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投机所造成的不稳定之外，人类本性的特征也会造成不稳定，因为在人们的积极活动中，有很大一部分取决于自发的乐观情绪，而非冷静的数学期望，不管这些乐观情绪是来自道德伦理，还是来自享乐主义，抑或来自经济方面的考虑。我们之所以决定去从事一些积极性的活动（这些结果的全部后果，要在许多天之后才能见分晓），恐怕只能说是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即一股发自天然的冲动，要有所作为，而不是饱食终日——所造成的结果，而非以数量上的概率乘以乘数量上的利益，然后求出其加权平均值所造成的结果。不管各家企业在其组织章程中说得何等坦率和真诚，它只不过是在矫揉造作，假装自己主要是受章程中的声明所鼓舞。要说它是根据未来收益的精确计算而来，那也就比南极探险的利益计算稍多一点而已。因此，如果动物精神暗淡无光，自发的乐观情绪萎靡不振，因而使我们除了数学期望以外别无凭借，那么，企业也将逐渐凋零，以至消亡；——虽然对亏损的担心可能有其根据，但这种根据不会比之前对利润的渴望所具有的根据更加合理些。
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对未来满怀希望而兴办的企业，有益于整个社会。但就个人创办企业而言，只有当合理的计算辅之以一种动物精神时，才堪称完备，由此而使个人把最后损失的念头置于一旁，正如健康之人把死的念头置于一旁一样（这种最后损失的念头，常常侵袭创业者的意志，经验已经毫无疑问地对我们和创业者索命了这一点）。
很不幸，上述情况不仅意味着萧条和衰退的程度被人加以夸大，而且意味着经济繁荣过于依赖一种与普通工商业者气味相投的政治和社会氛围。如果因为对英国工党政府和美国新政的恐惧而使企业泄气，那么，这不一定是合理计算或政治图谋的结果；——它只是发乎自然的乐观主义的美妙平衡遭到破坏的结果。因此，在估计投资的前景时，我们必须考虑到有些人的胆略、亢奋程度，甚至他们的消化情况和对天气的反应，因为投资大部分就靠这些人的发乎自然的活动。
但我们不应该据此得出结论，认为一切都取决于非理性的心理浪潮。相反，长期预期状态常常是稳定的，而且，即使在它不稳定时，也会有其他因素发挥抵偿的作用。我们不过是在这里提醒我们自己：无论在个人事务，还是在政治和经济问题中，影响未来的人类决策，并不取决于严格的数学期望，因为作出这种计算的基础是不存在的；而推动社会车轮运转的，正是我们内在里渴望有所作为的天性。至于我们理性的自我（rational selves），固然尽其所能地在各种可能途径中作最佳的选择，尽可能从事筹算，但却常常为了我们的动机而依靠幻念、感情或运气行事。（摘自李井奎译《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第11章“长期预期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