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清和 智本社社长
耶伦此次访华，备受关注，也颇受争议。我发现，左右两边的人几乎都误解了耶伦。这是促使我写这篇文章。
本文从耶伦访华出发分析中美关系形势。
本文逻辑
一、克林顿主义与中国
二、特朗普主义与中国
三、沙利文主义与中国
【正文6000字，阅读时间15'，感谢分享】
01
克林顿主义与中国
耶伦先到广州，朴素的形象以及在陶陶居吃饭撤屏风的行为，就让互联网争论起来。一边人说，美国老太太没有官架子，吊打谁谁。另一边人说，这是老美的政治秀。还有人说，这是美国的政治“规矩”。拿我说，这既是美国的政治“规矩”，也是老美政客的政治秀，同时也不妨碍吊打谁谁。
接下来，我要说的是，耶伦到底是谁？
你看，耶伦筷子用得溜，一看就是吃“中国饭”的。耶伦是现在拜登内阁中几乎唯一的建制派。拜登是建制派出身，如今同时也代表着极左派的利益。另外，商务部部长雷蒙多算是对华温和派。换句话来说，在拜登内阁中，也就只有耶伦还能跟中国谈。这是每次耶伦过来待遇都比布林肯好的原因。但耶伦为什么也说一些“不中听”的话？这点我在后半部分会讲。
我们先看耶伦的政治身份。
说到耶伦，大名鼎鼎，权势大、能量足。她曾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教授，还担任过美联储主席，现在是美国财长，横跨学界与政界，掌管过货币与财政两大权力部门。其丈夫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阿克尔洛夫。
但是，在拜登内阁中，耶伦最重要的政治身份是建制派。如果不了解建制派，是没办法理解中美关系的。
所谓建制派，狭义理解是职业精英政客，广义上是指那些维护现有体制、代表既得利益的政治势力，典型的是那些老政客、老面孔。两党都有建制派，共和党主要是布什家族，民主党更多一些，代表是克林顿-希拉里家族，还有奥巴马、拜登，另外就是耶伦。
美国建制派跟中国有什么关系？
90年代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美国建制派政治势力与（金融、科技）跨国公司商业势力联合，乘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互联网三股大潮迅速崛起。
先从克林顿讲起。克林顿最典型的建制派，普通家庭出身，耶鲁法学院毕业，混迹民主党，担任州长，1992年入主白宫。克林顿走马上任时，正是两国关系进入三年低潮期后，中国领导人试图努力改善关系的时期。当时克林顿内阁分歧较大，一派对华不信任，坚持强硬态度，另一派认为可以加强接触。克林顿采取折衷主义，政治上强硬与试探，经济上推动美资企业投资中国。在中国领导人访美后，沃尔玛、通用电气、波音等美国跨国公司大举投资中国。
整个90年代，中美关系表面上磕磕碰碰，商业合作却一日千里。其实，克林顿心向往之，美国跨国公司成为了克林顿背后最强大的商业力量。
克林顿下台后，共和党小布什上台。原本两党在华问题上争锋相对，却因一个偶然事件让彼此抱团。2001年“9·11”事件爆发，中国乘机“入世”。小布什急于发动全球反恐战争以挽救政治生命，为了得到中国支持，他（其父亲老布什原本跟中国关系微妙）与克林顿联合动用了两大家族的政治势力，说服两党两院同意中国“入世”。
如此，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建制派势力抱团，并且迅速崛起。他们获得三股力量推动，有如神助，分别是中国入世后的全球化浪潮、美联储快速降息后的金融资本浪潮、中美互联网浪潮。2001年后，一边是美国产业资本大量投资中国，中国制造大规模对美出口，另一边是美国廉价的金融资本乘着互联网之风大举投资中国互联网。这股声势浩大的全球巨浪在2007年达到巅峰，而美国建制派在其中获得巨大的政治筹码。
美国两党建制派势力、跨国公司势力（华尔街金融巨头、硅谷科技巨头）与新兴国家的政治势力，主导了这股延续了接近20年的全球浪潮，同时建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球化秩序。
过去一直说，中美贸易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美国商会是重要的稳定力量，而其背后实际上就是美国建制派，尤其是以克林顿为代表的民主党建制派。中美关系专家称那个时候的美国及政策为克林顿主义的美国。所以，那时中美关系好，是与克林顿主义的美国关系好，实际上是与美国建制派、跨国公司的关系好。
克林顿之后，奥巴马、希拉里、拜登和耶伦都是民主党的建制派。
接着说拜登。拜登是一个老政客，每个毛孔都是透露着建制派气息。很多人不知道，拜登是推动中国“入世”、为美资入华铺路的重要政客。克林顿时期，拜登就是参议院非常重要的外交政策专家和民主党对外关系小组成员。2000年9月，参议院就是否授权将非歧视待遇（正常贸易关系待遇）扩大到中国，并建立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框架进行了最终投票，拜登投了赞成票，该法案获得通过。2001年5月，拜登正式出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接着，拜登协助克林顿和小布什说服参议院议员同意中国“入世”。实际上，拜登当年亲手将大量美国跨公司送到中国，通往中国的这条路拜登再熟悉不过了。为什么拜登又要搞产业转移政策？我后面会讲到。
再说耶伦。耶伦的政治生命跟民主党建制派高度绑定。1994年，耶伦从加州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教授跨到美联储担任委员，就是克林顿由提名的。接着，克林顿任命耶伦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和OECD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耶伦担任美联储主席是奥巴马提名的，担任财长是拜登提名的。
耶伦是最近30年民主党建制派势力中掌管过货币与财政两大权力的政客。自然，在过去与中国快速扩大的双边经贸关系上，耶伦是民主党建制派中非常重要的技术官僚。同时，耶伦的中国学生不少，横跨学界与金融界。其中一位就是最近率领亚洲财团，联合美国财团、中东财团和中资财团以600亿抄底万达的投资人。
如今，在拜登内阁中，耶伦几乎是唯一的建制派。每当要与中国稳定关系时，拜登就会派耶伦访华。与布林肯、沙利文、戴琦相比，耶伦在华发声相对温和。本次，她也重申了拜登的主张，“美国并不寻求与中国脱钩。我们两国经济已深度融合，全面切割将对双方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那么，中美关系为何逆转？
2
特朗普主义与中国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关键原因是民主党、共和党的两党建制派在美国政治舞台上失势。
拐点发生在2008年金融危机。这场危机后，美国政治生态迅速转变，政治派别分化，建制派被选民抛弃，左右两级势力崛起，民主党分化出极左派，共和党分化出极右派。
看懂下面这张图就能够理解美国政治生态最近15年的变化。需要理解是，美国是一个典型的分权政治。美国选民选择自己的代理人维护自己的利益，反过来说，不同的议员、州长和总统，代表着各自选民的利益。当然，这不是说美国人缺乏共同的国家利益和集体行动。
为什么金融危机会导致建制派倒台？
从1991年到2007年，美国建制派及其商业势力主导国际秩序，有太多华丽的标签，全球化一日千里，技术创新日新月异，世界在“历史的终结”后通往繁荣与和平之路。但是，这个秩序是不平衡的秩序。金融危机的爆发标志着这个秩序失衡、直至崩溃。为什么？
建制派背后的商业势力主要是华尔街金融资产、传统产业资本和硅谷科技巨头，其背后三大力量分别是全球化、廉价美元和互联网技术。在美国选民看来，建制派及其商业势力是“有罪的”。美联储在2001年后实施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小布什政府放松了次级贷款的金融监管，华尔街金融巨头利用廉价美元大搞金融衍生品，最终引发了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
对于中国人来说，美联储放水和过度金融化引发危机的说法再熟悉不过，但不太能理解的是，美国选民对建制派主导的全球化的批判。这轮全球化以世贸组织的规则为基础，有利于商品贸易和资本贸易，对新兴国家的制造业出口商及其核心资源掌控者、对美国的大型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非常有利的。
但是，世贸组织的规则无视劳动力保护与流通，在产业壁垒、产业补贴、劳工保护、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规则落后、仲裁效率低下，对美国的制造业工人、中小企业主和新兴国家的消费者是不友好的。
在这个失衡的秩序下，尽管全球经济快速增长，但是财富悬殊不断扩大。中美两国的经常账户严重失衡。美国金融巨头和小企业主、蓝领工人的收入差距扩大。新兴国家的工人辛辛苦苦赚了几十年的钱，但消费依然疲软，家庭收入和消费福利增速跟不上经济增速。
这场危机之后，这些选民迅速倒向极左极右势力，支持他们上台迅速控制国会两院。不过，美国选民还是“眼拙”，选出了误以为能打破旧体制的年轻有为的实则建制派的奥巴马掌管白宫。2016年，在奥巴马所有的改革几乎无疾而终后，选民大呼上当，把气发泄到了老建制派希拉里身上，摇摆州最终选择了政治素人特朗普。
在极右势力、不均衡全球化的“失意者”支持下，特朗普与民主党、共和党的建制派决裂，毫不留情地打破旧秩序，要求以“美国优先”为原则重塑与其它国家的关系，包括美国与欧洲的稳定关系，当然也包括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中美关系专家称这个时期的美国及政策为特朗普主义的美国。特朗普时期，中美关系逆转是指中国与特朗普主义的美国关系逆转。
特朗普在任期内扮演着“破坏者”的角色。如果不是金融危机，不是特朗普上台，没有人能够捅破那个由全球一群最顶级势力掌控的“天网”。不过，由于没能连任，他无法开展其重塑秩序的行动。特朗普推动了《美墨加协定》，试图以此为版本塑造一个全球三零（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秩序。尽管特朗普任期内的经济逐步增长，但全球卫生公共事件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也葬送了他的连任事业。
作为政治素人，特朗普的政治手腕与资源，远不如根深叶茂的建制派。这是其败给拜登的主要原因。特朗普在任期内白宫大量的职位是空缺的，要不他没有合适的人选，要不被民主党、两党建制派和国会阻挠任命。
作为建制派的拜登在上次大选中很巧妙地联合了极左派击败了特朗普，他们在美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种族歧视运动。在大选结果遭受质疑之际，近200名美国商界领袖发表联名信要求国会确认拜登当选。这些商业领袖包括贝莱德、黑石、德勤、KPMG、联合航空、万事达卡、辉瑞、高盛、微软等企业首席执行官。他们的真实身份不是美国的商界领袖，而是国际巨头。他们中还包括欧洲及海外市场的建制派，如德国的默克尔、法国的马克龙。
在美国及国际精英话语中，克林顿被塑造为全球化的推动者和拥护者，特朗普是反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者。不过，这种评价有失公允。实际上，克林顿的全球化是建制派、金融财团、科技巨头、社会精英的全球化，并不是普惠的公平的全球化。同样，特朗普的反全球化是也是全球化失意者的、其支持者利益最大化的反全球化。
没有超自然力量来塑造秩序，最好的秩序就是竞争性秩序。克林顿塑造了一个不完美的秩序，特朗普打破了这个秩序，拜登作为建制派的“复辟者”，对过去的秩序进行修补与改革。
3
沙利文主义与中国
如今拜登政府代表着两股势力的利益：建制派和极左派，但是极左派具有压倒性的力量。
原因是，拜登依靠联合极左势力上台，入主白宫后他不得不大量启用极左政客。国务卿布林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贸易代表华裔戴琦都属于对华强硬派。其中，戴琦在对华经贸上态度强硬，与耶伦立场向左。由于耶伦、戴琦办公室分别位于白宫东西侧，二者的分歧被外界戏称为“东西宫斗”。
拜登执政这三年内外政策整体上更加偏左，原因是“乱世左转”。过去三年，拜登面临的内外形势堪比里根时期，一上台就面临百年难遇的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全球供应链中断、美国股灾、最近四十年最严重的石油危机和大通胀、二战以来最严重的欧洲地缘政治危机俄乌战争。面对这种复杂的危机局面，民众对政府干预和国家保护的需求放大，偏左的政策顺势而上。
客观上讲，拜登干得不错。这个老政客最大的特点就是稳。拜登团队强大、政策具有连续性，前遏止了股灾、避免了大萧条，后控制了大通胀，化解了公共卫生事件冲击和石油危机冲击，在俄乌战争的处理上巧妙地把欧洲团结了。而应对经济风险的关键政策是联邦财政扩张、给普通家庭发放2.1万亿美元的纾困基金，这是耶伦的杰作。
在对华方面，美国的战略逐步从之前建制派的战略转移到竞争战略。美国对华战略，不是拜登制定的 ，也不是特朗普制定的，而是2008年建制派倒台后，整个美国极左极右势力和建制派共同博弈中形成的。奥巴马时期，美国战略转向印太地区；特朗普时期，发动贸易战，彻底改变两国关系；拜登时期，逐步形成竞争战略。理解这一点，不能忽略的是，美国两党、两院对华的思路是很一致的，除了少部分建制派。
什么是对华竞争战略？包括三个层次：一是与中国保持稳定的关系，避免冲突，但不对两国关系改善抱有期望；二是与中国全面竞争；三是为了在竞争中取胜，可以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付出一定的代价。
如今，国会被极左极右派占领，建制派是无力抗衡的，甚至对华关系在美国也成为政治正确，建制派甚至不敢表态、不敢像过去一样接触。沙利文在布鲁金斯学会演讲时提出“新华盛顿共识”，强调要建立一个“更加公平、持久的国际经济秩序”。他与拜登对华思路接近。中美关系专家把现在的美国及政策定义为沙利文主义的美国，中美关系不友好是与沙利文主义的美国不友好。
今年是大选年，中美关系也是焦点话题。如果拜登连任，抑或是特朗普胜选，中美关系将怎么走？
竞争战略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美关系的大势，如果没有强大的外力干预，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两国关系都会按这个趋势往下走。不同的党派、不同的总统执政，只会在策略上有所调整。但是，拜登和特朗普所代表的利益差别和行事风格甚大，策略上的不同很大程度上也会改变两国关系，尤其是对中国的影响甚大。
先看拜登。拜登在华关系上，既要考虑庞大的既得利益者——建制派和美国跨国公司，又要弥合极左派的分歧。从拜登的角度来看，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就是贸易关系，改变关系就是降低对华贸易依赖度。他要做的就是把20多年前的工作重新做一遍。当拜登亲手牵线搭桥把美国跨国公司送到中国来，如今再牵两条线把它们的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和印度以及北美。这是对建制派和跨国公司的交代。剩下的就是，为了满足极左派的诉求，推进技术禁令、管控地缘政治风险以确保国家安全。由于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商业利益还在中国，拜登的对华政策肯定是稳健的。
今年是大选年，拜登对华焦虑有三：一是管控军事冲突的风险，这一点在去年年底旧金山会议上两国达成了共识。二是管控经济与风险。三是通胀问题与产业政策焦虑。后两者是此次耶伦访华的主要目的。
中方这边说，此次耶伦访华达成了两项成果：两国及全球经济平衡增长、金融稳定和可持续金融展开交流。耶伦在发言中讲到，“过去几个月，我们与中国举行了几次演xi，包括在两国任何一家大型银行倒闭的情况下如何进行协调”。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再说通胀方面的焦虑。拜登这三年应对经济风险的政策有目共睹，但是美国选民是挑剔的、成熟的。摇摆州的选民非常善于利用两党的政治竞争性获取最大利益，时刻让执政党保持危机感。拜登在任时发了大红包还不行，通胀压不下去就不让你连任。
美国通胀跟中国有啥关系？按理来说，中国产品价格低有助于拜登抑制通胀，为什么耶伦还要说，中国过剩产能冲击美国市场？耶伦多次指出，中国过剩的产能给全球造成的负面溢出效应越来越严重，说这些问题又因政府对特定产业部门的大规模支持而加剧。中国的产业政策所重点支持的若干“新”产业的投资正在增加，其中包括电动汽车、锂离子电池和太阳能等产业。
原因是，中国产能多、出口大的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以及半导体削弱了拜登的新能源与芯片产业政策。拜登实施芯片法案和反通胀法案，借了不少债、花了纳税人很多钱，但是在当前高利率、通胀粘性的环境下，中国大规模廉价的出口使其产业政策收效甚微。
另外，耶伦还讲到一个相关的问题，说中国大量投资，消费疲软，中国的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低，有可行的办法就是增加家庭的收入，提高国民退休保障，减轻子女教育负担。这观点，中国经济学家几乎天天在讲。
假如今年特朗普胜选，由于特朗普所代表的选民利益不同、执政风格彪悍、冲突管控能力不如拜登，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会明显上升。关税、技术禁令将加码，突发性的政策和事件会增加。一些偶发事件可能加速当前中美关系走势。
最后，这篇文章只能看懂中美关系的一半，另外一半没法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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