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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学校羞辱的经典标志——“傻瓜帽”开始，它的真实历史出人意料地晦暗不明。我们知道这种帽子的想法来自中世纪哲学家邓斯·司各脱（Duns Scotus），他认为戴上圆锥形的帽子可以集中注意力。邓斯的作品被扫入故纸堆之后，到17世纪，他成为笨蛋（dunce）的代名词，在学校尤其如此。一份17世纪初的英国文献提到，成绩较差的学生会被要求坐到邓斯桌那里。查尔斯·狄更斯发表于1840年的小说《老古玩店》第一次明确提到这种帽子。
不管中间的历史如何，可以确认的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许多美国课堂里，傻瓜帽十分流行，针对的包括成绩糟糕和行为不端。一个被点名的学生要在指定时间内面向教室角落坐着，头戴高帽，这足以让他自己或班上其他学生清楚他（或不太常见的“她”）的羞耻。傻瓜帽最终退出了校园，只是过程缓慢，而且就更大的谴责羞耻的历史而言，这一结局令人惊讶地迟来了。
为什么说这延长而且可以说是增强了在学校教育中对羞耻感的依赖呢？还有哪些其他证据吗？羞耻和学校教育藕断丝连，在一定程度上与早期的情感标准有关。例如从1836年到20世纪，《麦加菲读本》（McGuffey’s Reader）一直是小学教学的主要内容，里面提到羞耻的时候似乎理所当然地假设儿童清楚这种情感及其表示的警告信号。这本书的第三版严厉批评了“虚假和欺骗”：“哦，那是多么可怕的困惑和羞耻，骗人的孩子将无法承受。”
有趣的是，它接着警告说，撒谎让人无法进入天堂，因为天使会为这种丢脸的事情作证，这是社群标准的有益转变。救赎可能受到阻拦，这主要是因为天使的羞辱力量：“那些孩子缺乏说出真相的气度，可耻，可耻。”其他关于羞耻的提法，虽然比较常规，但也可以假定已得到公认，比如“有些人是国家之耻”。
但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学校的羞耻不仅仅包括阅读材料或延续性的问题。劳拉·英戈尔斯·怀尔德（Laura Ingalls Wilder）在她的一部小说里描述了一个有趣的转变。阿尔曼索·怀尔德（Almanzo Wilder）刚开始上学的时候，生动地回忆起他的哥哥曾被老师打得鼻青脸肿地回家。可是他自己的经历却不一样，体罚很轻，比如说，当他拼不出单词的时候，就得在课间休息时留在教室里好好学习，还因为“跟女生混在一起感到羞耻”。 同样，马克·吐温笔下的汤姆·索亚因为学习差而感到羞耻，不得不在嘲笑他的同学面前一遍又一遍地复述自己的话。
始于19世纪40年代的学校报告表明，体罚自然而然地遭到了抛弃，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学校坚持必须获得完整的惩戒权。学校强烈要求家长不要相信孩子所说的纪律问题，而且学校大都认为家长的投诉是出于家庭溺爱，不予理会。
正因为体罚受到约束，保留所有其他惩戒选择看起来就很有必要——任何非体罚的惩罚都谈不上真的过分。 与此同时，普通学校重新开始强调教师的权威，而且需要让学生相信，教师的凝视是无可避免的，他的监视无处不在。还有一些证据表明，其实许多家长都表示认同，部分是因为他们也很热衷于支持取消体罚孩子，也可能是因为他们也仍然觉得羞辱是自然的。不仅如此，许多教师对保留控制权感到担心，认为一个可行的方法是使用各种身体威胁和羞辱，但是很少或没有真的打骂，只会带有威胁地提到可能会这么做。其他常见的做法是保留“记过本”，以方便识别捣蛋鬼，这为有针对性的羞辱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最为明显的羞辱手段，比如傻瓜帽或在同龄人面前把调皮的孩子单点出来，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西部与中西部的农村和边疆地区似乎特别流行。例如，那些只有一个教室的学校不仅用傻瓜帽，还在教室前面的黑板上画一个点，然后让调皮的孩子用鼻子贴上去，站上一段时间——这样就把真正的身体不适跟羞辱结合起来，尽管这谈不上真正的体罚。即使在东海岸的城市里，这样的做法依然存在，因为更加公然的传统羞辱做法正在经受严厉的审视。
劳拉·英格戈斯·怀尔德在她的小说中再次探讨了大城市教师的理想主义与农村实际状况之间的矛盾。在《草原小屋》（Little House on the Prairie）里，新老师在纪律问题上花了很多心思，希望学生喜欢她，这样她就可以用爱而不是恐惧来管理。 但是学生不懂，所以她不得不动用羞辱手段，要求调皮捣蛋的学生站到全班面前，在黑板上一遍遍地抄写认错书（最后连这种方法都失败了，这位老师只能辞职）。另一部拓荒小说的角色卡迪·伍德朗（Caddie Woodlawn）也强调了严格的非体罚惩戒的重要性，重点在于设法让教室霸凌者为自己感到羞耻。 理想的情况是道德权威以羞耻心为后盾，以避免体罚为强化手段，从而更加有力地控制班级——尽管在这种情况下，理想和现实也会产生冲突，教师不得不依靠一些愿意痛打霸凌者的男生。
19世纪晚期开始出现改变的迹象，尽管这一运动长期以来都带有试探性。虽然语言不同，但是一些新方法具有惊人的现代气息。越来越多的教师和教师培训者开始强调，在欢乐的课堂氛围里，在不对学生提出过分要求的情况下，教师应该让课堂变得有趣和吸引人。这虽然不是直接抨击羞辱，但显然是在寻求替代方案。
1898年密苏里州的一份校刊讲述了一位拉丁文老师的故事，一位当地记者访问了他的课堂，不幸的是，学生当天的表现不尽如人意。记者大吃一惊，试图让学生为他们的无知感到难堪。但是这位以远见卓识著称的老师回应说：“我认为明智的做法是尽我们所能……帮助这些孩子。” 退后一步，少点要求，提供更多指导，不要试图羞辱。同样地，重点是建设，而不是批判过去的某些羞辱做法。学习应该是有趣的，教师应该做的是鼓励，而不是吹毛求疵。课堂应该是充满欢笑的地方，而不是令人恐惧的地方。
康涅狄格州的一位学校官员呼吁不要期待甚至要求学生唯唯诺诺。在一个成功的课堂上，“没有坟墓一样令人压抑的沉默……每一个动作都体现出生命力、活力和热情”。智力和情感应该一起训练，但如果要选，心灵应该优先于头脑：“学校最重要的支配力量，最根本的力量，应该是爱”——这意味着剥夺教师的专制惩戒权威，以坚定的积极态度取而代之。
这样的转变呼应了F. W. 帕克（F. W. Parker）等进步主义者以及约翰·杜威（John Dewey）本人更为正式的思考。帕克谈到教育要解放人类精神，摆脱一切压迫感。学生应该学会自我激励、自我约束，而不是早早就受到来自外部的控制。杜威进一步表示，他非常关心如何让犯错者重新融入并改过自新，这是对严重依赖羞耻感的另一击。
然而，尽管这种基调变化让学校的看法更接近于中产阶级家长一直以来获得的有关羞耻和羞辱的各种建议，但实际上没有对残留做法形成系统性的打击。让学生站在全班面前，或者把他们打发到角落，戴上傻瓜帽，仍是许多学校教师使用的惩戒手段，没有引起过家长或同事的大声抗议，至少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这样。
在新世纪的前三分之一时间里，许多公立学校的学生构成发生了变化，对羞辱的惯有依赖因而获得了新的动力。由于涌入美国的移民规模空前巨大，教师现在面对的是日益多元化的学生群体，他们总是担心纪律问题，并意识到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威。这些学生的文化习俗各不相同，有些英语表达能力也不强，教师处在“种族”优劣假说流播的社会氛围之中，跟他们打交道的时候，无疑会觉得羞辱是一种合理的应对方式，这是羞辱和等级制度齐头并进的又一个案例。由于自己文化中的情感习俗，一些移民群体可能对此持默许态度。例如，一些犹太家长敦促他们的孩子避免做任何令人羞耻的事情，唯恐影响不仅波及学生，还波及犹太人群体。
传统，加上教师对废除体罚等运动的担忧，以及学生群体变化和等级制度吸引力带来的明显的新需求，都推动了20世纪中期对羞耻感的广泛应用，这与育儿和刑罚学领域的决定性转变形成鲜明对比。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脱节才终于得到了更加系统的解决。师范教育的领导者开始强调维护每个孩子自尊的重要性。这个新环境容不下正式羞辱，至少就教师主动性的角度来说是这样。与此同时，这种情绪仍被隐蔽地运用，对许多教师来说，这似乎是课堂管理的基本组成部分。
变化的确有，早先育儿指南的重点开始在某种程度上更系统地纳入教师规范。家长自己也越来越热衷于保护他们的子女，对课堂上真实或想象的侮慢变得更加敏感。新的专家，尤其是埃里克·埃里克森这样的权威，虽然对未来完全消除羞耻感到悲观，但仍呼吁大家多关注这种情感的破坏性影响，即它有可能损害儿童的自我形象。在他的展望之中，成年人必须避免给调整过程增添麻烦。
正是在这个时候，在20世纪50年代，整体意义上的课堂管理得到了更加系统的关注。现在，评价教师的依据可能是他们注重积极行为和避免课堂混乱（两者不一定完全兼容）的能力，而教学框架官僚化的运动本身就可能会阻碍教师在运用羞辱方面的独特做法。
早在20世纪50年代摄制的教师培训片就明白无误地体现了这一结果，它们特别描述并斥责了羞辱方法。在一部片子里，一个倒霉的数学老师“格兰姆斯先生”斥责他的班级：“这是我教过最差的班级”“你们都不知道什么是学习”“懒散”。 这种羞辱氛围首先打击了许多学生的积极性；其次导致了嘲弄式的反抗；最后，它有效地消除了任何建设性的互动。由于这个落伍的情感框架，整个班级都不知所措。片子明确指出，教师必须对学生态度友好，决不能让他们难堪——尽管羞辱仍有剩余价值，在适当的引导下，学生可以用相互羞辱的方式，有效地提高学习成绩。
这种新的看法结束了在同龄人面前羞辱学生的各种做法，但是还有别的。替代的选择包括：不良学生现在被“打发去校长办公室”——有趣的是，这种惩罚隐私化的举措类似于先前刑罚学从公开羞辱到秘密囚禁的转变（到校长办公室的经历可能更加温和）。校长与普通教师的区别因而更加明显，一个主要的后果是校长成了首席纪律执行官。
还有其他将注意力从羞辱转移开来的措施。从20世纪60年代的加利福尼亚开始，学生的自尊越来越受重视。更多的学习和其他活动旨在为学生提供更多获取积极体验的机会。分数的通货膨胀和其他做法，比如增加毕业生代表的人数，也缓解了潜在的羞耻感。然后在20世纪70年代，新的立法禁止了诸如公布成绩的传统做法，尽管仅限于高等教育阶段——这也是为了限制同学之间的蔑视。 连对自尊的批评都在淡化羞耻：“失败并不可耻，唯一可耻的是没有去尝试。”
在这样的背景下，最为公然的羞辱做法确实减少了。当一名教师可能试图以新的适当方式恢复这些做法时，比如2012年爱达荷州的一名教师同意让她的四年级学生给没有达到阅读标准的同学脸上涂上彩色标记，校方和公众立即表示强烈不满，该教师不得不停止了这样的做法。在俄亥俄州，一名教师要求霸凌者听取同学的抱怨，但是没有给他机会回应，该教师因而被指责为羞辱学生，很快就被解雇。
20世纪后期常见的几种做法本质上是经过改良的羞耻手段。许多教师试图避免把问题儿童送到校长那里，因为这样会扰乱课堂，并向校方发出管理失败的信号。以适度羞辱为替代方法因而变得更有必要。给教师的强烈建议是不要直接责骂捣乱的学生，而是通过提问的方式，反复大声说出他或她的名字，隐晦地让不良学生受到全班的嘲讽。
另一个方案是向学生分发绿色、黄色和红色的卡片，附上个人姓名，然后将学生的名字放在不同颜色的卡片上，公开他们在某一天的表现。还有一个方法是将学生的进步情况绘成图表——阅读水平或算术——就像流行一时的“数据墙”（data wall）一样，将课堂练习成绩张贴在教室的显眼位置，用来激励学生，有人声称这明显是在羞辱而不是激励成绩较差的学生。 许多到处可见的课堂管理产品都在促进这类方法的发展。将少数族裔学生认定为可能特别需要羞辱的学生，这样的观念仍然很有吸引力——情感和等级制度继续悄无声息地联系在一起。
变化已经发生。传统的做法已经消失。跟过去相比，教师及其主管和社区观众都对羞耻更敏感了，他们原则上更希望代之以建立在学生自尊之上的正面刺激。但是这一转变并不完整，而且可能不得不如此。新做法得到了新论据的支持，羞辱成分被忽视了，一部分原因在于这种情感不再受到广泛讨论。过去一个半世纪大起大落的历史有助于解释和说明目前的模糊性。现代学校羞辱的历史是了解美国现实情感生活的重要窗口，其复杂性也成为一个主要例子，说明了现代消除羞耻运动可能遇到的来自既有团体和机构的更大阻挠。
最重要的是，不断出现于校园生活的羞耻，仍然影响着许多年轻人的情感体验。按照经典模式，有人可能学习如何预判负面情绪并避免其发挥作用。其他人现在可能发现这些情绪的负面性因其迥异于个性和自尊的主流话语而变得更加复杂。
作者: [美] 彼得·N.斯特恩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