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的魏文帝曹丕在他的传世名篇《典论·论文》中这样写道：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翻译过来就是：文人之间互相轻视，从古到今一直就是这样。傅毅和班固两个人都是大文豪，他们的文才相当，分不出高下。然而班固很看不起傅毅，他在写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傅武仲（武仲是傅毅的字讳）凭借写文章当了兰台令史的官职，下笔千言，但是却不知道停下来。”人啊，总是善于看到自己的优点。然而文章不是只有一种体裁，很少有人各种体裁都擅长的，因此各人总是以自己所擅长的轻视别人所不擅长的。乡里俗话说：“家中有一把破扫帚，也会看它价值千金。”这是看不清自己的毛病啊。
从此之后，“文人相轻”这个成语就流传了下来。
笔者在学术界待了也有将近二十年，不仅对经济学界的情况有所了解，而且由于我兴趣广泛，交游并不限于经济学界，于法学、历史学乃至自然科学界等也略有接触，总体的感觉就是：曹丕说的真是大实话。
在经济学界，派系林立，有的奉行新古典经济学派，这一派的理念固然是自由主义的，但它重数学模型的逻辑推演，是许多人心目中的西方经济学正宗，自然看不起许多其他不重视数学的派别。有的反其道而行之，完全排斥数学方法的使用，比如国内的奥地利经济学派，他们奉行市场原教旨主义，讽刺新古典经济学是黑板经济学，把自己抬高到市场经济制度的护法这一位置上，睥睨群小。有的主张国家干预经济，认为市场存在缺陷，于是有各种凯恩斯主义学派。有的认为国家干预必然导致灾难，又有理性预期学派等等大行其道。这几年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以《二十一世纪资本论》走红全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再度在全世界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各个派别之间彼此攻讦，总是揪住别人的某个自己认为的缺点大肆攻击，然后就是对自己这一派的优点大书特书，而对于它的缺点则轻描淡写。
这种类型的争辩看得多了，有时候很觉得无聊。年轻时较真，以为真理愈辩愈明，读了几本书，就感觉自己真理在握，与他人辩论时奋不顾身，认为自己是在为真理而战。现在年齿渐长，知道世事纷纭，一切理论不过是人为的建构，真理云云，也常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而已，对年轻时候的自己，也不禁觉得傻得可爱。
我今年上半年参加了一个由湛庐文化组织的“湛庐思想马拉松”活动，这个活动邀请国内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顶尖学者，密集性地开一天的会，进行思想碰撞，非常有趣。这个活动计划每年举办两期，由于疫情的原因，今年仅在6月份举办了一期。由于我是第一届思想马拉松的成员，所以也受邀参加了这一届思想马拉松活动。这次会议上，我聆听到了许多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们的高论，受益良多。当讨论到科研资源的有效配置时，我发言提议，自然科学家可以借鉴经济学的一些研究结论，以实现科研资源的最优使用。结果，此举遭到了多位自然科学学者的批评。但是，这些批评不是从我的建议本身的逻辑出发，而是一上来就批判经济学的预测从来没有准确过，有什么资格称之为一门“科学”？竟然敢指点他们科学领域该如何开展研究，真是岂有此理！虽然后来大家在会后的聊天中又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也都相互有所体谅，但自然科学家的那种傲慢与偏见，也还是让我这个一直对他们抱持着非常尊重的心态的人表示吃惊。
我今年全年都在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担任驻访学者，接触了来自人文学科的各类学者数十人。不得不说，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上到研究院领导，下到行政工作人员，对待每一位学者都殷勤有礼，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到了学者所应有的那份尊重，我个人也是非常感激高研院能够提供这样一个学术环境。但不同学科的学者在相互辩难的时候，包括我自己，也还是未尝摆脱得了曹丕的批评。不仅我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发现我身上有着对某些学科的傲慢与偏见，同时，我也深刻感受到了许多人文学科的学者对经济学这类研究世俗学问的学科存在的深深的成见。
由此可以看到，经济学界内部，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对待其他社会科学，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着这种“文人相轻”的现象。事实上，不仅中国如此，西方知识分子的表现也没有什么两样。牛顿与莱布尼茨，加缪与萨特，休谟与卢梭，凯恩斯与哈耶克，他们当然都有自己的思想体系，都有自己的道理，也都有自己的支持者，但内心深处恐怕未必没有文人相轻的因素在作怪。
那么，为什么知识分子之间总是文人相轻呢？在“得到”APP上开设《精英日课》的万维钢对此有一个有趣的说法。他引用了基辛格的一句话：“学术界的政治斗争之所以这么恶劣，恰恰是因为涉及到的利益太小了。”万维钢在《精英日课》中说：当我们真的是在为现实利益斗争的时候，往往是非常理性的。利益越大，越能做到客观理性，不意气用事。越是离自己远，和自己利害关系小的事，我们反而会有大量的情感介入。后来，有人把这个规律总结成了“塞尔定律”，也就是说：“任何争论中，感情的强烈程度和所涉及到的利益的价值成反比。”所以，我们经常讲躬身入局，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如果不真正让自己和一件事情利害相关，我们别说不能分享利益，我们连客观评价也做不到。
知识分子经常以清高自命，但清高往往也会附带着对自己的某种偏爱。当这种偏爱反映在学术或者学问上，往往会形成文人相轻的意气用事，做不到客观理性。当然，更不堪的是在学术上拉帮结派，大搞学术门阀，那样对整体的学术进步害处就更大了。
我有时候想，是不是存在过这样一个时代：学者文人都以获取新知为务，对于彼此不同的范式和主张，既能做到相互尊重，也能做到取长补短，然后每一个人都为推进了知识的边界而感到欣慰，感到激动，都有一种“功成不必在我，功成一定有我”的心态。或者，这只是我的一个理想罢了，真实世界中从来没有存在过。
这些年来，我对于理想的东西，总是本能地抱持着怀疑的态度。也许，文人相轻，本就是造物主设置的一种交往方式，有了它，学术的进步反而更可以得到保障。
谁又能说得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