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有关“曹德旺跑了，福耀赴美开厂”的视频和文字引发热议。恰逢美国新当选总统特朗普提出让制造业回归美国，许多人都纳闷：当年曾经毅然与美国商务部对簿公堂、取得反倾销案胜利并且乐善好施的曹德旺，如今真的要“跑”了么？
文 | 本刊记者 史亚娟
对此曹的回应是：中国仅人工成本低于美国，其他生产成本都比美国高，在美国开厂利润高于中国；中国制造业综合税务比美国高出35%，是“全世界最高的”；而福耀在美建厂，并不意味要撤离在中国的企业，相反国内投资计划和业务布局仍在继续。
曹德旺的此席话，透露出制造业滑落轨迹日渐清晰的大势下，中国企业运营的哪些困局？中国制造的出路在哪里？如何让先进制造业留在中国？为此《中外管理》邀请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白明对此深度解读。
资本外逃是“曹德旺事件”的最大误读
《中外管理》：在特朗普召唤“制造业回流美国”关键节点，如何看待“曹德旺事件”？这对中国制造业带来了何种启示？
白明：“曹德旺赴美开厂”尽管恰逢特朗普召唤“制造业回流美国”的关键节点，但并不影响福耀对外投资的决策本身。这仅仅是中国企业在“走出去”国际化战略上的一次正常对外投资行为，其中涵盖了中美投资中税收、能源、土地、市场、服务对象及市场份额等多种生产要素的成本考量，加之福耀在美投资由来已久，美国也并非其唯一投资国。
关于“曹德旺事件”于“中国制造”的影响与启示，我认为应予以“正解”而非“误读”，即切勿将中企正常“走出去”国际化战略用“资本外逃论”简单定性，甚至错误引导。
在当下中企国际化投资热潮中，不仅包括福耀这类民营制造业，更大体量的国营制造业也不胜枚举。而曹之所以此次能吸引如此大的关注与讨论，是因为他道出了国内各生产要素成本重压下，中国企业家最想说的话。
要知道伴随中国GDP的不断提升，税收也在连年增长，2016年宏观税率已一路飙升至30%以上；另从税负构成及承担者角度，中国企业承担了90%以上的各种税费，个人承担的各类税费不足10%，这一方面受制于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另一方面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自身盈利能力变弱时，会对税负更为敏感。相较而言，西方国家则是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险税（费）占比较高，企业直接负担税费却不高。总之，高税负对企业健康发展和宏观经济长远都会产生消极影响，要知道任何企业都需要休养生息，在自身尚未盈利时就交付远高于盈利增长的税负，是“杀鸡取卵”。
《中外管理》：尽管“‘曹德旺事件’与特朗普政策无实质关联”，但近期将其定性为“资本外逃”言论不绝于耳。“资本外逃”与“中企正常海外投资”究竟该如何界定？
白明：界定两者区别的关键点，是弄清企业对外投资是否基于整体经营发展战略的需要，如此次福耀美国建厂，就是综合考虑了美国汽车市场生产侧与需求侧综合要素后，做出的一次正常海外投资行为。
诚然，中企海外投资增多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却有个别企业打着投资名义实现“资本外流”。有报道称，近年来中企频繁海外“扫货”，已引起外方担忧。
此外，我们也应重视人民币贬值压力下的资金持续外流倾向。对此外管局也已提醒各大银行，不得为规避大额业务报告进行拆分，各银行必须从紧、从严处理企业购汇，重点审查交易背景是否真实，减轻资金外流压力。
成本高企对中国制造的冲击
《中外管理》：曹德旺回应海外建厂的一个主因是，中国除人工成本低于美国外，其他生产成本都高于美国，在美国开厂利润更大。如何看待近年来“劳动力成本、能源成本飞涨”对 “低成本制造业”优势的冲击？
白明：先看劳动力成本，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后，劳动力成本随之上升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我们要防止劳动力成本增长整体快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建议有关部门增加劳动者初次收入比重，并在税收上给予支持，如提高个税起征点。反之，劳动者收入增长后，也将进一步刺激消费、激活经济，当税基夯实后又会进一步增加税收，最终受益的还是国家经济。
再看能源成本，当下正处于能源成本的高峰期。一是水、电、气全部是国有垄断企业，企业利用这些资源建设工厂，一定会付出巨额费用；二是审批环节的成本支出，毕竟出具环评、能评、清洁生产等一系列第三方评估出报告，企业也要支付大笔费用，且流程繁琐、耗时较长。以上是中国能源市场的国情实际，因为中国石油、天然气及成品油价格尚未与国际市场接轨，所以未来也难有下调趋势。此外，国内物流、原料等成本也都在不断上涨，产品利润被进一步摊薄。制造业企业在没有盈利把握的前提下，不会贸然投资，在产能过剩压力下将不断寻求新的价值洼地，或干脆转投利润更高的房地产。
《中外管理》：国内只要跟房地产相关的产业税费都很重，且工业用地成本高企，曹德旺称美国投资时土地基本不花钱。如何看待大量实体涌向房地产及制造业外迁增多趋势？
白明：“土地成本高”是广大民营企业的一项重要负担。不只曹德旺，宗庆后也曾说：“工业用地动辄需要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一亩……”，而所有与房地产相关的税费也都很重，这又增加了企业的土地成本。加之近年来高房价对制造业造成的“挤出效应”愈加明显，让资本大规模撤离实体经济涌向房地产市场，制造业不断式微。相信在持续疯涨房价的拉动下，国内的地价、房租必将不断攀升，制造业工业用地成本也将水涨船高。未来房地产市场要健康发展，必先挤出泡沫，刺激就业并拉动建材等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
《中外管理》：企业成本高涨是任何国家制造业都会出现的问题，为何曹德旺、宗庆后这样的民营企业家，感受更加明显？中国制造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白明：“企业成本负重明显”，源自我国诸多成本要素的“累加效应”。正如曹德旺所言，“除劳动力成本外，中国各生产要素成本无一低于美国”。中国制造业“价格比拼”的时代早已过去，现在已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而前提是制造业大国必须先向制造业强国过渡，同时加大“中国制造”技术含量。
首先，对待制造业转型升级不能“一刀切”：实现核电、高铁等已占据国际分工制高点行业转型升级的同时，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不可操之过急，而是继续发挥原有低人力成本优势，通过增加设计元素提高技术附加值，打造“中国制造”品牌竞争力。
其次，构建“低成本优势与高技术附加值”并重的参与国际竞争的“中间走廊”。即既要追求高技术、高附加值，又不能脱离中国劳动密集型人口的国情实际。“人口红利”造就了中国制造的独特优势：如极强的规模优势和产业集聚性，形成了服装、贸易领域的大量产业聚集点，各产业间又可自发形成配套支撑；再如我国装备制造业，家电制造业、以及手机制造业，不仅具备充足的上游原材料供应，还可实现下游客户的精准对接。这都是我们构建“中间走廊”的重要抓手。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应正视中国制造业的明显短板：劳动力成本比不上东南亚、技术比不上欧美、资源比不上俄罗斯，由此不妨避开单要素竞争，做补齐各要素短板的“全能冠军”。
如何让先进制造业留在中国？
《中外管理》：当下全球市场已形成一个整体，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如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1456.7亿美元，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直接投资来源国，而要实现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也需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曹德旺事件”为鉴，我们该如何结合对外投资的既有优势，改善整体投资环境以让“曹德旺们”留在中国？
白明：通过“曹德旺事件”，我们应思考如何实现“走出去”战略与利用外资战略的良性对接。这意味着“走出去”一方面要结合“中国制造”发展实际与发展阶段区别对待：让适合留在国内的产能继续留下来，不适合的则要支持它们勇敢地“走出去”，但前提是我国必须建立该“走出去”产业的自主产业链，使其无论走向世界各地都要保持“中国制造”的痕迹。那就是，企业战略必须服从于国家战略，“企业战略”至少应保证该产业能够很好结合当地资源以降低成本、规避贸易壁垒，同时通过建立跨国公司以维护企业供应链安全等。
此外，我们在践行“走出去”战略时，还需不断改善国内整体投资环境，减少对民营企业的歧视。之所以有个别企业家宣称“并未享受到此轮增值税改革红利”，是因为很多行业尚未普及增值税发票，增值税无法抵扣反而会增加企业税收成本。增值税改革部门对此心知肚明，却保持“选择性沉默”，未将改革动作真正落实到位，这也导致民营企业高税负问题依旧严重。另一方面，相关部门服务效率与审批效率“双低”，也是一个亟须重视的问题，建议将“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同时配合事中、事后监管机制。如此，曹德旺式的吐槽，就会越来越少。
编辑：胸怀天下
来源：中外管理新媒体（微信ID：zwgl1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