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7年12月，当时欧洲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歌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在法兰克福的聪纳尔书店见到了一本当年刚刚出版的新书，书名是《孔夫子的中国哲学》。虽然我们不能肯定他是否买下了这本书，但莱布尼茨与当时的许多欧洲知识分子一样，对中国怀有浓厚的了解欲望。
在这位伟人看来，孔子的学说与天主教义、新教教义、怀疑主义等一样，都是理性的一个侧面，都是对上帝的反映。如果能够对它们予以正确理解，在开明的统治者治理下，它们必可与良好的货币制度和税收制度一样，对和谐与繁荣做出贡献。
1909年，两位法国经济学者合作出版了名著《经济学说史》，公开承认法国重农主义学派曾从中国古代文化中吸取了若干有益的思想，并且还把该学派的代表人物弗朗斯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的名篇《经济表》与中国古代的文献联系了起来。虽然笔者对于这种思想渊源的知识考古未必以为然，但不可否认，作为经济学史中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流派，不仅重农主义学派的领袖们大多推重中国古代典章制度，而且其学术意蕴中确亦有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子。
重农主义一词由“自然”（physio）和“管理支配”（cracy）两个词合成而来，其核心思想是，经济表现要符合自然秩序，不必人为地强加干预，即可达致最优境界，倘若背离自然，统治者逞其才智，将得不偿失。重农主义学派诸公虽然对儒家颇为推崇，但这种思想若以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自然无为主张相比拟，倒也丝毫不违和。
虽然重农主义思想有着强烈的规范意义，但到底不能与道德伦理观混为一谈。由于自然界对人类最切身的体现就是大地，所以，魁奈对于“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来源”的信条，一篇之中三致意焉。他认为依赖土地的农业才是致富立国的根本，农业的发展才是最顺应天道、最符合自然规律的表现。
以魁奈为代表的重农主义学派之所以如此重视土地与农业，虽与中国古代重农传统有表面上的相似，实则更多地是出于对欧洲重商主义的反动。
15世纪初，文艺复兴发轫，民族国家兴起，各国都力求强大自身，削弱他国，这就为重商主义提供了现实的政治需要。重商主义者主张，财富的本质是黄金和白银这类贵金属，认为一国的国力建立在贸易的顺差所能获得的财富上。它不是一个有体系的经济学派别，而是从16世纪到18世纪的一种表现在政治经济体制上的思想氛围。它的代表人物非常庞杂，不仅有托马斯·孟、威廉·配第这类留名经济思想史的人物，也有牛顿、哥白尼、洛克这样的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虽然后世不时还有一些国家效仿重商主义的政治经济政策，但不得不说，重商主义把国际贸易视为零和游戏，把金银等贵金属的流入作为其唯一的政策目标，从本质上是反市场和反贸易的。
而西班牙的衰落，更加说明重商主义政策对于一国的发展存在严重桎梏。根据著名经济学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研究，从16世纪开始，西班牙殖民者从新大陆运送了大量贵金属到西班牙，致使西班牙物价飞涨。到了16世纪末，西班牙的物价水平已经是该世纪初水平的五倍之多。之后，西班牙的通胀率一直保持高位运行。法国的情况与西班牙相似，虽然程度上比它要轻一些。而英国直到17世纪中叶才开始出现物价上涨。凯恩斯认为，正是这一点，使得“英国避开了17世纪头二十年中折磨法国和西班牙物价上的严重萎靡”，奠定了英国后来居上的历史地位。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重农主义学派提出了“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的主张，强烈反对重商主义下的政府与富商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同时提出了“寓富于农”的观念，企图扭转金银如流而物质匮乏的局面。对于经济学来说，重农主义学派的重要性，还不仅在于它对重商主义的批判，更在于其正确地抛开表面的经济现象，以分析取代描述，进而把握经济规律的理性精神。
因此，可以这样说，从重农主义这第一个经济学派别诞生的那一刻起，经济学就烙上了启蒙时代的理性烙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