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向东：急于求成，读书取仕——中国式创新的硬伤_

作者：宁向东

来源：微信公众号：课外的话

【课外的话（微信ID：ningxiangdong_qh）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宁向东教授的随想录。宁向东教授为清华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个人微信公众号“课外的话”包括对财经时事热点的解析，好书阅读，以及企业管理实践的分享。】

昨天晚上，和一群毕业多年的学生聊天，讨论为什么中国缺少真正的创新，以及中国何时有所改变等问题。有人乐观，有人悲观。今天听说，作为清华大学副校长和教务长的杨斌教授提出了一个“木鸡态”理论，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我急忙找来文章看了看，一下子意识到，大家关注的事情都差不多。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虽然层级不同、角度不同，但关注的问题本质都是一样的。

“木鸡态”理论是杨斌教授有感而发。杨斌在一个公开活动中提到，他几次和埃隆·马斯克打交道，发现身边的记者总是追问商业问题和估值问题，而马斯克却总是显得一脸懵懂的样子。杨斌认为，这不是马斯克为了故意保密，而是这些问题根本就不在马斯克的主要思考之中。杨斌说，马斯克“真的是沉醉在创新的过程中、细节中、尝试中，甚至是失败中”。杨斌还说，马斯克就是一只“木鸡”，而清华园中应该有更多这样的“木鸡”。

埃隆·马斯克（Elon Musk）

其实，不仅是在清华，整个社会都应该提倡创新者摆脱急于求成的功利心态，而应该去做马斯克一样的“木鸡”。学校更要努力塑造学生的“木鸡心态”，并且创造一个让“木鸡”们心无旁骛的环境。因为大学更大意义上是一个丰满理想的地方，应该让所有受教育的人在大学的四年中不断地来判断自己，准备在毕业之后做一件自己喜欢、自己认为重要、值得用尽全力去做的事。

前几天的院长午餐会上，听钱颖一教授讲起杨振宁先生对于中国未来科技发展的一个判断。我境界太低，无法对此发表评论，但觉得相当有道理，转述如下。大意是：中国如果按照现在这样的投入速度持续下去，再过一、二十年，达到目前日本这样的水平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就是可能获得十几个诺贝尔奖。不过，要在主要领域获得关键性的科技突破恐怕还会有点难度。

听杨先生讲这话的某几位活跃学者，据说又把目标对准了中国文化，私下里提出了“推倒重来”的主张。他们如同历史中的一些前辈，再一次把目光对准中国的儒学，甚至思想体系和语言体系。而我自己的体会是：把科学技术的落后归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没有问题。但一提到传统文化，就联想到中国的那点国学，想起了所谓的“孔教”，想起了八股文，这是不完全的，也是不彻底的。我觉得，中国文化中要命的东西不少，但真正阻碍新和教育发展的，是中国人读书取仕的官僚文化。我觉得这才是要紧的地方。

我自己有过两次读博士的经历。第一次只搞了一年多，因为当时感兴趣的是李约瑟问题。我选择这个题目纯粹属于不自量力，所以，大败而归，到后来连攻读博士学位的征程都放弃了。李约瑟是英国人，他的主要作品是《中国科学技术史》。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问题：为什么如此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却无法催生出现代科学技术？

几十年来，这个问题像斯芬克斯之谜一样拷问着所有对此有兴趣的人。我后来意识到，这个问题本质上不是一个智力意义上的学术问题，而是一个靠中国社会不断进化来作答的问题，一个“大历史”层面的问题。我觉得，有本事回答这个问题的，只能是时间和历史。什么时候中国成为了科技强国，这个问题也许就不言自明了。

李约瑟曾经猜想过这个问题的答案，猜想是因为中国人的象形文字，不利于演化出符号和运算体系。也许是这样，也许不是。中国人文字中确实处处可见思想禁锢。比如，在西方人的诗歌中，没有对仗，想写几个字，就写几个字，论行不论字，有点像我们的现代诗。而中国传统诗歌，是讲究用字的。在对仗工整、韵律美好的前提下，追求文字所带来的意境。

比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不仅文字漂亮，而且，音、画俱全。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两句诗的画面感和音律感。这得要费多少脑细胞，才能得到这样字词、音韵齐整，并且有优美画面感的文字呢？而且，中国人不仅在遣词造句上要费这样的功夫，写出字来还要工整方正，小学生写田字格，是不能出格的。所以，中国人确实是从规矩堆里爬出来的。

但是，纯粹文化方面的因素是否是制约中国科技创新的唯一桎梏、或者主要桎梏呢？我看不尽然。自古以来，读书的目的是什么？学而优则仕。核心是取仕，是要做官。读书和考试，几千年来的一个基本功能就是选拔官员，而不是创造科技文明。其实，在废除了科举制度之后，新学依然没有摆脱选拔官员的功能。

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例子是，十几年前，一群最精英的留美学者聚集到清华园，他们共同把现代学问带给年轻的学子们，并且深受学生们的喜爱。没几年，这些人渐渐地散去了，他们纷纷成为了各个大学里的院长，获得了你无法想象的高薪和权势。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即使受到西方最新文明的熏陶，传统下的中国人依然对权力有着痴迷的向往。

当年，梁启超说过“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是他在清华国学院教书的最大幸运。而对于今天的成功学人，当官进阶，似乎比在冷板凳上做学问、教育天下英才更重要。

中国大学的事情，说复杂很复杂，说简单也很简单。大学不是世外桃源。我们本身就处于一个靠权力来画坐标、来给每一个角落定位的社会里，所以，不可能有超越社会整体环境的独立王国。我亲耳聆听过一位我非常尊敬的前辈，当着莘莘学子说：“在中国必须要做官，不做官就做不成什么事情”。这最初着实让我吃惊，但事后想来，确实是肺腑之言，殷殷教诲。

显然，在这种背景下，学问再牛掰，也只是获取权力的敲门砖；而获得了权力，就意味着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成就更大的事情。那么，如何表明你成就了事情、能够服众呢？要靠一些表面性的指标！这就会产生短期化、功利化的压力。而主导者化解自己困境的最佳办法，就是尽快出短平快的业绩，向权力的更高处攀爬。所以，求学、做官、尽快出业绩、再做更大的官，这是中国文化最深层的逻辑之一。在这个逻辑下面，自然无法产生出“离经叛道”的大学问，也就是杨振宁先生所谓的大成果。

整整100年前的一月份，是蔡元培获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日子，也是北大开始变革的日子。在此之前，京师大学堂的学生没几个想听什么学问的。学生对专业学者没有兴趣，反而对那些过去做过大官的兼职教师兴趣盎然，争相攀附，以备他日仕途之用。蔡元培的改革即由此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