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文版前言
英国政治经济学由正统学派所支配，如此已逾百年之久。这不是说，它所呈现的学说一成不变。相反，该学说一直在演进。但是，其假设、氛围、方法，却始终如一，令人惊异。这种引人注目的连续性，贯穿于其所有的变化之中，斑斑可见。在这种正统学派的传统下，在它连绵不断的转变中，我受到了熏染和培育。我学习它，讲授它，撰写它。可能在外人看来，我仍然属于这一学派。之后的历史学家会认为，这本书在本质上仍然隶属于同一传统。但我自己在撰写这本书时，以及在其他最近逐步导向这本书的著作中，我已然感到自己业已脱离了这一正统学派的传统，而且是强烈地在对它做着抗争和改变，在从某些东西中逃出来，在不断地得到解放。就我而言，这种心态可以为本书中的某些错误提供一个解释，尤其是本书某些段落中具有争议性的注解，而且，本书的基调是更多地给特定观点的持有者提供内容，而没有给一般听众（ad urbem et orbem）提供太多东西。我的本意是想使我周围的那些人们信服，而没有足够率直地去面对外行人的意见。现在，三年过去了，对于我所呈现出来的新面貌，人们已经逐渐习惯，对于我身上那些旧传统的气息，人们也几乎已经忘却，有鉴于此，若然我重新来写的话，我应该努力地使自己免于再犯这样的错误，而会以更为明晰的风格来表达我的立场。
我说这些给法国的读者，半是解释，半是道歉。这是因为，法国不像我的祖国，有一个正统学派传统，以同样的权威支配着当代的意见。美国的情况与英国差相仿佛。但自从二十年前尚处于鼎盛地位的法国自由主义学派经济学家退出舞台，与欧洲其他地方一样，在法国，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类居于支配地位的学派（虽然在这些经济学家的影响力式微之后，他们还都活到了很大的年纪，但当我刚开始成为《经济学刊》（Economic Journal）的一名年轻编辑时，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拉法骚尔（Levasseur）、莫利纳里（Molinari）、勒罗伊-比尤列尔（Leroy-Beaulieu）等——撰写讣告的任务就落到了我的头上。）如果查理·季特（Charles Gide）取得如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一样的影响和权威的话，那么，贵国的情况就会与我们国家更为相像。事实上，你们的经济学家是折衷主义者，（有时候我们认为）远远不具有系统思想的深厚根基。这可能更容易使他们理解我之所言。但也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即：当我论及“古典”学派的思想以及“古典”经济学家时，我的读者有时候会疑惑我在说什么，而有些英国的批评者认为我这样说是语言上的滥用。因此，如果我尝试着简要地指出我之观点的主要差异所在，那么，我想，这样做对法国的读者可能会有所助益。
我把我的理论称之为是一套通论。之所以这样说，我的意思乃是指，我主要关心的是整体经济体系的表现——是总收入、总利润、总产出、总就业、总投资、总储蓄，而不是特定产业、企业或个人的收入、利润、产出、就业、投资与储蓄。而且我认为，把根据整体中孤立的一部分而正确得到的结论，扩展到整个体系上去，会犯下重要的错误。
让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我之所指。我的主张是，对于整体经济体系而言，被储蓄（在没有被用于当前消费这个意义上言之）起来的收入量，等于而且必然恰好等于新的净投资量，这一点业已被视为一个悖论，而且已经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对此所做的解释，无疑可以从以下这一事实中得到，即：在整体经济体系中必然成立的储蓄和投资之间的相等关系，对于具体的个体而言，根本就不能成立。没有理由可以说明，到底为什么我所负责的新投资无论如何都应该与我自己的储蓄量存在某种关系。个人的收入独立于他自己的消费和投资，我们这样的看法极其合理。但我不得不指出，这本不应该让我们忽略这一事实，即：源自于一个个体的消费和投资的需求，是其他个体的收入来源，所以，总体而言收入是并不独立于个体花费和投资的性格特征的，事实情况正好相反；所以，由于个人花费和投资之就绪，取决于他们的收入，总储蓄和总投资之间的关系得以建立起来，这种关系可以很容易地表示为切实而必然的相等，殆无异议。有理由认为，这个结论平平无奇。但它开启了一条思考之路，更重要的问题踵乎其后。我们可以表明，一般来说，产出和就业的实际水平不取决于生产能力或先前的收入水平，而是取决于当前的生产决策，而生产决策又取决于当前的投资决策和当前及未来消费的当前预期。此外，一旦我们知道了消费倾向和储蓄倾向（这是我给出的叫法），也就是说，一旦我们知道，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其个人心理倾向如何处理既定的收入，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收入的水平，从而计算出既定的新投资水平下的产出和就业水平；由之发展出乘数理论。再或者，显而易见，储蓄倾向的扩大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使收入和产出相等；虽然投资引诱的加大会扩大收入和产出。因此，我们能够对决定整个体系收入和产出的因素做出分析；——我们在最为真切的含义上拥有了一套就业理论。由这一推理而得出的结论，尤与公共财政和公共政策以及贸易周期问题密切相关。
本书独具特色的另外一个特征，是利率理论。近年来，有许多经济学家持有这样一个看法，即：当前储蓄率决定了自由资本的供给，当前投资率支配着对自由资本的需求，利息率可以说是由储蓄供给曲线和投资需求曲线的交点所决定的均衡价格要素。但是，如果总储蓄必然而且在所有情况下都正好等于总投资，那么很显然，这种解释就不战而溃。我们不得不到别处寻找答案。我在下面这个思想中找到了它：利率的功能是保持均衡，但这个均衡不是新资本品供求之间的均衡，而是货币供求之间的均衡，也就是说，是保持了对流动性（liquidity）的需求与满足这一需求的手段之间的均衡。在这里，我回归到了更为古老的、十九世纪之前的那些经济学家的学说上来。例如，孟德斯鸠就曾相当清楚第看到这一真理，——孟德斯鸠是真正堪与亚当·斯密相比肩的最伟大的法国经济学家，在洞察力上超拔于重农学派诸公，头脑清晰，感觉敏锐（这些是一个经济学家所应当具有的品质）。但我必须放开这个话题，回到本书的正文上来，以详细地表明所有这一切是如何完成的。
我称这本书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我提请大家注意的该书的第三个特征，是它对货币和物价的处理。下面的分析记录了我从货币数量论所带来的混淆中最后的脱离，这个理论一度使我深陷其中。我把总体物价水平之被决定的方式，视之为与单个物价之被决定的方式全然相同；也就是说，同样受供求的影响。技术条件、工资水平、工厂和劳动力这些资源未被使用的程度，以及市场和竞争的状态，决定了个体以及总体产品的供给条件。企业家们的决策，为单个生产者们提供了收入，这些生产者们对于这类收入的处理决策又决定了那些供给条件。而物价——既包括单个物价，也包括总体物价水平——乃是作为这两个因素的结果而呈现出来的。货币以及货币数量，在该过程的这一阶段上，并不是直接的作用结果。在这个分析的更早阶段上，它们就已经完成了其工作。货币数量决定了流动性资源的供给，因之也就决定了利息率，连同其他影响投资引诱的因素（尤其是信心因素），这些因素转过来又通过供求作用确定了收入、产出和就业以及总体物价水平的均衡水平，从而使均衡状态得以达成。
我相信，一直到最近，各地的经济学都被与J-B.萨伊（Jean-Baptiste Say）之名相联的学说所支配，这种主导地位越出了对它的理解程度。的确，他的“市场定律”早已被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抛弃；但他们自身并没有从他的基本假设，尤其是从他的供给创造需求的谬论中摆脱出来。萨伊隐然假定，经济体系总是满负荷运转，所以，一项新活动总是取代而不是增加到其他某项活动中去。在理论要求这个意义上，嗣后的几乎所有经济理论都依赖于这同一个假设。然而，以此为基础的一项理论，在对付失业和贸易周期问题时，显然是无能为力的。或许，我可以用下面这个说法来向法国的读者予以最佳地表达本书中我的主张，即：在生产理论上，它是对J-B.萨伊学说最终的背弃；在利息理论上，它是对孟德斯鸠学说的复归。
J.M.凯恩斯
1939年2月2日
剑桥大学国王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