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缸与霞光》作者：韩松落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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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地发生青年工人失踪案，不久，有人被邻居鱼缸的低频噪音困扰，又有少年做起关于黑色行走者的噩梦。多年后，这噩梦开始传染。每个人头顶都有一个鱼缸，每个人都在与某个遥远的音波共振，像渴望连接的两座孤岛，像没有被遗忘的前世今生。

鱼缸与霞光

韩松落

大卫·林奇是这样开始一个故事的：碧蓝天空，白色栅栏，红色玫瑰和黄色郁金香圆鼓鼓地盛开着，翠绿的叶子托着花朵;孩童过马路，女人喝下午茶，老男人浇草坪，年轻人徘徊在草地上，低头翻捡着什么：哦，草丛里有一只爬满蚂蚁的人耳。

这里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开始。群山环绕的小城，白杨树和槭树的叶子被夏天的太阳晒成墨绿，灰色的楼宇，阳台上有鸽子咕咕鸣叫。屋檐下，燕子在泥窝边轻盈地弹跳一下，然后飞走。燕子飞走的地方，有一扇窗，阳光照进窗户，投在临窗的木桌子上，桌上有一张信纸，写着一些字。随后，有个男人走进屋子，拿起这张纸，皱着眉头，开始阅读。

一九九六年七月十二日，甘肃东部的天泽县，省矿业机械厂电工班的李志亮留下一封信，离家出走。

李志亮生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五日，祖籍辽宁，是矿业机械厂的子弟。父亲李东强，一九四六年生于辽宁;母亲郝琴，一九四七年生于河北，高一辍学。李东强于八十年代初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在矿业机械厂担任工程师。哈工大毕业生为什么会来位于甘肃县城的机械厂工作，他从来未曾解释过。郝琴则在李东强的安排下，到厂里的后勤部门工作。

李志亮生于河北，四岁时随父母到了天泽，在矿业机械厂幼儿园度过两年;六岁时到天泽县东关小学读书;十二岁小学毕业，随后进入天泽县二中初中部就读，初二时转学到教学条件较好的天泽县一中初中部;高中依然在天泽县一中就读，高三时考入中原机械工业学校;一九八九年，回到矿业机械厂工作。开始在车间，后来在父亲的协调下，转到电工班工作。

矿业机械厂所在的天泽县，位于甘肃东部，距离省城兰州二百公里，面积三千五百平方公里，人口三十八万。旧石器时代就有人居住，秦始皇时代设县，其后两千多年，面积有扩有缩，但大致位置没有变化。因为地势平坦，位于陇海线上，且有河流，有矿产，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陆续有工厂迁移至此。除矿业机械厂之外，天泽县还有一家冶炼厂、两家修造厂、一家塑料厂，以及驻守当地的几支部队。矿业机械厂在当地是大企业，有员工两千名。县城的商业，都集中在矿业机械厂、冶炼厂所在的云川北路上。

矿业机械厂的核心部分从辽宁迁来，创始阶段的工人多数是东北人和河北人，他们的后代也多半在工厂工作，工厂有自己的生活区，矿业机械厂由此成了一块飞地。天泽人说当地话和兰州话，矿机厂的人说普通话、东北话、上海话;当地人听秦腔，矿机厂的人听京剧和越剧、沪剧。天泽县最早穿牛仔裤、最早跳迪斯科的，都是矿机厂工人。李志亮在这里长大，需要在两个世界之间转换——在厂区和家里说普通话和东北话，在学校和县城说天泽话和兰州话。

李东强的外形，有明显的东北人特质，方头大脸，眉眼端正，但性格温吞，沉默寡言，倒是和本地人比较接近，在非常年代也没有因为言行出挑带来麻烦。但他有个喜好，和本地人不一样，也和他的粗糙外形不一致——他有藏书的习惯，家有藏书接近五百册，而天泽县图书馆的藏书，也不过两万册。但李东强极少邀请别人到家里做客，也从不徒手拿书在街上行走，甚至一再告诫家人：不要在任何场所被人看到手里拿着书，因此，他的藏书和读书习惯，从没引起人们注意。

李东强和郝琴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李志明，生于一九六六年，中专毕业后，到矿业机械厂工作;二儿子就是李志亮。两个儿子的相貌，比父亲英俊许多，但两个人都有一种蒙尘之感，像是在刚刚制作完成的匕首上，撒了一把土，英俊得毫不明显，需要仔细辨认。两个儿子的性格，也比父亲爽朗，因为基本是在当地长大，有童年朋友，交往范围也更广。

一家人居住在矿业机械厂的家属区，十一号楼三单元302，他们的住房由矿业机械厂自行修建，在一九九二年竣工，根据面积和楼层，以每套一万五千元到二万五千元的价格卖给厂内职工。售卖之前，根据工龄、职称、职务等因素进行了排序，李东强分配到的这套，房本面积九十平米，实际一百四十平米，售价二万五千元。

一家人的生活，没有丝毫古怪之处，全家人的性格、行为，乃至消费、娱乐，就在天泽县城居民的平均线附近摆动。生活中的一切细节、一切用品，也像所有天泽人一样，非常容易辨认出处。军便服、军大衣、军靴、军用皮带，通常购自县城附近的部队门市部，每逢部队廉价处理军用品，小城青年就蜂拥而至；工作服、绒衣、手套、电工绝缘鞋、挎包，是厂里的劳保用品；脸盆、香皂、洗发膏、牙膏、球鞋、皮鞋、文具，购自天泽县百货大楼，每批就几款，可以凭借款式分辨出购买时间。偶然也有来自其他地方的物品，比如，有些年轻人，会在周末乘火车去兰州（通常都会设法逃票），买花衬衣、卫衣和饰品。还有几次，是白银针织厂等日用品工厂遭遇经营危机，用白汗衫和背心等产品抵工资，员工们拉着产品来到天泽县，在街心花园兜售，价格极为低廉，汗衫五块、背心三块，第二天，天泽县的男性，几乎全部穿上同款汗衫和背心。

在其余地方，天泽县居民的生活，也显得单调和整齐划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广场舞兴起，因为起初的主力是中老年人，被叫作老年迪斯科，后来，全县三十岁以上的女性，几乎全部加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气功热，几大气功门派，统治了全城成年人，也有儿童和少年加入。有一位八岁男孩，由家长引领，用一年时间，练到某种气功二级，成为气功神童，到处参加报告会并展示神通。一九八八年，《红高粱》获得金熊奖，全城居民出动观影，因为传说此片儿童不宜，小孩都被留在家里，有个孩子因无人看管，在家触电身亡。一九九二年，《大红灯笼高高挂》上映，全城居民又一次倾巢出动。

天泽县也极少发生凶案，大多数治安案件，都在盗窃、斗殴、诈骗这个层级。仅有的几起凶杀案，都是熟人作案，很快破案。公安局门口，有四个装了玻璃框的看板，两左两右，用以展示公安局侦破的凶案，从现场血迹到尸体远景近景和伤口局部，全部彩色照片，配以仿宋体手写的案情介绍。看板的更换速度，依据凶案发生频率，或者说，凶案被侦破的频率而定，如果半年没有合适的凶案，就半年不换，以至于彩色照片全部褪色。

李志亮的性格，也在平均线附近：不算温和，也不至于暴戾;不细腻，也不算粗糙。他的日常穿着，也没有出格的地方，毕竟，父亲李东强最担心的，就是自家人过于引人注目而带来灾祸，每每发现这种苗头，就全力打压。李志亮常穿的衣服，包括一身军便服、两件化纤夹克、几件白衬衣、一身工装蓝的运动款绒衣，冬装是部队的劳保棉袄和军大衣，还有一件托人在空军基地买到的深棕色飞行员皮夹克，带毛领，非常昂贵，但他一直舍不得穿这件衣服。一九九四年，他还曾花一百八十块钱，在兰州市东部批发市场，购买了一件墨绿色的羽绒服。回家之后，在周围的环境衬托下，他发现这件衣服的颜色还是扎眼，第一次穿出去，就被熟人评价为“真骚情”，他再也没让这件衣服上身。

李志亮的爱好很少。可以算作爱好的，只有两个：一个是用机械厂的边角料，制作各种摆件。有一阵子，兰州青年流行用炮弹壳子、子弹壳子制作工艺品，这股风气也蔓延到了天泽县。李志亮不能免俗，找到部队上的熟人，要了些训练用过的弹壳，做了几件东西，但很快就厌倦了。

另一个爱好，是骑自行车游荡。他有一辆凤凰“二八”，黑色，不是轻便型号，但他很喜欢，他经常骑着这辆车，在城外游荡。城外有大片麦地，他就骑车在麦地中的白土路上穿行。麦收之后，他会把车推进麦田，在麦垛上靠一会儿。曾有人看到他从城外回来时，自行车把上挂着一个用蓝色野菊花和麦秸编织的花环，这是他唯一算得上浪漫的经历。

没有谈过恋爱，几次相亲都失败了，好在他对相亲也没有多少期望。如果他是天泽本地人，二十八岁还不结婚，就显得异常，但人们对矿机厂这块飞地，以及这块飞地上的居民的看法，多少有点不一样。当地人甚至觉得，矿机厂的男青年，如果热衷恋爱，会对当地的婚恋市场造成冲击，他们都打光棍可能更好。总之，他生活里并没有出现会带来精神上的重大挫折或者人生重大挫败感的事件。

一九九六年七月十二日，农历五月廿七，晚上六点十分，郝琴下班到家，换了拖鞋，放下厂工会分给每位员工的一箱杏子，就去厨房准备晚饭。六点四十，李东强和李志明下班回到家。父子俩的工作地点不在一起，他们是在回家路上遇到的。李志明接过父亲手里的杏子，一手一箱杏子，和父亲一起到家。三个人打算等李志亮到家后一起吃饭，就坐在餐桌前说着话，对话的重点是杏子：李志亮必然也领到了一箱杏子，四个人，四箱杏子，该怎么处理，毕竟杏子不经放。直到八点，他们也没等到李志亮回家，以为他被朋友叫去吃饭了，就先吃了饭。李志亮当晚没有回家，一家人并没觉得异样，直到第二天早上上班前，李东强到李志亮屋子里去，才发现他留在桌上的信，只有十几个字，写在一张矿业机械厂的信纸上：

我走了。我要走遍中国，走遍大地，走遍星球。

李东强拉开衣柜，发现李志亮带走了自己常穿的衣服，下楼去派出所报案时，发现李志亮骑走了凤凰“二八”。报案时，警察认为，李志亮是成年男性，留了信件，不能算失踪，无法立案，何况，他离家还不到二十四小时。根据他们的经验，很多离家出走的人，通常会在三个时间段内回来：一周，三个月，半年。

李东强全家，分头到李志亮的所有同事、同学和朋友家打探消息，想看看李志亮有没有留下更明确的信息，却发现他出走前没有任何异样，当天下午还在正常上班，唯一不同的是，他五点就提前下班，因此没有领取发给员工的那箱杏子。被李东强一家询问过的同事和同学，又自发扩散消息，到认识李志亮的人那里打听消息，都没有结果。

很快，警察所说的第一个时间节点过去了。一周了，李志亮没有回家，也没有任何消息。就在这时，天泽县城南，距离县城中心五公里的垃圾场，发现了一具焦尸。其实，一个拾垃圾的老人，在几天前就看见了那具焦尸，但那具尸体被扔在一个大垃圾坑的沟底，需要踩着垃圾走一段陡峭的下坡路才能到达，加上他视力不好，并没有看得很清楚，“不知道那黑黑的是个啥”。直到几天后，他看到有野狗在撕扯那个黑色的物体。这时距离李志亮出走，刚好一周。

尸体经过了很充分的焚烧，衣服和皮肤都被烧毁，看不出身份样貌，唯一能作为线索的，是一条没被完全烧毁的军用皮带的皮带扣。那个皮带扣，和李志亮的完全一样。但那时，在天泽县或者邻近区域，系同款军用皮带的人实在太多了。认尸之后，李东强认为这不是李志亮的尸体。当然，还有更好的方法——当时，DNA检测技术已经用于刑侦了，只是需要送检测物到北京去，检测费用加上差旅费，非常昂贵。焦尸案最终成为悬案，没有出现在公安局的宣传栏里。

三年后，天泽县文化馆的赵老师，在西安参加培训，在街头看到一个人，酷似李志亮，只是头发略长，衣服略时髦。这个人迎面走过来，似乎也认出了赵老师，眼神顿了一下，走过去之后还回了头。据赵老师说，他立刻掉头追上这个人，跟他打了招呼。这个人不承认自己是李志亮，但当赵老师说“你父亲母亲都在等你回家”的时候，他的表情大变，泪水瞬间滑落，愣了很久，然后转身离去。赵老师认为自己遇到的就是李志亮，回到天泽后，专门找到李东强，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言之凿凿，情绪丰富，两分钟的相遇讲了一个小时，却没有任何证据，整个场景也酷似民间鬼故事里的情节，加上这位老师经常发布古怪言论，比如别人死去的亲戚给他托梦。所以，他所说的话，并没有人当真，转眼就变成小城传说，流传了一阵，就逐渐湮灭。

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李志亮的消息了。李东强和郝琴，依旧在矿业机械厂工作，退休后，两人回到辽宁老家住了一段时间，因为无法忍受漫长的冬季和动辄零下三十度的严寒，最后还是回到了天泽县。李志明也依旧生活在天泽，一九九九年结婚，三年后有了女儿，他和妻子另外购置了住房，多数时候还是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李志亮的那间屋子，始终保持原状，他留下的那张纸条，被李东强夹在了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巴尔扎克中短篇小说选》里。他说，这种收藏方式最保险。

在李志亮出走前两年，有两只燕子，在李家的阳台上方筑了一个窝，整日飞来飞去，啾啁不停，这在楼房小区是很罕见的事。李志亮出走之后，那窝燕子再也没有回来过。郝琴视之为某种昭示。

这件事看起来就这么过去了，但这仅仅是对李家而言，在距离李家不远的六号楼一单元501，这件事引起了另外一些后果，甚至可以说，是一场持久的风暴。

(节选)

《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24年第2期选载

原载《收获》2023年第6期

原刊责编吴越

本刊责编杜凡

【作者简介】

韩松落，1997年开始散文及小说写作，作品见于《人民文学》《散文》《大家》《天涯》《小说界》《花城》《收获》等。2004年开始专栏写作，在百余家媒体开设专栏。著有《春山夜行》《为了报仇看电影》《我口袋里的星辰如沙砾》《老灵魂》《怒河春醒》等，以及音乐专辑《靠记忆过冬的鸟：韩松落作品集》。曾担任华语优质电影大奖、华语电影传媒大奖、迷影精神赏等多项电影奖评委。《GQ》中文版2012年“年度人物之专栏作家”。作品收入《收获》文学榜2001年中篇榜，获2023“短篇小说双年展”首奖。

【创作谈】

血红的天空令人着迷

韩松落

小说《鱼缸与霞光》其实是我另一篇小说的副产品，那篇小说叫《写给雷米杨的情歌》。

《写给雷米杨的情歌》是我酝酿了很久的一个故事。最早有这个故事的框架，是在一九九五年，真正落笔，是在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底。这个故事里有两条线，这边，回乡演出的三天，那边，不断浮现的过去三十年；这边，宁静的雪后，那边，狰狞的异域大红花，一朵一朵袭面而来。这个故事里，除了都能看出来的那些，两段成长史，两段璀璨时光，一段混杂着友情、欲望的往事，一场不了了之的凶案，等等。我还想讨论一个点，那就是“可怕的感染力”，一个平凡人和一个克里斯马式的人物之间的情感迷局。

《写给雷米杨的情歌》快结束的时候，出走者李志亮的故事，突然毫无预兆地从天而降，我用它来丰富《情歌》里主人公的故事，但又觉得不过瘾。写完《写给雷米杨的情歌》，休息了两天，我就开始写《鱼缸与霞光》，写得飞快，写好，放了几个月，又按照《收获》的吴越老师的意见，陆续修改了三遍，最后刊发在《收获》2023年第六期。在刊发出来后，我又修改了一遍，最后这个版本，就放在我的新书里了。

我的大部分小说，都是我貌似克制隐忍性格的产物，我都知道它在写什么，写之前就想好了，有什么隐喻，埋些什么典，借用哪部音乐作品的节奏，或者哪部绘画作品的气氛，全都提前想好。《鱼缸与霞光》却是个例外，我其实不确定我在写什么，完全没有办法自我解说。抑郁情绪的蔓延？有一点。偶像的成因？也有一点。在修改这个小说的过程中，我正好读了蔡崇达的《命运》，并且和他有过一次对话，听他讲述了福建文化中，神灵崇拜的一些细节，例如一些小神的成因。印证了我的很多想法。当然，这篇小说里，还有一些别的东西，比如二〇〇〇年以来的“出走文化”对青年的影响，我也写过关于以“出走”为主题的电影和小说的评论。我承认我也在一闪念间，想到过曹卫东老师主编的《德国青年运动》，和詹姆斯·C·斯科特的著作，但这都不是我写这个故事的推动力，我的推动力，是完全本能的，非常模糊又非常浓艳的，血红色的天空，黑色的人影，从我十三岁起，折磨我，也吸引我的一个画面。

写下了，这种情绪，这种从我小时候就浸染过我的情绪，就渐渐消失了。它的使命已经完成，它已经和浸染过我的别的情绪混杂在一起，成为混沌的团块，渐渐远去，成为信号，或者黑洞，就像最后那版《鱼缸与霞光》的结尾：“镜头拉远，地球也在宇宙里转动着，平静地，坚忍地，向宇宙深处发出隐秘的信号，而那个召唤着它穿越，穿越后就能抵达另一个胜境的黑洞，那个入口，或许就挂在一辆自行车的车把上，以蓝色野菊花的形象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