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2011年晋升为中等收入国家，根据世行（World Bank）定义，这意味着人均国民总收入介于1000-12615美元之间。当人均国民收入超过某一水平时，一个国家就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
然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是否有落入经济学家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中国正寻求将GDP较当前水平再增一倍。
中国绝非第一个经济增长在实现从贫困的农业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晋升之后放缓的国家。实际上，新晋中等收入国家有很高的概率会经历某种程度的放缓。
令人担忧的是，中国也有跌入陷阱国家所共有的一些特征，包括前期快速的增长、GDP中投资占比高以及人口老龄化。不过，从其他倾向于预示增长将显著放缓的因素——包括被低估的货币以及有限的高科技产品出口——来看，中国看起来又是低风险的。尽管晨星分析师们并不认为中国极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但其逃离陷阱的概率也不大。
自中国GDP增速从上一个十年的两位数增长开始放缓以来，投资者关于该国长期前景的辩论就没有停过。过去数年中有好几次，多头和空头似乎都已胜券在乎，只是随着中国信贷周期一个逆转，风水便又轮流转了。中国的长期前景依旧悬而不决，辩论仍在继续。
过去十年间，中国一直是全球GDP增长最大的单一贡献者，占全球总（增）量的近1/3。与此同时，从汽车到口腔护理产品，中国成了全球所有东西的最大消费者。
辩论的多方常常指出中国仍有追赶性增长的潜力，尽管最终会放缓，但未来数年仍将有5-6%的增长。多头们注意到，中国15535美元的人均GDP仍然只有美国57467美元的1/4左右。在中国内部，追赶的空间也很大。诸如贵州等内陆省份的人均只有9534美元，发展水平远低于江苏等沿海省份，后者的人均达到了27414美元。（译者注：作者可能出现了笔误，这里的GDP其实是人均国民收入数据）
空头则以反复刺激与改革停滞的后果为忧。信贷刺激下的开支或许可以帮助促成GDP在短期内实现6%以上的增长，但会增加坏账与产能过剩的双重风险，从而削弱长期的增长。与此同时，由于Communist 党以稳定和控制为先，从而导致此前数十年增长的那类结构性改革持续缺席。
为什么中国经济会放缓？
多头和空头谁会胜出，主要取决于中国的生产率增长；而这正是近年来中国的抗争所在，它拖累了该国的GDP增速。生产率增长放缓，主要是因为四个相对“容易”获取的源泉正在枯竭：
中国不再是科技落后的国家，通过山寨成熟的外国产品就有充裕的机会刺激生产率。
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实现了城市化与工业化，通过将更多农民送入工厂或者商店的方式来刺激生产率的空间正在萎缩。
数十年快速的资本积累使得中国的高回报项目远少于改革的前夜。
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殆尽：自1980年迎来接近翻倍的劳动年龄人口现在开始萎缩，减少了储蓄作为可用于提升生产率的投资的资金来源。
展望未来，由于这些前期帮助获取巨大生产率增长的途径每一个都接近“山穷水尽”，生产率以及随之而来的GDP增长可能会进一步承压。
中国刺激生产率增长的方式并不新鲜，尽管发展速度之快确是罕见。中国也不是第一个经济在实现从贫困的农业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晋升之后放缓的国家。
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的教训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国等中等收入国家经历增长放缓的可能性比低收入国家高出近50%。更加不利的征兆是，新晋中等收入国家有着增长最终会停滞的趋势。
增长停滞解释了为什么只有屈指可数的中等收入国家最终晋升到了高收入国家。在1960年被列为低-中收入的96个国家中，只有12个非欧佩克国家最终晋升为高收入国家。这就是中国希望实现的飞跃，它需要中国的人均GDP实现较当前水平两倍多的增长。
让中国担忧的是，历史数据表明，从中等收入上升到高收入国家可能会更加困难。在1960年以来成功晋升的12个非欧佩克国家中，只有四个的晋升是发生在1990年之后：台湾、爱尔兰、西班牙和韩国。
为什么更多的国家可以从低收入晋升到中等收入，而从中等收入晋升到高等收入的国家则少之又少？
全球化或许可以同时解释这两种现象。科技进步叠加贸易和投资壁垒降低，或许让贫困国家更加容易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但也让中等收入国家难以跨入高等收入之列。
信息科技只是原因之一。从跨国制造业企业的视角看，掌握技术的富裕国家搭档劳动力丰富的贫困国家，看起来很美但也只是在理论上，一旦富裕国家通过关税限制贫困国家出口，那么在实践中就毫无疑义了。没有自由贸易和投资的同行，全球性供应链的发展看似会远慢于当前。
中国在2001年进入世贸组织（WTO）对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出口产生了类似的刺激作用。与此同时，出口主导产业源源不断的就业机会重振了中国工业部门的就业。在加入WTO前的五年里，中国工业就业增长基本上已经停滞了。而在加入WTO后的五年里，工业就业人数增长了2700万，或者说16%。
进退维谷的中等收入国家
但是，也正是这些刺激中国等低收入国家在过去数十年实现增长的因素——现代通信技术、高流动的资本以及自由贸易——抑制了马来西亚、泰国等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因为它们被曝露于来自更低劳动力成本国家的竞争。
实际上，通过低收入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高收入国家在知识密集型产业占据相对优势，全球化就会困住中等收入国家。
中国的风险在于，增长会在孟加拉、印度和越南等更加贫穷国家的围追堵截之中放缓，它们正在追寻中国的足迹。
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历史经验或许可以为中国的前路提供一些线索，包括一旦步入中等收入之后增速的放缓将会有多快，增长放缓的原因，以及任何可能影响放缓步伐的因素。中国近期的经历似乎符合历史经验模式。
展望未来，生产率增长可能会进一步放缓，因为“容易的”生产率增长源泉——例如技术模仿和工业化——已近枯竭。问题在于，中国的生产率增速是否会滑向0.6%，这一历史上新晋中等收入国家共享的水平。
中国逃离“中等收入陷阱”的方法
中国带有一些历史上与“中等收入陷阱”相关的特征，包括快速的GDP增长、GDP中投资占比高以及人口老龄化。但是，从其他倾向于预示增长放缓的特征——包括被低估的货币和有限的高科技产品出口——来看，中国的风险似乎相对较低。
总体而言，尽管我们并不认为中国有极大的风险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但是其能够逃离陷阱的概率也不大。中国前财长楼继伟2015年在清华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表示，两者的概率是对半开。
要想提高逃离陷阱的概率，中国必须获得生产率增长的新源泉。学术研究持续地发现，少数成功实现向高收入跨越的国家倾向于在以下四个方面表现很好：
制度品质，创新，人力资本，以及信息与通讯基础设施。
（本文由云豹财熵（HI-ALOC）译自晨星网（Morningstar），作者Daniel Rohr
为晨星资深股票分析师、CFA，晨星是全球资本市场独立第三方投资研究和基金评级的权威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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