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年——
游学往事
丁启阵
五月中旬，学院组织外国学生作为期三日两夜的天津行，名曰“语言实践活动”。返京之后，有位来自德国的女学生作文，畅谈组织大学生游学的利弊与东西方差异。主要意见是，大学应该多组织学生走出校园的游学活动。对此意见，我深表赞同。
遥想当年为了准备高考，基础最差的地理科，我学得津津有味，并且在高考中取得理想成绩。主要原因是，地理课老师说，大学地理系，四年学制，最后一年是遍游祖国山水——我因此立志要考上地理系。不料，等到填报志愿的时候，才知道地理系是“文科生考，理科生念”的。当时的失望之情，难以言表。退而求其次，我选择了中文系。
念中文系当然也不坏，走出校园的活动也不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第三学年毕业实习，全年级一百多人，到蓬莱阁、威海丁公岛（清朝北洋水师故址）转了一圈，在烟台海军某部基地内住了一个星期，天天到海滩漫步，夜夜听海潮入睡。往返火车上，同学们的欢歌笑语，至今记忆犹新。
不久前，两个研究生给我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在学校，她们要找我签字。见面后才知道是学校允许她们每人报销两百元书报费。看着她们高兴的样子，我说了一件令她们羡慕、惆怅的往事：我三十多年前念研究生时，每个学年可供我们支配的经费有五千六百元。如果以图书购买力折算，这笔钱大概相当于今天十几万元。
当然，这笔钱我们主要不是用于图书购买，而是用于游学。我的母校当年财务管理办法恢弘大气：教育部下拨的研究生培养经费，悉数归各系支配。中文系领导也非常开明，说中文系学生的事业生涯，无非是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两件事。因此，允许并鼓励我们自行游学。只要不耽误上课，导师同意并签字，随时可以出发到全国各地寻访图书典籍、拜访专家学者、游览名山大川；时间长短，几天数月，自己掌握。我们苦恼的是，钱太多，花不出去。举个例子，我有一趟游学，线路是济南出发，经西安、成都、昆明、西双版纳、杭州，返回济南。秦始皇兵马俑、半坡遗址、华清池、大小雁塔，杜甫草堂、武侯祠、望江楼、都江堰、青城山、峨眉山、乐山大佛……就近的景点，尽可能都逛了一遍，前后用时一个多月，总共才花出去三百五六十元钱。
尽管大家都努力出游，但一年五千馀元的可支配经费，还是只花个零头。因此，征得系领导的同意，由我经手，购买了一台彩色电视机和两台黑白台电视机，轮流放置在各宿舍里，说是便于同学们了解世界各国的文化信息，其实是丰富同学们的课余文化生活；购买了数十个小型录音机，说是供语言专业同学作田野调查之用，实际上不少人用来听台湾校园歌曲，听邓丽君。
那个年代，电器不便宜，一台二十几吋的彩色电视机要四五千元。但相比于五千多元的每人年均经费，也只是个小数字。系领导鼓励我们购买图书，只要是专业书籍，导师签字，都可以购买，在学期间归我们使用——毕业离校之前，归还系里即可。因此，系里在图书馆旁边辟出一个房间，成立了一个研究生图书室。要不是嫌从外地、从书店把书搬运到学校太辛苦，太麻烦，单是我们中文系的研究生，就有足够的财力建立一个规模不小的图书馆！
当年我们的游学活动有一项内容，是拜访各地专家学者。我不是一个性格外向、爱交际、喜欢攀名流的人，尽管如此，我还是到北京拜访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李荣先生、熊正辉先生，拜访过北京师范大学的俞敏先生，拜访过北京语言大学的张清常先生，到成都拜访过四川大学的梁德曼先生，到南京拜访过南京大学的叶祥苓先生，到上海拜访过复旦大学的汤珍珠先生。在建国门内大街中国社会科学院大楼里，时任语言研究所所长的李荣先生，第一次见面就跟我聊了三四个小时，在他的所长办公室里，让我背诵、默写三十六字母、二百零六韵之类音韵知识，要我看他发表在《中国语文》、《方言》杂志上的几篇论文，然后说说读后体会和感受，考我李方桂先生《上古音研究》为什么要构拟那样的三四等介音，等等；向俞敏先生告辞时俞先生坚持送我出门，在校园里边走边跟我解释他家书架上为什么没有几本书；在叶祥苓先生的家里，一见面叶先生就问我：“对于《切韵》音系的性质问题你是怎么看的”……往事历历，情景如昨。
2019-06-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