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熬社保”的富士康女工身上，他看到了产业链转移带来的变化

高强度、低薪资，或许是大家对富士康流水线工作的刻板印象。但对于部分中年女性农民工来说，在富士康工作却是一份老有所养的保障。

近日，一篇名为《“熬社保”：富士康劳动体制与女性农民工的劳动策略》的论文引发关注，研究对象包括多地富士康工厂20余位30~50岁的女性农民工。论文显示，女性农民工在综合考量下本应不会选择“高强度劳动、低工资给付”的工作，但缴纳社保却成为她们改变决定的关键性因素。为了能够缴满15年社保，她们选择长时间在富士康“熬年限”。

近期，银柿财经联系到课题组负责人、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黄岩，就“熬社保”现象以及背后的产业链转移进行了访谈。

被社保改变的人生决策

黄岩在劳动关系与社会政策领域研究近20年，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产业转移背景下企业劳动体制变迁与工人权利保护研究”，主要关注产业链转移会给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带来哪些变化。

2020年，黄岩的硕士研究生吉文婷将课题方向选在了产业链转移之下富士康农民工的现状。起初，她计划围绕这一群体的婚恋情况展开调研，特地到富士康打了3个多月的工。在此过程中，吉文婷有机会和多位女性工友交流，发现了劳动关系中一个过去被忽视的因素，她们走进工厂有个共同的原因——“熬社保”。

在与黄岩多次沟通商量后，论文选题转向关注富士康女工们“熬社保”现象。黄岩的博士生王彬彬也参与进来，与吉文婷一起完成了多个富士康工厂在职或离职的女性农民工的访谈记录。而黄岩则主要负责对“熬社保”现象进行提炼，进行理论框架设计、与其他学者的研究对话和把握写作方向等工作。

三年时间过去，2023年9月，这篇来自于参与式观察和对富士康厂外女性农民工的个案访谈，形成论文并发布在《妇女研究论丛》上。

富士康工厂外围。 受访者供图

从富士康到“养老康”

银柿财经：论文题目为《“熬社保”：富士康劳动体制与女性农民工的劳动策略》，能否解释一下什么是“熬社保”？选择“熬社保”的女性农民工有什么共性？

黄岩：所谓“熬社保”，是指四川成都、江西赣州、河南济源等富士康入驻的内陆地区，普遍存在30~45岁的女性农民工群体为了在法定退休年龄前累计缴满15年养老保险，以实现退休后按月领取养老金的自立养老模式，长期坚持在富士康“熬年限”的劳动行为。

我们接触到的观察访谈对象，最主要的一个特点是，很多女性农民工年轻的时候有外出务工经历，是有社保记录的。后来结婚、生小孩了，这些女性“被迫”返乡照顾家庭，然后就近找份工作。她们多来自周边乡镇、城郊村，住的地方离工厂也比较近。

既可以续上社保，又可以补贴家用、照顾家人，富士康工厂就成了这些女性农民工一个不错的选择。会正式签订劳动合同，又缴纳社保，富士康工厂契合了大众对“正式工作”的认知，所以富士康也被不少劳动者称为“养老康”。

银柿财经：根据你们的研究，在富士康的女性农民工，工资收入情况是怎样的？

黄岩：从早期珠三角沿海地区的富士康，再到内地的几家富士康工厂，我都有过调研。我注意到，富士康工厂用工有两种形式，正式工和派遣用工，派遣用工很少有“五险一金”，不过有些第三方劳务公司会给他们买人身意外险。

一般来说，为了降低用人成本，工厂都是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来给工人缴纳社保的，并不是按照实际工资来计算。吉文婷以正式工身份进去实习，她所在的富士康工厂，工人每个月底薪为2100元，工人每月加班80~104小时后的收入约为3000元~3800元。

正式工与非正式工差异比较。来源：论文截图

当时吉文婷反映过，如果加班，她一个月到手3000多元钱。如果一周只干五天、一天只干8个小时，最后可能只能拿到不到2000元。但当地餐馆服务员、保安、超市收银员等职业的月薪可以达到3000元以上。对比起来，富士康的工资并不算高。所以在富士康的内陆地区工厂，单看收入，工作岗位的吸引力并不强。

银柿财经：富士康流水生产线的工作强度很大、收入也不高，为何依然能吸引众多女性农民工？

黄岩：相比于当地的中小企业来说，富士康工厂用工比较规范。一方面是社保的问题。中部省份很多私人企业都不给员工缴社保，但富士康有。另一方面，富士康工资结算、发放相对准时，工作环境也有优势。女性农民工偏好在地就业，“熬社保”的原因更大一些。

吉文婷从富士康工厂打工回来，写了一份多达几万字的汇报记录。她接触到的本地女性工人，有些很早就进入富士康工作了。有一个女工已经在工厂干了8年，家庭和工作两边的节奏也协调得差不多了，她不想打破这种平衡的状态。女性农民工偏好在地就业，“熬社保”的原因更大一些。

“熬社保”也是一种进步

银柿财经：在地“熬社保”现象只存在于富士康吗？

黄岩：当然不是。以我的家乡江西高安为例。20年前我还在广东求学时，当地有大批人外出务工。到了现在，江西成为产业转移的进入地，不少人便返回家乡进厂工作。而高安一些比较大的企业社保更加完善，自然而然也会有类似“熬社保”的工人。

银柿财经：除了提供一份稳定的退休金保障，产业链转移和“熬社保”是否给这些女性农民工带来了积极的变化？

黄岩：最明显的就是，产业链转移给她们提供了就业机会，有了经济收入来源，当地女性的地位、自我认同都会有所提高。有访谈对象就表示，“能赚钱腰杆子就硬。以前花钱遭人嫌，现在是我赚钱给人花，公公婆婆就不会哀叹‘坐吃山空’。”

富士康厂区内的工人。受访者供图

银柿财经：从论文内容来看，课题组其实并不是在批判富士康女工们“熬社保”现象。

黄岩：我特别想强调的一点，我们的论文并不是在批判女工们在地“熬社保”，而是想要批判“拆分型劳动体制”。

什么是“拆分型劳动体制”？我以前调研的工厂基本都聚集在沿海地区。比方说一个外省人来到珠三角地区工厂打工，他离开了家庭，孩子、老人只能安顿在老家。在过去，他在打工的地方只能出卖劳动力拿到工资，很难享受到公共服务，比如廉租房、小孩上学等等。农民工只能像候鸟一样在打工地与老家之间往返奔波。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一般称之为拆分型劳动体制。

这种体制下，工厂就容易给工人开出低工资，能覆盖他在城市生活的成本即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拆分型劳动体制带来了经济快速发展。但对工人来说，他能获得的却只有工资。产业链逐渐向内地转移后，部分打工人返回家乡工厂，这就不是拆分型劳动体制了。

社保体系完善需要一个过程

银柿财经：您觉得造成女工们“熬社保”现象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黄岩：产业链转移，引起了内陆省份地区就业环境的变化。但有些地区社保体系仍不完善，也存在劳动监察部门执法不严的情况。

一方面，工厂竞争越来越激烈，利润越来越薄，为了降低成本，很多企业会选择不缴或者少缴社保。同时，现在工厂订单有时也不稳定，如果没接到订单，也用不了那么多工人，所以派遣用工的情况也多了起来。

这背后也有一定的“包揽式政商关系”因素。产业链向内地转移，当地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一般都会提供比较有吸引力的政策。政府通过企业发展经济实现治理绩效，企业则借助行政力量破除发展阻力。

汪建华的《包揽式政商关系、本地化用工与内地中小城市的劳工抗争》论文中曾经提到，在包揽式的政商关系下，有些地方的职能部门采取了“非举报不作为”的方式，不敢主动监管、处罚企业的违法问题，劳动部门在处理涉及社保、工资等方面的劳动争议时也非常慎重。毕竟许多企业选择到内地投资，降低用工成本是重要因素。

银柿财经：除了“熬社保”，现在产业转移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现象？

黄岩：我和老家那边的人一直保持联系，不时会沟通交流，明显发现产业转移对当地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影响越来越大。原来劳动力还只是在聚集在产业园，但现在镇上的人也调动起来了，村子里的闲散劳动力也参与进去了，其中还有不少老太太。

银柿财经：你在沿海产业链转移早期就已经开始调研工作了，这些年来劳动关系有哪些变化和趋势？

黄岩：我在硕博期间就在研究关注劳动关系这一领域，大概从2003年开始，那个时候我自己也去过工厂打工体验。至今现在有20年过去了。能明显感受到有两个变化：一个是劳动法规在不断进步完善，另一个是工人的劳动权益意识也在慢慢觉醒。

社保体系完善也需要一个过程，但肯定是先从大企业再到小企业。以前国内没有劳动合同法，也没有社保法，工厂不缴社保也不违法。等到2008年《劳动合同法》、2011年《社会保险法》正式实施，劳动者的权利就有了更有力的法律保障。但在落地执行时，就像我前面提到的，有工厂降低成本的考虑、有相关部门执法不严等原因，还是会出现不缴纳社保的情况。

另外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沿海地区工厂订单迅速增长，很快就面临“用工荒”问题，当时工人的选择余地很大，劳动权益谈判的话语权也在上升。近几年我国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年轻劳动力越来越少，而新一代的工人对社保问题越来越关注，也在倒逼企业工厂做好用工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