破了文本内在的封闭性,使得文本之间联系了起来。
艾略特曾把传统看成是一个前无起始、后无终结的整体,任何个别的文本都是这个传统链条中的一部分。
显然,原诗和小说的联系极为紧密,甚至于成为了作品的内核。
不管读者是否读过原诗,在阅读小说时,总能感知到多年前杜甫的心情,带入到未来的有情人难成眷属中,想到当下自己身上种种不得已的离别。这些多层次的体验,加深了读者的审美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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