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新结识了一位学术界的朋友，听他讲起了他们学院分配教授办公室的故事，非常有意思。
大概10年前，他所在的大学经济学院大楼落成，所有的教授都很高兴，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可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办公室了。然而，这种高兴劲没有两天，就遇到了问题。原来新落成的学院大楼有两层是教授办公室，但这办公室位置不一样，大小也略有差别。教授们自然人人都想要向阳的大房间，不想要那背阴的或者小的房间。那么，问题来了：谁先来挑这办公室呢？
这所经济学院大楼的教授办公室中向阳的大房间，就是经济学中所谓的经济物品，因为它为每个教授所偏好，是稀缺的。稀缺就是有用且不够。如果这个学院所有的教授房间都是向阳的大房间，每个教授都可以分得一间，这个时候虽然它还是很有用的，但它就不再是经济物品，因为不再稀缺了。
同时，根据我这位朋友的描述，似乎看不出有哪些教授偏爱背阴的小房间，每个教授都希望得到一间向阳的大房间，让别人去背阴的小房间办公，他们这样想当然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利益。我们并不排除有些教授愿意为了他人而让出自己获得向阳的大房间的权利，所以，经济学并不假定人们都是纯粹而彻底的自私，人们经常有意地采取某些有益于他人的方式来行事，但至少这个学院的教授们不都是这样愿意放弃要向阳的大房间的人。
我们当然很愿意看到这样的场景：所有的教授都礼让如仪，把向阳的大房间让给那些真正需要这样房间的人。遗憾的是，在我朋友的描述中，这样的场景并没有出现。事实上，对于谁真正需要这样的房间，也是很难有一个众人都认同的标准的。
既然向阳的大房间是经济物品，那么它就是稀缺的。只要是稀缺的东西，就会有竞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稀缺，竞争，规则，产权，价格，成本，权利，制度，等等，都是一样的意思。它们都指向了同样的一个事实：人们会为稀缺的东西而竞争。规则，产权，价格，制度等等词语，不过是这一事实的表现形式而已。
于是，教授们心里开始盘算，如何确立一套规则来分配这些办公室。在为此召开的院务会议上，有教授提出来：“既然是教授办公室，那就应该按照谁的科研成果多谁来先挑办公室。”
但马上就有教授站出来反对：“为什么只考虑科研成果，难道教学方面的成绩就不算在内了吗？哪里有这个道理！”
还有教授也提出来：“科研成果不能光靠量，主要看你的质，难道科研成果也是白菜不成，只看量不看价的呀！”
有些小学科的教授更是认为：“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小学科都不能和你们大学科比，这个办公室应该是按学科分，所有学科一视同仁，每个学科都是一样的份额，这样才公平。”
教授们在院务会议上七嘴八舌，这每一位教授所提出来的分配规则，都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同时，我的朋友说，他们也都是按照最有利于自己和自己学科教授的原则提出来建议的。而这所学院当时的院长是一位刚从外校调进来的教授，一时委决不下。于是，这位院长建议，所有教授投票决定选用哪一个规则。但马上小学科的人就提出了反对意见，因为大学科的教授们人数多，所以他们肯定吃亏。由于这些小学科的教授们激烈反对，最终票也没有投成。院务会议开了一下午，没有产生任何结果。
接下来，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
第二天一大早，当行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来上班时，惊讶地发现竟然那几间最好的向阳的大办公室已经被一些教授抢去了。等到上班的时候，人家已经带领自己的学生，把书和家具从原来的办公室搬到了新的办公室，连茶都泡好开始喝上了。
现在，这些教授已经“霸占”了那些向阳的大办公室，人家给做了个既成事实，先到先得，这个时候再想赶他们走可就难了。新来的院长不愿意做坏人，其他的教授即便心怀不满，但总是碍于面子，总不好再去动用武力抢回来吧。
但是，这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开了一个很坏的头。
没两年，有一间条件最好的教授办公室要空出来，因为它的主人要退休了。马上有好几位教授开始虎视眈眈，甚至有些本来已经在向阳的大办公室办公的教授，也想再升个级。
我的朋友描述那个戏剧性的场面是这样的：老教授正在往外搬家，有几个教授已经带领学生拿着家具堵在门口，差一点打了起来。最终，学生多、势力大的那位教授抢到了那间大办公室。朋友说到这里，不禁感叹斯文扫地，人心不古。
任何时候，有规则总是比无规则好。哪怕是一种看起来不够完美的制度，也比没有制度要好得多。事实上，这所学院当时的院长权威不够，导致无法建立一套强有力的规则，才会出现这所学院这样荒唐的分配教授房间的奇葩场面。
不过，我的这位朋友说，去年老院长调走了，上来了一位新院长。这位院长做事雷厉风行，甚至很不留情面。他上任之后，刚好遇上上次靠学生多、势力大抢到最好那间办公室的教授退休，于是他就定了一个新规则：所有教授房间的调整，按照评上教授的时间早晚来选择是否调换自己的办公室。现在，这间办公室就是属于我这位朋友的了。说到这里，这位朋友对他的那位做事有担当的院长竖起了大拇指。
我开玩笑地对他说：“什么时候论资排辈也成了好制度了呀？”他憨厚地笑笑，说：“我这十几年下来，还是觉得论资排辈最好，没啥争议，时间这个标准明明白白的，不像比科研成果、教学成绩这类的指标那么富有争议。”
按照才能分配岗位，而不是论资排辈，似乎早已成为我们的共识。但如果才能很难得到考核，或者考核的标准很难统一，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只能选择一个次优的准则。论资排辈引起的争议最小，就是这样的一种次优准则。
论资排辈的制度，据说源于北魏的崔亮。据《魏书》卷六十六《崔亮传》记载，崔亮当礼部尚书的时候，正赶上武官得势，太后下令要选拔武官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中做官。但是官位少，应选的人太多，前任礼部尚书李绍安按照老办法提拔人，众人都心怀怨恨。于是崔亮上奏，建议采用新办法，不问贤愚，完全根据年头任用官员。年头不到，即使这个职位需要这个人，也不能任命他。庸才下品，年头够长就先提拔任用。于是，久滞官场的人都称赞崔亮能干。但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评论说，北魏失去人才，就是从崔亮开始的。
回到我那位朋友的故事。一个学院中这些教授的办公室分配给谁，对科研或教学的影响倒未必有多大，但采用什么样的规则，还是会透出一定的导向性。虽然最后选择论资排辈未必是最好的，但总算是体现了对老教授的尊重，同时，也兼顾了教授的个人才能，因为同龄人如果评上教授更早，就排在前面，也算是一种激励。
事实上，采取任何一种区别对待或者说歧视的方式来决定办公室的分配，总是不可避免的。那些向阳的大办公室，不管是哪些教授得到，总有其他一些人得不到。换一套规则，无非似乎换了一些人得到它们罢了。所有的竞争和选择，都是歧视性的。选择，只是歧视的另一个名号罢了，而歧视，就是按照某种属性给不同的选择对象排个顺序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