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清朝长期施行闭关锁国的策略，以至于清代长期落后于世界潮流。闭关锁国等同于逆水行舟，不能进步就意味着退步，故步自封。一说到闭关锁国，大家脑海里一定会想起一个人来——清高宗乾隆，爱新觉罗·弘历。因为正是乾隆下令不允许与西洋通商，且不允许西洋传教士在清朝传教。
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英吉利使者马嘎尔尼访问清朝。马嘎尔尼赠送给大清各式各样产品，包括天文仪器、纺织用品还有很多工业用品和科学仪器。马嘎尔尼随后提出大英帝国想与大清王朝进行通商，但被乾隆皇帝弘历一口回绝了。不少人便认为，乾隆皇帝的这次决定，使得大清王朝失去了一次顺应世界潮流的机会，失去了一次改头换面、去旧迎新的机会。其实这个锅不完全应该由乾隆皇帝来背，他的曾祖父顺治皇帝太短命，从而失去了一个接受西洋文化、顺应潮流的机会。这又跟顺治皇帝有什么关系呢？
早在数十年前，德国人汤若望在明朝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来到北京，试图传播西洋文明。他的努力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承认和接纳。当他将一些数理天文书籍以及天文望远镜等科学仪器推销给大明王朝时，起码有不少人对此表示出了兴趣。户部尚书张问达和大名鼎鼎的科学家徐光启。毫无疑问，这是汉文明对西洋文明做出的一种回应和探究。尽管还谈不到融合的层面，但自此，德国人汤若望的工作变得有意义起来，甚至得到了大明朝廷层面的承认。
崇祯皇帝就公开表扬德国人汤若望“深知西洋之密”,令他为大明朝编修历书，甚至还邀请他督造火炮，将西洋火炮技术洋为中用。汤若望乐于充当文明的传播交融的使者，他写出《火攻军要》一书，详细论述了西洋火炮技术，第一次将西洋军事文明引进中国。但是很快，汤若望就发现文明的融合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崇祯皇帝的大明王朝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大清王朝。
多尔衮和他的部队入京了，汤若望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再待下去。多尔衮一纸命令下来，要实行旗民分治策略，像汤若望这样的非旗人就得搬出京城。汤若望最终留在了京城里，多尔衮也许是生了怜悯之心，让他和他的那些书籍、仪器不再四处颠簸、流离失所。就这样西洋文明继续在北京留存，汤若望愉快地发现，新王朝对西洋文明依旧表达了善意。顺治二年，他为清廷修订的历法《时宪历》在全国颁行。同年十一月，他被任命为大清朝钦天监监正，成为正式的朝廷命官，不久后又升任太常侍少卿。顺治皇帝对西洋文明的致敬在汤若望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称呼这个有些年长的中国通为“玛法”,这是爷爷的意思。
与此同时，顺治皇帝也对天文学表达出浓厚的兴趣。他关心日食和月食的形成，对慧星和流星的关系刨根问底，甚至天文望远镜成了他的玩具。所有的这些学问，是蒙汉文明里都不曾有的。这个十几岁的少年由此成了汤若望的粉丝，对其佩服得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他特许汤若望可以随时随地出入大内禁地，想见他就见他，无需说什么话，无需行什么礼。因为他自己就时刻想跟这个似乎无所不知的人待在一起。在顺治十四年以前，顺治一度想加入天主教，只是身为一个皇帝不可能做到如此决绝，最后只得做罢。但终汤若望一生，顺治帝对他一直恩宠有加。
顺治十一年八月，封汤若望为通议大夫；顺治十五年正月，封汤若望为光禄大夫，井恩赏其祖宗三代为一品封典。当然，顺治皇帝对汤若望的器重远不止这些。据《汤若望回忆录》记载，顺治皇帝临死前，还把已经年迈的汤若望叫到跟前。顺治聆听了他关于立储的意见，并最终釆纳了其建议，立皇三子玄烨为皇位继承人，也就是后来的康熙。从世俗的层面上看，似乎很难解释顺治为何对汤若望如此恩宠有加。
也许用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致敬才可以勉强说得通吧。两个年龄悬殊、阅历文化都不相同的人最后走得如此亲密，成了忘年交，似乎只能说明文明的融合在这个世间还是有迹可循的。只可惜顺治皇帝二十六岁便去世了，没过几年，汤若望也去世了。如果顺治多活十年，也许就没有后来清朝的闭关锁国的策略了，顺治皇帝也很有可能成为清朝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顺治皇帝的英年早逝，使得大清王朝错过了一个交流西洋文化，同时顺应世界潮流的机会，着实令人可惜。参考资料：《明实录》、《清史稿》、《汤若望回忆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