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吃等死”是形容弱者思维的最好四字成语，这四个字拆开，便是弱者思维的核心：等靠要、劫掠和强盗。相比之下，强者思维则恰在弱者思维的反面，其用《易经》里的话形容便是：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文是：遇事如上天一般，永不抱怨、永不退缩，且永不满足于任何成功，而永远追求成长、更大的成功；为人如大地一般，不断累积德行以承载更大的责任和任务。
强者思维背后的逻辑是：人最大的使命是成长，成长的目的，是担责（使命）。所以，强者思维的本质是“影响”“服务”，而这，也恰是某种程度上的“主宰”。
毛泽东的强者思维本质上也是主宰，而这种主宰思维，在《毛选》中，乃是由五个大面组成的，接下来，我们一一拆解——
第一，求变（针对整体而言）。这里的“求变”，主要是指求内变。
而为什么“求变”，其背后本身就是强者思维的体现：因为“自强不息”，即永远自觉地努力向上，永不松懈。这里体现的是强者将人生定义为“不断成长进步”，而非止步不前，满足现状，这就是很多现代人认知里的“修行”意识。
而关于，人的“求变”为何是“内求”？毛泽东在《毛选》里实际阐述过，他说：“内因起决定性作用，外因起促进作用，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
这句话说得再白一点就是：一个事情成不成，关键在于你自身，而不在于外界环境的变化。毛泽东曾在阐述这点时，用鸡蛋和石头打过比方，他说：鸡蛋在合适的温度下，能变成小鸡；而石头在任何温度下，都不可能变成小鸡。
说到这里，有人会反驳：外因也具有决定作用，比如，如果鸡蛋被加热到100度，不就变成了食物，而无法变成小鸡了吗？
毛泽东显然也看得到这一层，但他完全忽略这一层。为什么？这就是强者思维的厉害，他就是咬死了“内因具有决定作用”，也因为咬死了，他遇到挫折、失败时，绝对不会去找借口，而只会拼命向内找原因，直到他为成功找到方法。强者找方法，弱者找借口，由此而来。
那么，强者如何向内求变呢？毛泽东也在《毛选》中做出了具体阐述，他说：
“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个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
看明白了吗？所谓求变，先得会“找变”，哪里有“变”，矛盾就是最大的变数。因为矛盾本身就是一个最不确定的因素。
“找变”和找朋友一样，找到它，实际就是了解、掌握、利用的开始。他的这段话，实际在告诉世人：“不要害怕‘变’（矛盾），任何事情存在矛盾，这是正常的，且贯穿始终的。你就去直面矛盾，并解决矛盾就行了。
而你直面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正是“求变”的过程，就是走向成功的过程。
但请记住，成功了亦要求变。毛泽东在《毛选》中，用一段经典的话，阐述了“成功了亦要求变”（不要满足于成功）的观念，他说：
“我们的同志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要靠解决问题吃饭、靠正确吃饭、靠总结经验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不靠资格。”
到这里，强者思维的“求变”本质也出来了：永不满足于任何成功，强者眼里的成功，仅仅是抵达更大成功的一个阶段罢了。
第二，战略（制定目标、计划）。这里的战略实际是指全局思维，它需要站得够高，即能高瞻远瞩，其核心是“看得远”。
关于毛泽东的战略思维，《毛选》中同样有一段阐述语，原文是：
“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
只有当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
这段话阐述了战略思维的本质：站得高、看得远。也是因此，真正具备战略思维的人，非得是认知高于绝大多数人者。毛泽东的认知超越同时代绝大多数人，乃是因为：他从年轻时候就开始大量阅读、深入思考、积极实践，这三者的综合作用，加上他天生的悲天悯人特性，让他成了真正具有战略思维的人。
而人一旦具备了战略思维，则将具备洞穿现在，看到未来的能力。他们遇到事，总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且因为能看到未来，一旦制定战略目标，就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能体现毛泽东战略思维的文章有很多，比如他分别写于长征结束初期、抗战时期和建国后的三篇“奇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论十大关系》。
第一篇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系统探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发展历程，系统研究了何谓战争、战术、中国革命的战争，并分别站在高处给予了指导性的意见。
而第二篇文《论持久战》，则是毛泽东对整个抗日战争的伟大预言，而这一准确预言，与他在二十多岁时的另一预言“二十年内，中日必有一战”，形成了呼应。
毛泽东对中国抗战会是持久战的结论的得出，乃是他结合抗战大背景，系统整理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阶段，并进行了大量分析、思考后，得出的结论。
在第三篇《论十大关系》里，毛泽东联系了不同业态之间的关系，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并从全局角度深入思考，辅以辩证法思维，最终论好了“十大关系”。也因为此文站位极高，我们今天所走的路，也或多或少存在着《论十大关系》的影子，此种种，不得不让人感叹其“未卜先知”。
敢于站到高位，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站在全局角度而出的战略思维，相对于站在局部、点上的战术思维，当然是前者强大太多。
战略思维和战术思维放入现实生活中，就相当于长期主义和短期主义，多数人都习惯订立短期目标，实行短期主义。
比如，他们学习往往是为了契合当下的工作需要，而非从整个人生的角度做出的选择。他们得到的，自然也有限，而所得往往无法为下一阶段做累积。
相反，那些为学习订立长期目标者，他们因为有“远虑”，往往没有近忧，因为长期坚持学习，他们的学习能力强于绝大多数人，遇到机会时，他们总能更快更准地抓住。
再比如，那些以减肥这种短期目标而运动的人，他们就算侥幸达成了目标，也可能留下诸多后遗症，甚至有的还以牺牲身体健康为代价，可谓得不偿失。
相反，那些以健康这种长期目标而运动的人，他们对身材往往不做要求，却很自然地因为长期坚持运动，而身材傲人，他们的运动也更能持续。
有战略的人，极少焦虑，因为他们的目标是系统性的，在一个大盘里，任何的小的细枝末节，都无法乱他们的心神。而只有战术的人，他们则往往极容易焦虑，因为他们看不到大面上，眼睛所及，仅为看得见的一个“点”。因为太过于纠结于“点”，他们往往会在去为目标努力的过程中滋生各种焦虑、抑郁情绪，他们相比有战略的人，更容易放弃。
总结，战略谋划的是全局，而战术谋划的则是局部。前者所需要的能力非常强，而后者，则相反。在难和易之间，强者永远选择难，换言之：战略思维，本身就是强的体现。
回到毛泽东，他未上过一天军校，却用兵如神，他在战术上面的确懂得不如一线指战员多，但他就是能打胜仗。四渡赤水时，他甚至用指挥敌人的奇特打法，打出了“神仙仗”。他为何能如此，当然得益于他的战略思维。
关于毛泽东的战略思维，王震将军曾有过感慨，他说：“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拥有战略思维者的最厉害处还在于：这样的强者思维下的他们，一旦订立目标，一定会坚定不移的去执行，路上，他们往往见神杀神、见鬼杀鬼，从不会被困难、问题、挫折吓倒。
而只有战术思维者，如张国焘等，则极其容易被外界左右，遇到问题就退缩，甚至中途放弃、叛变。毛泽东是张国焘的反面，他一眼看穿了他的问题，张国焘叛变后，他对所有人道：
“每个共产党员应该不像他那样，半途放下旗子，要坚定政治方向，牺牲一切而奋斗到底，反对开小差。”
这段话背后，折射出的，亦是毛泽东的战略思维。
第三，试错（具体行动）。试错，本质上是说：要不断实践。
《毛选》中，毛泽东专门用了一个章节论“试错”，这个章节就是《实践论》。这一章节中，毛泽东不厌其烦的论证时间的重要性，他说：
“人们经过失败（试错）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
通过实践（尤其失败的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
敢于试错，背后的支撑条件是：不怕失败、敢于直面任何可怕的结果。而这种“勇敢”，只有强者才真正具备。敢于试错，是强者思维的非常重要一个体现。
毛泽东在很早以前就看透了一个真相：很多人之所以一辈子一事无成，并非因为他们机遇不好、能力不行、智商不高，甚至也并非因为他们悟性不强，而仅仅因为他们患上了“行动障碍”，也就是患了“拖延症”。
电影《阿甘正传》的主角阿甘是个半傻子，但他的一生干啥成啥，靠的就是“敢干”。他敢于做任何尝试，且一旦开始尝试，就会一门心思地扑在上头。
相反，现实生活中，多数人看到一件事时，往往情绪高涨，讨论热情也很高。经常为了这个事“开会”都开无数轮，每次开会讨论时间还极其久，但一到具体做事，他们就退缩了，且还会为自己的退缩找各种各样的借口。
他们会习惯性地想：“这事有难度吧！”“现在是不是不是最佳时机”？“我以前搞的某个事，最后失败了，这次不会重蹈覆辙吧？”“风险有点大，万一失败了，我的天！”“如果犯错了，丢人就丢大发了！”“其实，我的现状也还是很不错的，我要不再等等？”
这些惯性思维其实每个人都或多或少会有，毕竟，人的天性是“趋利避害”。然而，强者是永远能战胜人性者，他们看到新的事情，总是飞快地反应，别人还在想的时候，他们已经试过错了。
如毛泽东这样敢于试错的强者，就如耐克创始人丹·维登的名言那样，他们永远讲究：“Just Do It”（做，就对了）。
毛泽东一生试过的错不计其数，他还总是从“试错”中，总结出无比宝贵的革命经验。毛泽东曾有一句名言，叫：“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种霸气，让毛泽东无数次从“试错”中“得到”各种。
毛泽东从“试错”中的这种“得到”，与《希腊神话》里一位叫安泰的神的故事，颇为异曲同工。安泰是海神波塞冬和大地母神盖亚之子，他在战斗中总是无敌，从不知疲倦，尤其他被打倒在地再起时，他的力量就会增强。
每次倒地（试错）反而更强，为何如此？原来，他的大地母亲能不断地给予他能量，他的身体一接触大地，就能汲取大地的力量。
毛泽东的强者思维厉害也在此，他的每一种强者思维，尤其试错，对他形成了正循环，让他不断变得更强。
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受挫后，面对减员严重的队伍，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正是在这之后，毛泽东带领的队伍有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可以说，那一次试错，为中共保持战斗力和组织力，提供了大基础。
上井冈山后，“打土豪、分田地”的试错，让他及时做了调整，他趁机对土地法进行了相应修订，这既扩大了支持面，又让队伍更好地站稳了脚跟。
试错听起来是冒险，然而，对于强者而言，试错恰是一种学习和解决问题的策略。它的核心思想，是通过尝试不同的方法和选项，在错误中学习，并最终找到正确的解决之法。
试错还有一个隐形的厉害之处：当人所经受的错误尝试多了之后，他们通常会对错误、挫折免疫，即对错误、挫折完全没有情绪，而直接去掉了“解决之法”。
没有负面情绪，即没有内耗，强者在处事上的“无内耗”，让他们能更加集中精力办事，成事概率自然也更大。
第四，敢舍（具体处事时的选择）。具体做事上，分清主次，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必要时完全忽略细枝末节，即为“敢舍”。
“敢舍”的本质是懂得抓主要矛盾，关于这点，《毛选》中也有具体的阐述，原话是：
“不能把过程中所谓的矛盾平均看待，必须把它们区别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类，着重于捉住主要的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毛泽东的“敢舍”，在他少年求学时代时，就已经显现出来。在湖南一师求学时，他曾写过一篇名叫《体育之研究》的文章，发表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上。这篇文章里有一句“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整个求学阶段，他长期将文化和体育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视其为主要矛盾。
而在文化这一主要矛盾上，他也极其“敢舍”，他主张优势功课主攻，劣势功课及格万岁，也是因此，他的优势功课“优”到吓人，相比劣势功课，他甚至多少给人“偏科”的感觉。
人的时间和精力都非常有限，一旦你想把一个方面推到极致，没有三头六臂的情况下，你就必须做取舍。尤其，人有擅长单线程思考的特性，这一特性决定：人类一个阶段只能集中精力办一件事。
强者的认知必然是先进的，毛泽东定然早已在实践中，认知到了人类的这一特性。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在青年时代就主动进行了取舍，把精力放在了主要矛盾上，至于次要矛盾、细枝末节一类，他有时甚至会直接舍弃掉。
别的不说，拿长征来说。当年，面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被迫长征。长征刚开始时，大家什么都不想丢，甚至连坛坛罐罐都要带上。什么都带上的结果是：湘江一战中，中央红军损失惨重，瓶瓶罐罐也被打碎了。
毛泽东在此后一声高喊道：“想保住一切的人，什么都保不住！一个背着金银财宝的人，遇到一个强盗，怎么办？”
这一声高喊，正是建立在“敢舍”的强者思维体系下。而1947年，毛泽东主动放弃延安，更是他的“敢舍”思维的终极体现。放弃延安前，毛泽东曾对着前来送行的西北野战兵团的领导干部们高喊：
“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这声声高喊，何其雄壮、豪迈，也只有这样的毛泽东，才称得上真正的强者。
第五，借力（具体做事）。借力本质是扩大力量，其核心是“找力量”。
《毛选》中，关于“借力”的表述非常多，最经典的就是以下两句：
“所谓政治，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敌人搞得少少的。”“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
把敌人也变成自己的力量！这是顶级强者思维，强就强在：其背后逻辑是承认自己的“弱”，把“弱”当成强。也就是说：他们的弱，会被当成“强”来用。
进一步解释：一开始，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其实不多，且全是无产阶级。可要革命成功，光凭无产阶级的力量就够了吗？显然不够。
怎么办？先得认识到自己的弱点，也就是“力量不够”。承认自己弱，要么就是真的弱到极致，要么就是强到可怕，毛泽东属于后者。
承认了光凭无产阶级一阶级之力无法完成革命以后，他做了一个大大的总结，他说：“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这里，毛泽东实际是在提醒所有人：真正的强大，实际不是自己有多大力使多大力，而是把别人的力量也变成自己的力量。一个人的力量有限，而无穷多的力量，则将是无穷大。
毛泽东进一步总结说：“把别人的经验（借力），变成自己的，他的本领就大了。”而一旦有任何人能将别人的经验拿来“自用”，那么他的经验也将是无穷大。这样的人，除了他自己，将没有任何人可以打败他。
毛泽东“把敌人变得少少”的，其最大一个体现实际是“西安事变”。当时，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其生死权表面掌握在张、杨手中，实际却是掌握在毛泽东的手中。毛泽东最后的决定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而这一决定的背后用意，正是“借力”，当时的中国头等大事是对抗外地侵略。在日军侵略面前，以前的仇敌蒋介石成了可能被争取的“朋友”，既如此，那当然得留他一条命了，如此，中国抗战的力量才能大起来，抗战才有胜利的可能。
为了说服大家接受他的主张，毛泽东还说了那段经典的“毛驴论”，他说：
“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内亲日派，他们惟恐我们不会杀掉蒋介石，而蒋介石又最怕死，在这种生死攸关的时刻，蒋介石会认识到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再加上宋氏兄妹的劝说，蒋介石肯定会接受张、杨二将军的抗日主张的……
陕北的毛驴很多，毛驴驮了东西是不愿上山的，但是陕北老乡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抗战的，我们就采取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来对付蒋介石——拉他，推他，再不走就打他。当然喽，要拉得紧，推得有力，打得得当，驴子就被赶上山了，蒋介石也就抗日了。
当前，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我们党领导人民抗战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是大势所趋。但是，驴子是会踢人的，我们要提防它，这就是既联合又斗争。”
毛泽东这番话极其形象生动，且发人深省，人们听完后，既打消了疑虑，也懂得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
毛泽东的借力思维，若被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将是这样的：为了达成目标，面对重重困难，先认识到自己的弱（认怂），然后去扩大力量，团结一切可团结的人，在某个阶段，谋求立场、观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形成相应的利益共同体（类似结盟）。
当然，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一定要分清楚真正的敌人和朋友。对于敌人，即有害的，要加以限制；对于可化敌为友的，即无害的，则要加以利用。
借力的前提，是承认自己弱，需要“借力”。真正的强者，不仅能认清自己的弱，还能充分利用“弱”。这就像《武则天》主题曲里颂扬武则天的那句词：
“世界上有几个女人敢这样，把脆弱当成了坚强……”
当一个人用弱将自己武装起来时，他就是找到了杠杆的着力点，他们将用最少的力，甚至“没用力”，而撬动了整个世界。这样的人，一定是最强的。
综上，我们可以如此总结：透过《毛选》，可将毛泽东的强者思维解构为五个大面，即整体上永远求变，制定目标时有战略，具体行动时多试错，具体处事时敢舍，具体做事时善借力。
而这五个大面合起来，不仅是毛泽东强者思维的具体阐述，也是他能不断创造奇迹的背后原因。
毛泽东诗词
普通人若能掌握其强者思维的这五个大面，并实践之，定能不断成长，不断完成各种各样的挑战。如此，我们又岂会在生活面前轻易放弃呢？既能坚持到底，何愁不会抵达任何形式的成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