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三字经》开头的这两句话，几乎刻在了每个中国人的心头。对于性善之说，孟子解释得最为生动详备。
在《孟子·公孙丑上》中，孟子首先肯定“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然后举了个例子，“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最后，孟子提出了著名的仁之四端说：“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就是同情之心，他认为，同情之心乃是仁爱的萌芽。无独有偶，现代经济学的创始人、18世纪英国伟大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他著名的《道德情感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一书中，也提到了相同的概念。在这本书的一开篇，亚当·斯密就这样写道：
“无论人被认为多么自私，他的本性中显然还存在某些秉性，使他关心别人的际遇，视他人之幸福为自己之必需，尽管除了目睹别人之幸福所感到的愉悦之外他一无所获。怜悯或恻隐之心 也属于这类秉性，即当我们看到或栩栩如生地想到他人的不幸所感受到的情感。我们常常因为他人的悲伤而悲伤。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无需任何例证证明；这种情感和人性中其他与生俱来的激情一样，决不仅限于善良仁慈的人，尽管他们可能是以最敏锐的感受力来感受这种情感。那些无视社会法则、冥顽不化的十恶不赦之徒，也不会完全没有这种情感。”
作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一样在思考“社会何以可能”这个根本性问题，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到底是凭借一种什么样的内在机制而运作起来的。在《道德情感论》一书中，斯密认为，同情心构成了人类德性的根基，但这本书的主题却是市民社会的社会秩序形成的机理，而非教人如何实现良好的德性。
众所周知，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强调个人的利己心乃是一个社会走向繁荣富足的前提。在显然比《道德情感论》更为著名的《国富论》一书中，他这样写道：
“人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多了……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于是，19世纪德国的学者就提出了一个所谓的“亚当·斯密问题”，因为在他们看来，亚当·斯密这唯有的两部著作显然包含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性观，呈现出了两副完全相异的面孔。不过，在今天来看，所谓的“亚当·斯密问题”只是对亚当·斯密思想的误读所致。
在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看来，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感论》中描述的是小群体的熟人社会中人际互动的人格化交易，而在《国富论》中描绘的则是大范围的陌生人社会中的非人格化交易，它们本质上并不矛盾，都是人类天性中交易的倾向使然。从人类学的记录和经济学实验证据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出于利益目的的商品交易，还是出于同情共感的像“慷慨、人道、善良、同情、友谊和尊重”这样的德性互惠，都可使人从中受益。
不同的是，像“慷慨、人道、善良、同情、友谊和尊重”这些美好的德性，人们普遍认可它们的社会价值，而对于利己心，我们却很少意识到它所带来的社会福利结果。对于此，亚当·斯密这样写道：“每一个人必然都是在他个人能力范围内，奋力使社会每年的收入尽可能最大。他通常确实无意于增进公众利益，也不知道自己增进了多少公众利益。……结果，在这种场合，和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宛如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增进了一个在其意图之外的目的。而且，社会也不会因为这个目的不在他意图之内而一定更糟。经由追求他自己的利益，他往往会比他真想增进社会利益时更有效地增进社会利益。我从来没听说过，有哪些装模作样要为公众利益而经营贸易的人完成多少好事。”
这，就是那只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由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