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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走的决心
得知丈夫欠下百万巨债的那晚，梁戈丽彻夜未眠。
意识到不对劲是在2021年底。彼时，梁戈丽发现，丈夫每天回家后的神情越来越疲倦，时不时还低声叹气，“我好难，真的好难？”
次数多了，梁戈丽隐隐感到不安，忍不住追问丈夫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谁知得到的回答却让她如遭雷轰。原来，自2016年她不再过问自己和丈夫共同经营的养殖场后，丈夫就开始胡乱借贷、盲目投资，以至于债务如雪球般竟滚到了三四百万元之巨。
怎么办？
经过几天深思，梁戈丽做出了决定：为了儿子和这个家，她试图挽救局面。于是，梁戈丽回到养殖场当了一年会计梳理账目，却发现自己根本无力回天，她又与丈夫约法三章，要求他停止赊账、分担家务、花更多时间陪伴自己，“不然我就离开”。丈夫答应了，还郑重签下了协议。
她松了口气，以为一切会好转。毕竟，他们是校园情侣，一毕业就结婚，已携手走过28年。丈夫虽欠债，但人品不坏，也从未出轨，甚至时常制造些小惊喜。
然而，这些温情终究只是表象。没过多久，丈夫便将承诺抛诸脑后，依旧“烂好心”地赊账，家务也一概不做。梁戈丽的劝说无效，他也始终没把她的离婚警告当回事，债务赤字也持续扩大。
梁戈丽心生绝望，不禁质疑：他真的尊重过我吗？
更让她心寒的是，在这28年里，她从未拥有过独立账户。养殖场和其他业务所得工资直接打入家庭账户，就算她偶尔存下一点钱，丈夫也会说：“家里资金周转困难，把你攒的那点钱拿出来用用。”可这一用，就再也没还。这让梁戈丽在经济上变得格外被动。
无数个辗转反侧的夜晚后，梁戈丽再也无法忍受一切，下定决心要离婚。然而，丈夫坚决不同意，她感到厌烦，却无计可施。这时，远在国外的弟弟给她出了个主意：“那就先离开新疆，走出去再说。”
就这样，梁戈丽第一次有了出走的想法。
如果说压倒梁戈丽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来自枕边人的冷漠和高傲，那么，促使静谧决心远走他乡的，则更多来源于外部环境对她整个人生的挤压。
“你结婚了吗？有孩子吗？”刚聊完专业问题，面试官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静谧心中猛地一紧，心想这个问题终于来了，脸上也不由自主地露出一个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回答道：“已婚未育。”
“已婚未育啊……”面试官以一种意味深长的语调重复了静谧的回答，随即低头在纸上写了什么，静谧知道，这场面试大抵又黄了。
这样的场景在过去几年里曾反复出现，让静谧深感无奈和委屈。她今年39岁，曾在沈阳的一家日企担任销售助理和企划等职务，原本干得好好的，谁曾想，2019年公司改组，计划搬迁至上海，静谧不愿离开沈阳，只能拿着赔偿金离职，开始在当地重新找工作。
时隔多年，重新踏入求职市场，静谧很快发现自己的处境颇为尴尬。一方面，沈阳当地与日语相关的行政类文职岗位并不多，而自己又不愿舍弃积累十多年的日语技能，所以选择余地较小；
另一方面，年龄偏大且“已婚未育”的身份，让她在招聘市场上成了敏感话题，成为不少企业眼中的“隐形雷区”。
工作毫无进展，生活也异常寂寞。静谧的爱人是发电所运维人员，平时要上班，没有太多时间陪她，至于孩子，两人结婚初期因为被父母催生也努力过，但是没有结果，早已打算一直丁克。而同龄的朋友大多已为人父母，忙于带娃，鲜少有时间聚会，而她也很久没结识新朋友了。
就这样，在日复一日如死水般的生活中，静谧迎来了自己的38岁生日。此时，她内心压抑多年的梦想蠢蠢欲动，“再不疯狂一把，自己就老了。”
早在大学时期，身为日语专业学生的静谧就十分憧憬日本，渴望到那儿去生活，但现实的重担将这份梦想一再压下。
毕业后，为了生活，她选择在沈阳工作，找对象，结婚，然后失业，再找工作，才恍然惊觉自己已人到中年，选择日渐稀少，现实也越发残酷。
还要再等下去吗？静谧扪心自问，答案早已浮现。过完生日的第二天早上醒来，她下定决心推进赴日工作的计划，并在社交平台发帖记录：“刚过38岁生日，下定决心去日本的第一天。”那一刻，死水般平静的生活，仿佛被搅动，重焕生机。
原本，爱人和父母都不赞同她的想法，但静谧很坚定，拿出详细的计划，跟爱人说：“之前考虑你我已经耽搁许久，这次不管你同不同意，我都要去。”爱人劝说无果后，开始积极了解起赴日工作的可能性，也转变想法支持起静谧。
此后，她马不停蹄地筹备：寻找语言学校、提交资料、汇款、递交签证材料……终于，在今年3月，静谧如愿拿到了赴日签证，并顺利踏上了前往日本的新征程。
无独有偶，远在北京的孟珂也陷入了中年女性的职业困境。她今年35岁，未婚未育，曾在香港从事多年记者工作，后于2020年初回到北京。
与工作机会有限的沈阳不同，北京企业多、机会多，尽管因年龄和婚育状态，在面试时偶尔会遭遇一些隐晦的质疑，但孟珂仍相对顺利地找到了一份对口工作，进入一家互联网公司。然而，这却成了噩梦的开端。
北京的工作节奏极快、压力巨大。刚入职时，孟珂几乎每个周末都主动加班，领导常在下班时间布置新任务，一篇稿件接着一篇，她形容自己当时像流水线的女工一样产出文章，经常陷入一种完不成但要赶进度的虚无中，毫无自己的生活时间。
那时，每天晚上七点半，孟珂下班，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回到家，此时已接近九点，匆匆吃完饭后洗澡睡觉，第二天睁眼又投入无止境的工作。生活俨然变成了睡觉、工作和通勤的机械循环。
更让她痛苦的是，自己在工作中感受不到任何尊重。领导提出的要求像是对待流水线上的零件，时间紧，任务重，缺乏对创造性劳动的理解与重视。她逐渐意识到，在这样的节奏下，她学不到新东西，自己也毫无生活和未来可言，逐渐沦为纯粹的赚钱机器。
更早之前，孟珂的生活不是这样的。在香港的大学毕业后，她顺理成章进入媒体工作，过上朝九晚五的稳定生活，平淡到她觉得需要一些“冲劲”，加上觉得收入有点低，父母都在北京，这才萌生回去的想法。
回到北京后，孟珂开始与父母同住，另一种无形的压力也随之而来。尽管父母并未直接催婚，但她依然能感受到那种沉默而无声的期待。
工作和家人的双重压力，让孟珂开始感到窒息，她明白自己必须重新找回生活的平衡。后来，得知苏州的亲戚公司在招人，她经过一年多的挣扎，终于决定离开北京，坐上去往苏州的火车。
逃离
离开丈夫家那天，跟《出走的决心》主人公李红一样，梁戈丽带上自己所有的行李，开车远行。
不一样的是，梁戈丽还带上了自己的父母。她清楚地记得，那是在2023年2月下旬的某个清晨，彼时新疆冬意尚存，天灰蒙蒙的，树木光秃秃的，没有一丝绿意。她从睡梦中醒来，和父母一块收拾家当，准备齐全后，三人吃过早饭，坐上车，开启旅程。
紧握手中的方向盘，梁戈丽脑子里什么也没想，只是双眼全神贯注盯着前方，开远点，再开远点。时间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流逝，转眼已过一天半，他们也来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的最东部——星星峡。
原来开车驶离新疆要一天半这么久，梁戈丽突然有些怅然。或许，这是自己此生最后一次路过星星峡了，这样想着，她又不舍地拍了张照，留作纪念。
从星星峡继续向南驾驶两千多公里，足足七天七夜，梁戈丽和父母才抵达云南。刚下车，她实在太累，顾不得其他，找了家旅馆倒头就睡，这是她近几年睡得最香最沉的一次。在此之前，冷漠的丈夫，高达三四百万元的巨额债务，都让她不堪重负，彻夜难眠。
也许，云南的土地不像新疆那样广袤，这里的人也如此陌生，50岁的自己也不知道能否找到谋生的活干。一切的一切，有太多的未知和挑战，但躺在云南某个小旅馆的床上，梁戈丽还是感到前所未有的放松。
她恍然发现，离开丈夫的荫蔽后，她似乎才找到属于自己的天空。原来在新疆时，梁戈丽不仅要操持家务，还要协助丈夫打理养殖场，免不了与各种对方认识的人打交道。
“养鸡的、借钱的、谈合作的，他常带我一起应酬。可我完全不擅长那一套，以为自己的社交能力特别差，还曾试图改变自己。但越努力，越觉得别扭，最后只能放弃，尽量少与那些人接触。”梁戈丽回忆道。
但远离新疆和丈夫后，她意外地发现自己并不排斥社交，或者说她曾经排斥的是，与自己价值观截然不同的丈夫圈子。
在云南，梁戈丽总能轻松融入比自己小二十岁、甚至三十岁的年轻人圈子。她主动结识那些对生态课程感兴趣的同学，见网友，一起吃饭、交流，还共同前往不同的农场探访、观察、劳动。从零开始，她和伙伴们用双手搭建自己的生态社区，每天都忙得不亦乐乎。
美国作家贝蒂·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一书中感慨，“女性的困境不在于她们的能力，而在于她们被困于一个狭隘的定义中。”
脱下妻子的角色，摘下儿子母亲的面具，在陌生而遥远的云南，不被定义的梁戈丽，终于迎来自己的时刻。
如同梁戈丽一样，静谧和孟珂也在出走后夺回了各自命运的“主体性”。
抵达日本后，静谧只用一个字能形容自己的状态：“忙！”
每天都有主任务和副任务等着她去完成，要安排入住宿舍、办理电话卡、打扫房间，还要参加开学典礼、办理相关手续和认识新的朋友等，对静谧来说，一切都是如此新鲜，“虽然累，从来没有感觉如此充实过。”
静谧通过语言学校来到日本，持有的是留学签证，需要按规定上课。不过对于她来说，这样的课程并不费力——毕竟她是日语专业出身，过去十几年也一直用日语作为工作语言。
课余时间，静谧忙着交朋友、打工和体验新生活。
“在这儿的朋友越来越多，大多数都比我年纪小，跟年轻人在一起真的很开心。平时没事儿就出去吃饭，我的活动范围也比以前更广了。”静谧笑着说。
静谧年轻时爱看日漫日剧，喜欢其简约的设计风格，她经常去日本的线下商场逛街，尤其喜欢里边充满设计感和创意的各类服饰、科技产品。
还有那些充满创意的小物件，比如扭蛋、手办、漫画，以及挂在墙上一页页撕下的精美挂历，静谧至今记得自己在商场里看到一整层楼都被这种挂历占据的震撼场景。
“如果有钱，我真想留在日本，因为好东西太多了，什么都想买。”她感慨道，来到日本后的她简直就像是掉进米仓里的老鼠。
不同于迅速融入的静谧，初到苏州时，孟珂的心理防线迎来了一次全面溃败。那是今年6月的一天，她跟随亲戚来到新住处，一打眼就是空空如也的房间，没有桌椅，只有一张床，“那瞬间感觉自己好像失去了所有，人生一直在下坠。”
这一刻，她清晰地意识到，自己要从零开始了。崩溃过后，她开始给房间添置物品，一张桌子，一张沙发，再添几盆绿植。
当一切都安置妥当，她坐在沙发上，看着夕阳落下，夜幕挂上天空，发觉夜晚苏州的街道比北京安静许多，内心竟也奇异般的平静下来。她想：生活本应如此简单，几件家具，六七件衣服、无需为搭配烦恼。
在苏州，孟珂找回了对生活久违的掌控感和踏实感。刚到工厂时，她对制造业几乎一无所知，过去从未接触过工厂生产，更不了解那些技术细节，老板给了她一本行业相关的书，就这样，她每天上午学习专业知识，遇到不懂的就请教同事，偶尔去工厂转两圈，下班后六七点就能回家。
尽管这些工作看似简单，孟珂却觉得是从实际需求出发，让她感到每一步都是实实在在的积累。虽然刚开始面对陌生的领域有许多困难和不懂的地方，但她认为这是正确的工作方式：学习、解决问题、与客户沟通。
即使是在工厂的日常巡视中，她也能找到一种踏实感。这种感觉与她在互联网公司时那种缺乏实体成果的空虚感截然不同。现在，她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工作和成长，与机器和产品的接触，给了她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和满足感。
出走后的娜拉
但出走后的日子，不总是那么美好的。
初到日本，静谧一开始兴致满满，沉浸于久违的校园生活，认识新朋友，约饭，出游，但很快就不得不为了生存，开始在免税店打工，同时，四处求职。
作为已经在职场浸淫十多年的老人，静谧的计划是通过留学签证抵达日本后，直接向各大企业投递简历，然后入职。
但在日本找工作这件事，并不如静谧想象中顺利。她原本计划去日本大一点的企业入职，简历投了很多，面试也不少，却总在最后环节因为各种原因被淘汰。
与国内不同，日本大企业多实行终身雇佣制，即员工被录用后直到退休始终在同一企业供职，这也导致他们在筛选员工时异常谨慎，周期非常漫长，要经历好几轮面试，还要测试员工的性格是否与公司契合。
每面完一家公司，静谧都不敢松下神经，紧张等待后续的二面、三面，往往半个月就过去了，被告知不予录取后，又绷紧神经，持续奔波在下一家公司的面试路上。她觉得，这挺折磨人的。
年龄确实是一大阻碍，静谧有时候了解面过企业的录取候选人，并不觉得对方工作能力比自己强，但确实更年轻，“好像无论在哪，大龄都是地狱求职难度。”唯一比国内强的是，日本企业不过分看重学历，也不会过问候选人的婚育状态，静谧基本能得到面试机会。
但这也不意味着静谧就竞争得过别人，尤其是静谧投递的工作岗位多为销售助理、企划等文科类行政职务，“在日本文科生也比理科生更难找工作，”静谧无奈地表示，“这种岗位也很看重学历和语言能力。”
面试频繁被刷，失望不停累积，静谧偶尔会想，自己是不是不适合留在日本，她决定给自己最后的机会，如果到明年三月还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就回国躺平。
适应之外，经济也是女性出走后无法回避的问题。静谧目前并不担心这点，日本打工的时薪很高，基本能覆盖自己的日常所需开支，梁戈丽却为此发愁不已。
离开新疆七个月后，丈夫终于松口，答应离婚，梁戈丽和丈夫商量好自己什么也不要，而债务也由丈夫一人承担。原本，年近五十，她以为自己能靠领养老金度日，谁曾想，政策一夕骤变，梁戈丽在社保局被告知不符合退休条件，还要再等五年。
这意味着净身出户的梁戈丽，还得自食其力五年。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毕竟梁戈丽前半辈子只上过三个月的班，结婚后就一心一意帮着丈夫管理养殖场，还短暂办过自己的美育学校，但就是没有打过工。
梁戈丽没有自己的存款。三十多年的婚姻生活中，她与前夫共用一个账户，偶尔存点钱，也会被前夫以家庭资金周转困难的名头拿走，却再无回音。雪上加霜的是，她还被前夫的贷款担保牵连，银行卡被冻结。
回是不可能回去的，要在云南生存下来。这样想着，梁戈丽刚到云南，就到处找工作，却因为年龄处处碰壁，好不容易谋得一个生态农庄的工作，又因为与老板理念不合，只上了一个半月的班，她就离开了。
但工作依旧要找， 作为一名曾经的家庭主妇，梁戈丽似乎什么都会，养鸡种菜、洗衣做饭、编织缝补、开车卸货、算账写字，但没有一样是精通的。她此前从没想过要专精一门手艺，作为养活自己的技能，一心把家放在首位，直到来到云南后。
为了养活自己，成为独立自主的人，梁戈丽决定开始创业做手工皂。她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学习制作手工皂，在线上推销，在线下摆摊。
有时候，梁戈丽会觉得不适应，手工皂的项目推进并不算顺利，她时刻想着赚钱，每天都在思考怎么打开手工皂的销路，导致自己没办法像以前一样专心看书，经常被短视频吸引走注意力，度过无用而焦虑的时间。
出走后，梁戈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却也得直面生活的风雨与生存的烦恼，尤其是金钱方面的压力，确实令人喘不过气来。
更长远点来说，人都是需要社交的。人类学家项飙说，人是你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脱离原有社会网络后，出走的女性们该如何重新定位自己，如何生根落地？
尽管满足于如今的工作状况，但孟珂依旧会时常焦虑。苏州是个新一线城市，比之北京的繁华，这儿要冷清不少，每天晚上七点后，苏州人很少出来闲逛和娱乐，她偶尔会觉得自己与这个城市有些格格不入。
从办公室到工厂，孟珂也遇到了一些新挑战。她偶尔会想起《大江大河》里的宋运辉，尽管时代、经历不同，但那种“书生”初入基层、与工人和基层部门打交道时的陌生感却很相似。过去她在大城市或大公司惯用的沟通方式，用到这里却往往显得“死板”。
剧中，宋运辉推行改革时，水书记提醒他要注意人际关系，兼顾各方利益。孟珂的老板也曾嘱咐，工厂里的“老人”可能会将她排除在外，让她改革慢慢来，不宜大张旗鼓。
在北京时，孟珂的社交活动很频繁，和闺蜜出去聊天喝茶逛街，参加各种聚会，来到苏州后却几乎没什么社交，也接触不到什么新的单身男性。她并未拒绝自己结婚的可能性，也偶尔会陷入“现在这个年龄再不找对象就晚了”的焦虑。
更现实的问题是，父母老了后，该怎么办？自己老了后，该怎么办？
出走能解决一时的困境，却解决不了一辈子缠绕的各种难题。
后不后悔？
女性出走的叙事由来已久。19世纪挪威剧作家亨利克·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写道：“下楼砰的一响传来关大门的声音。”娜拉就这样离开家，远离丈夫和孩子，远离自己作为“玩偶”的角色与生活，实现自我的觉醒。
无论是在家庭还是职场，无论是小天地还是大世界，女性似乎始终难以获得同等的尊重与资源。于是，对于许多女性而言，出走成了不同时代、不同境遇中，夺回主体性的共同方式。
然而，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
一百年前，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讲时，提出这样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他指出：只有独立的意识，没有独立的经济权并参与社会生活，娜拉出走后大概只有两条路：堕落或回归。
还记得那个在《半边天》里发出“我宁可痛苦，我不要麻木”呐喊的刘小样吗？她几度出走，又默默回归家庭，不甘心转化为失望，在50岁后，终于接受自己就是“一个普通平淡的农村妇女”。
后悔吗？刘小样的回答是，我没觉得这是个悲剧。
梁戈丽也不这样觉得自己的出走是失败的。尽管在金钱上仍有巨大的压力，但她可以享受一个人的空间，不用再忍受谁的鼾声与冷漠，她每天写作，种地，做手工皂。或许有时候会害怕后退几步，发现自己走错了，但梁戈丽觉得自己一直在往前走，就像外公曾给她的名字那样充满冲劲。
戈壁战马，这是梁戈丽在自己公众号文章的署名。很多人听到戈丽的名字，总以为含义是“戈壁上的花”，但戈丽后来听母亲说，原本外公给她起的“丽”是“骊”，寓意一匹黑色小马，但当时上户口的工作人员打错了字。
曾有网友建议梁戈丽换掉这个笔名，说别搞得那么有冲劲，让自己那么累，但梁戈丽没换，她想，我不想当戈壁滩上的花，我要当一匹战马。
“前夫打电话几次来挽留我，但我知道，他没改。”梁戈丽在电话那头平静地说起，她提到一个小细节，离婚前，她小心翼翼地问儿子怎么看他俩离婚这事，儿子平静地说，你早该和他离了，你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听到儿子这么说，梁戈丽彻底释然了。
至于静谧，抱怨之后，收拾心情继续出发，奔波于各大面试场所。她终于还是调整心态，在网友的建议下放低要求，决定投递派遣公司，前几天刚刚拿到百货店免税柜台的工作offer，提交换工签资料。
“算是满足我来日本前的初衷：有个工作就行。”静谧笑着说，她也算满足了，这份工作虽然工资不高，但不用动脑，虽然费腿费舌，可是不用起早，还能为爱人来日本做兜底，等着爱人来日本学日语打工。
她并不担心养老问题，静谧提到自己和爱人没有孩子，也提前了解过日本养老福利制度，只要自己和爱人按时交税，永驻不难拿到，等老了也能享受和日本国民同等的养老福利。
孟珂也觉得自己在苏州的每一天都干劲满满。她思考过未来，但发现提前焦虑也无济于事，况且虽然她和父母多年未回苏州，但许多亲戚朋友仍在，“所以回苏州有很多强联系的社会关系，父母也提到愿意回苏州养老。”孟珂说，她感觉到血缘的牵绊，让自己对这个陌生的城市多了一丝牵挂。
孟珂发现，影视剧里可能很多女性出走以后的生活都比较文艺和理想化，比如开花店、开民宿、经营咖啡馆或者去旅游，不像自己从办公室转到工厂，感觉更“脚踏实地”。
她越来越相信这句话：生活之所以如此之大，不就正因为我们有勇气离开狭小的安全之地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