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花开无田1136年，金朝派人以“诏谕江南使”的名义出使刚刚稳定下来的南宋王朝，这一名义引起南宋朝野的一片震动，上到皇帝臣子，下到黎民百姓，无不觉得这是奇耻大辱。
因为“江南”是当初宋太祖赵匡胤对南唐的称呼，而当时的南唐早已宣布取消帝号，臣服于赵宋王朝。金国的这个举动，毫无疑问是在羞辱南宋王朝，将南宋当作藩国来看待。此时的南宋王朝正处于风口浪尖中，枢密院编修胡铨愤慨难平，当即写下一道奏疏呈上了去。奏疏请求高宗皇帝赵构斩杀秦桧、孙近、王伦等主和派头目，并将他们的人头挂在竹竿上示众，以此威慑那些主张投降和首鼠两端的大臣。这还不算完，胡铨希望能够羁押金国使者，发布天下诏书，举全国之力联合北方义军，北伐如狼似虎的金国。这道奏疏造成了轰动京城的效应，临安城的百姓纷纷传读，奏疏里的内容大快人心，胡铨的同僚吴师古读完后大呼过瘾，派人连夜印刷，分发给南宋子民。可胡铨没有看透南宋王朝的本质，如果南宋真的有北伐勇气，哪还会偏隅一方，守着半壁江山，过着苟且偷安的生活。
更何况主和派秦桧能够大获恩宠，并非是他多么巧舌如簧，能够蛊惑圣心，而是秦桧的主和契合了赵构的真实想法。南宋王朝的统治者是宋高宗赵构，不是一朝丞相秦桧，主和的幕后真凶是赵构，秦桧不过是一把符合他心意的匕首，用来打压杀害那些主战派大臣。岳飞也好，韩世忠也罢，他们不了解赵构早在靖康之变中就吓破了胆，畏金如虎的传言绝非空穴来风。胡铨的奏疏代表着南宋百姓的心意，靖康之耻不仅是赵家宋室的耻辱，更是天下百姓流离失所、惨遭蹂躏的起源。即便胡铨的话轰动整个天下，依旧没有打动赵构那颗胆怯的心，在赵构的暗示授意下，秦桧给胡铨安了一个“狂妄凶悖，危言耸听”的罪名，将他贬到岭南一带为官，草草了事。其实百姓对主和的真操纵者心知肚明，主和派大臣的依靠是赵构，可他们不能骂作为一国之君的赵构，只能将矛头指向主和派的“花言巧语，欺瞒圣上”。岳飞率领岳家军攻克河南一带地区，距离北宋都城开封府只有不到七百公里，可还是被赵构的十二道金牌召了回去。
为了不影响“宋金和议”的顺利进行，宋高宗和秦桧将岳飞和岳云父子在风波亭秘密杀害。南宋抗金老将韩世忠指着秦桧鼻子问岳飞有何罪时，秦桧竟然回了一句“莫须有”，可能有也可能没有，总之是不确定的意思。堂堂一代抗金名将，被主和派君臣杀害后，竟然还找不出一个确切的罪名，或者说连编也编不出来。可宋高宗以及秦桧能杀武将岳飞，却不能杀文臣胡铨，并不是因为他们心慈手软，也不是胡铨颇得民心，而是因为宋太祖赵匡胤留下的一道“太祖誓约”。宋朝推行的是重文轻武的政策，赵匡胤吸取唐朝后期藩镇割据的教训，再加上自己又是武将夺位，因此他对武将的信任程度极低。一出杯酒释兵权，赵匡胤解决了武将手握兵权的局面，为能够减轻武将的权重，他别出心裁地想出统兵权和调兵权分离的主意。将军可以负责操练士兵，但遇到战事的时候，必须由枢密院发布命令，将军才能领兵出征。这是赵匡胤预防武将作乱的法子，你要想作乱必须要领兵，可没有枢密院的允许，你就是想造反也无济于事。还有就是武将调换频率极高，往往是兵士还没把将军认全，紧接着又来了一位新将军，这个办法可以预防武将建立自己的亲信军队。宋朝军队的主要精锐兵力集中在京城，禁军数量远高于边防军队，这也是赵匡胤防止边将谋反的措施。
赵匡胤对武将的不信任，加强了他对文臣的亲近感，在赵匡胤的眼里，文臣就像是温顺的绵羊，可以为他出谋划策、运筹帷幄，又没有潜在的威胁。赵匡胤对读书人的宽纵有例可寻。宋朝建立后，赵匡胤的亲信幕僚赵普被任为丞相，忙完国家大事的赵匡胤总喜欢跑到赵普的家中做客。南方的吴越王钱俶派人给赵普送了一封书信和十瓶海鲜产品，碰巧微服私访的赵匡胤闲逛来到赵普家里，手忙脚乱的赵普来不及藏起钱俶的礼物，只好向赵匡胤如实禀告。
当时的吴越向宋朝称臣，还没有划入宋朝的版图，因此在这种敏感时期，钱俶的行为令人怀疑。赵匡胤派人打开十瓶所谓的海鲜，竟然发现里面是数不清的金银珠宝，就连瓜子都是金制的。一旁的赵普大惊失色，他明白钱俶的用意，是想在赵匡胤面前替他美言几句，好保留着吴越的政权。可这样一来，赵匡胤势必会认为赵普有通敌叛国的嫌疑，汗如泉涌的赵普方寸大乱，结结巴巴地解释自己还没来得及拆开看，并不知道里面的玄机。赵匡胤先是哈哈大笑，笑言钱俶出手大方，随后又神色自若地说：“你接受了也无妨，吴越不过是强弩之末，对大宋来说不过是唾手可得，钱俶大概以为国家大事是取决于你们这些书生吧。”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赵匡胤对文人的自信和坦然，民间有句话叫“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秉持着这句话的赵匡胤对文人的威胁不以为然，他认为文人的作用只是在治理国家大事方面，至于拥兵反叛则是武将的事情。
换句话说，如果赵普是位高权重的武将，那么赵匡胤就不会柔声安慰他了，就算不是立即逮捕，恐怕也会秋后算账。赵匡胤对文人的宽纵态度，让宋朝有了“刑不上大夫”的祖制，纵观宋朝君主大都恪守不渝，不敢轻易杀戮文臣。关于“太祖誓约”的真伪，我们难以分晓，可宋朝不轻杀士大夫及言官，却是有迹可循的史实。据《蓼花洲闲录》记载，宋神宗在位期间，陕西有名漕官用兵失利，致使事态再度紧张，愤怒的神宗下令要斩杀他。
次日，神宗询问宰相蔡确：“我昨天让你杀的那名漕官，手下执行了吗？”蔡确神情严肃地说：“我正想和陛下商量这件事情呢。”神宗有些生气地说：“还有什么疑问吗？”蔡确说：“自我朝太祖以来，从未轻易杀过士人，我不想让陛下开这个先例，清陛下三思而行。”宋神宗听后沉思了一会，说：“那就在他脸上刺字，发配到边远地区充军吧。”这时候门下侍郎章惇高声反对：“要是这样做还不如杀了他，正所谓士可杀不可辱。”神宗愤怒地说：“我身为天下之主，难道连一件快意的事情都做不了吗？”章惇面无惧色，理直气壮地回击道：“如此快意，不做也罢。”神宗无可奈何，只好杖责那名漕官以示惩罚了事。宋哲宗即位时期，新党和旧党互相攻击推诿，大量官员被贬往“瘟疫之地”岭南地区。有人给宋哲宗进献谗言，提议将那些大臣处死，宋哲宗坚决拒绝地说：“我遵循祖宗遗制，不轻易屠戮大臣，不要再提这件事了，让他们在岭南地区思过吧。”宋朝对文人的宽松态度，让史学家认为这是文人最舒服的一段时期。花开说：对于宋朝，毫无疑问乃是文人盛世，但作为对民族性的损害，宋王朝的“贴血搭送”也是不容忽视的。参考资料：《宋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