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实现这些观念，是不是一种空想呢？它们在那些能支配政治社会演化的动机中，是否具有充分的基础？它们所妨害的利益，是否比它们所贡献的利益更加重大，更加明显呢？
我不想在这里给出答案。回答这些问题，即使是仅以一种概略的形式来说明实现它们所需要具备的各种实际的办法，也要写上一部与本书性质不同的著作。不过，如果这些思想是正确的——作者本人必须这样假设，然后才能以此为基础来写作——那么，我敢预言，长时间对其影响力加以辩论，将是一种错误。在当下的时刻，人们都异常渴望有一个更加基本的诊断，又特别容易接受这样的判断；而且，如果它听起来还有些道理，就迫不及待地要试着付诸实施。但是，即使撇开这种当代的心情不谈，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们的思想，无论是对是错，都比一般所认为的更有力量。实际上统治这个世界的就是这些思想，而极少是其他什么。讲求实干的人自以为可以完全不受智识力量所影响，但实际却往往是某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奴隶。当权的狂人，听信的是无稽之谈，他们的那种狂暴行为，其根源往往出自几年以前某一个不入流的作家的蹩脚之作。可以肯定，与思想之润物无声这一事实相比，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是被大大夸张了的。诚然，这种影响不是即刻发生的，而是要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这是因为，在经济学和政治哲学这方面，一个人到了25岁或30岁以后，很少再能接受新的理论，所以，公职人员、政客，甚至鼓动家所运用的思想，不可能是最新的。但是，无论早晚，不管好坏，危险的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摘自李井奎译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第24章最后一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