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雀河》作者：王旭瑞_

《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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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被师傅构陷的工厂学徒，一个被母亲强迫跳舞的男孩，两个少年的故事，伴着《相约九八》的歌声，回荡在麻雀河上空。时代在巨变中，有人离乡寻找机会，有人守在故乡等待命运，有人永远留在了1998年。

麻雀河

王旭瑞

那天是个礼拜二，母亲在厨房炸带鱼，父亲坐在沙发上抽烟，电视机没有信号，沙发里的弹簧嘎吱嘎吱响，好像在为他掏出的钱肉痛。父亲把钱放在我的手里，对我说实在不行就出去躲一阵儿吧。我收下钱，一走就是两个月。中间也回去过一次，只匆匆忙忙吃了顿午饭，临走前母亲非要给我一罐腌萝卜，邻里街坊看我的眼神依旧像看一个流氓。回去以后，我把那罐腌萝卜放在了过道的公共厨房后就再没管过它，却也没糟蹋，周婴挺喜欢吃，夸我妈的手艺不错。他一个人吃了半罐子，晚上被齁得咳嗽起来，我在梦里听见他在隔壁不停地起来喝水，哗啦啦，咕噜噜，水喝完了又坐上新的，铁水壶在煤气灶上发出了短促的尖叫，像被人捂了嘴，而我还是被吵醒了。

他在过道里喝水，我在过道里抽烟，我们谁也不说话，头顶上的灯每隔几秒就闪一闪，不冷不热的春风带着河水的腥气沿楼梯灌进来。他忽然过来撩我衣服，我掐灭了烟问他干什么。周婴笑了笑，喝水喝得他整个人热腾腾，额前的头发沾在眉毛上，他说你身上真的没有文身吗？好像真的没有啊。我把衣服卷下来，在忽闪的灯光下偷偷翻了个白眼。

刚搬到这里时，周婴站在楼道里，把欠了三个月的房租交给房东，一沓皱巴巴的五颜六色的纸币，在他手里开了花。他眼巴巴看着房东一张张点起来，每一张都沾上了几点唾液，那副样子，好像房东是劫匪，把他抢了个干净。房东问我脸上的伤，我骗她是摔的，周婴跑过来站在门口看我，过了几天才知道他把我当成了黑社会，还是那种误入歧途的，如今想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周婴喝完水回了自己家，我有些困，躺在床上想重新做人的事。我今年十八岁了，会抽烟，能喝点儿酒，都是师傅带出来的，师傅说，男人就要抽烟喝酒，否则活得没滋味。当然，师傅不只教了这些，还有如何看电路、修药厂的机器，这些事一通百通，家里的收音机就是我修好的，托我的福，它还能在饭桌上多待几年。周婴喝水喝多了，又开始起来去上厕所，一会儿一趟，楼道里冲水声一次次冲走了我的梦，我想骂一句，刚要张口，又一头栽进梦里。第二天房东来找我要房租，我给了她一张整票，没有几毛一分的零钱，她挺高兴，问我的邻居周婴去哪里了。我告诉她周婴一早就走了。她撇撇嘴，是在躲我吧，没想催他。我说，不是，他这两天都走得很早。她没再说话，见我在抽烟，碎嘴了几句，少抽点吧，毛都没长全，天天跟个灶台一样。我知道她在夸张，就说了一句知道了。我也一直想把烟戒掉，因为我一抽烟就会想起我师傅，想和他割断一切联系，但这东西不好戒，导致我经常无奈地抽着烟，同时心怀恨意。

两年前跟着父亲去药厂拜师傅时我只有十六岁，正是能进工厂的年纪。一个大雪天，父亲把我从学校拎了出来，那会儿还在上语文课，在默写戴望舒的《雨巷》，走之前，我看到同学朝我投来了羡慕的眼光。父亲拎着两瓶酒，我拎着几条烟，沿着他在雪地上留下的脚印走，中间打了个滑，但没摔，父亲回头瞪我。等红绿灯时，他叫我，李横。每次他一叫全名我就紧张，他说，一会儿见了师傅嘴甜点儿，知道吗？我点点头，灯变绿了，我们继续向前走。

师傅说我长得周正，眼睛不大，但挺聚神，像是能吃苦的，两撇眉毛的眉峰挺俊，就是怎么末尾有一道豁，打架打的吧？父亲怕留下什么不良印象，说我是小时候淘气，磕在柜子上留的。师傅又补了一句，头发也显得不老实。父亲说，这好说，回去就让他剃了。师傅摆摆手，不用，剃了成什么了，我这儿成监狱了。就这么几句话，我多了个师傅，也再没去过学校，成了有工作和工资的人。老话讲依山傍水，对父亲来说，进工厂认个师傅，就是有了山依，再等我结婚成了家就是傍了水，人生就齐全了。再加上我在学校的成绩一塌糊涂，日子混了一天又一天，所以父亲从没问过我是什么意见，我也没说过什么，在这种大事上，我的逆骨毫无用处，因为我也不知道要逆流向何方。不像住在楼下的大哥，比我大好几岁，我在托儿所尿裤子，他在打架，我上小学时，他学会了蹲在院门口抽烟，等我成了初中生，他已经搂着女孩满街走了。然后，他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再回来时，带来了一辆红色桑塔纳，还有一阵稍纵即逝的南方海风。他的父母紧张地坐进了桑塔纳里，一路开到了市中心的燕春饭店，吃了一顿团圆饭，然后他们搬走了，我们还在过我们的日子。

我的师傅是全厂公认的好人，做着随叫随到的活，嘴上爱聊些国际大事，不打徒弟，除了教技术，平时没别的事，也没架子。我去车间修机器时见过别的师傅打人，一巴掌抡到后脑勺，和公园里抽陀螺的声音很像。师傅的手掌疼，徒弟的后脑勺更疼，不学技术时伺候着，下了班还常常要去师傅家里干活，徒弟不像徒弟，倒像是旧社会的长工。相比起来，我就很轻松，没活的时候还能和同龄人打纸牌。师傅就像老师，学徒就是学生，和在学校是一样的。我第一次接触到师傅的家庭是在一个大雨夜，家里的阳台有一点漏水，母亲在地上放了一个塑料桶，水珠连续敲到空荡荡的桶里，与师傅的敲门声重合了，好像我们家的大门也裂了缝，有水灌进来。师傅带着半身的水渍，站在我们家门口，说实在需要我帮忙，他的女儿病了，师母不在家，他一个人弄不过来。

我不用做什么，只需在雨里推推师傅的三轮车，在急诊窗口排队缴费，吵醒药房的值班护士，看她眉头紧锁地把药甩到我的怀里，最后去水房打一壶热水，但师傅说我已经帮了很大的忙了。雨一直下到天亮，冲走了黑夜，露出嶙峋的楼房，我坐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做了几个平庸的梦。醒来后，师母回来了，她和我说了好几遍谢谢，叫我和师傅回家，好像她一个人就能顶我们两个的兴师动众。师傅说要带我去吃碗豆腐脑，临走前，师母小跑着追出来，曲着胳膊，把手搭在自己的腰上，叫我改日去家里吃饭。回到家里，父亲问我怎么样，我说没什么事，师母叫我过几天去家里吃饭。父亲说，好，好，你是得多去人家家里，干点儿活什么的。

在我们家，师傅说的话比总理还要管用，总理在广播新闻上说，要坚决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父亲却还是对母亲吆五喝六，把母亲气得偷偷抹泪，明明一桌子饭都是她做的，她却一口都吃不下去。他见我在家后面抽烟，正要伸手打我，听说是我师傅教的就没下手，从此默许了我的吞云吐雾。我觉得，一定不能让父亲知道师傅经常在家打师母，不然他更有依仗了。所以去师傅家吃完饭回来，父亲事无巨细地问我，我挑挑拣拣着汇报:师母炒了三个热菜，拌了一个凉菜。说你让我带去的酒很不错，我喝了几杯，没敢多喝，他们家有个女儿，好像精神上有什么问题，但一直安安静静的，没有异样，看着像普通人一样。

师傅打师母，也大都是为了这个女儿。师母是个很好的女人，放在人堆里，就像一滴水落入河中那样不显眼，老老实实地过了半生，做饭洗衣什么都会，工作结婚，为了几分钱的香油满街跑。直到他们的女儿贪玩从家门前的树上摔下来，师母睡着了浑然不知，发现后已晚，她将永远只会拿着一本小人书呜啊学语，师傅觉得是师母的错，出了家门，苦水往肚子里咽，是厂子里的优秀工人。回到家，关上门，便抬起巴掌，最后又变成慈父，给他的女儿买了十几年的糖，别人家父亲开始往家里搬收音机、手风琴、羽毛球拍了，只有他还在日复一日地买糖。

我觉得我也做不了什么，顶多去家里帮师母搬几回煤气罐、剥几头蒜，我和那些工厂里的学徒一样，成了师傅家里的常客和劳动力。不同的是，他们是迫于师傅们的威势，而我是自愿的。师傅对我好，教我技术，是我做的就是我做的，从不抢我的功劳，也不克扣我的福利，以心换心，去帮忙都是应该的。

到了中秋节，风起天凉，凉飕飕的风把天上的云一层层扫了个干净，工厂分了一盒月饼和几斤面，东西不如之前了。师傅喊我去家里吃饭，主要是陪他喝几杯，我知道，最近厂里好几个师傅的女儿都结婚了，他心里不痛快。饭桌上，师母的一道蒜苗炒鸡蛋放多了盐，师傅不依，师母也不肯服软，又当着我的面动起了手，他们的女儿扒在门后面张望，一双惊惧的眼睛挤在门缝里，仿佛下一秒就要掉下来，骨碌碌滚到地砖上，被这相互拉扯的夫妻俩踩成一摊烂泥。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拉开他们，也没有什么合理的说辞，翻来覆去就一句，大过节的，有话好好说。灯泡在开裂的屋顶上闪了又闪，一瞬间的黑让所有人都消失了，一瞬间的白又将连同半空中的灰尘一齐还了回来。我主动要求帮他们换灯泡，我站到椅子上，椅子上又搭了一个板凳，晃晃悠悠，但也能站住。师傅和师母不说话了，只是静静地看着我把旧的灯泡拧下来，把新的灯泡拧上去，仿佛我修补的不是灯光，而是他们之间充满裂痕的关系。师母坐在那盘盐放多了的蒜苗炒鸡蛋旁，长长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门缝里那双天真的眼睛已经消失了，她说，咱们要是有个李横这样的儿子，就好了。我有些不好意思，装作没有听见，磕磕绊绊下了板凳，又把板凳抱下椅子，我看到师傅凝视了师母良久后才移开了眼睛。

从我换过灯泡以后，师傅和师母好像真的把我当成了他们的儿子，师傅盯着我排查药厂的电路时，冷不丁问了一句，李横，你十八了是吧？我点头说是。师傅又问，家里有没有跟你说将来找个什么样的姑娘？我感觉脸上有些发烫，笑着说没有。他闷闷说了一句，该操操心了，不上心，好女孩都是别人的了。过年前，师母还给我织了一件双元宝花样的毛衣。在工厂的这两年，人情世故上自认为进步不少，当师傅又一次叫我去家里吃饭时，我特意穿上了那件毛衣，师母见了，不露痕迹地笑了笑，也不让我帮忙，让我去茶几那里吃橘子。那天师母做了不少菜，吃饭晚了些，天都黑了饭才全上了桌。

师傅难得没发脾气，可能是快过年了，心情好，一直在拉着我喝酒，一杯接着一杯，光顾着喝酒，把一桌子菜都糟蹋了，一盘回锅肉在我眼前缩小又放大，肉片冻结在冷凝的油花中，像一艘艘搁浅的船，受到冷落的馒头像一座在融化的雪山。师傅和我讲他坎坷的人生，拍着我的肩膀告诉我，他像我这么大时，已经能独当一面，不过我已经很不错了。好像今天晚上，这个世界他说了算，所以一直笃定地告诉我，我以后肯定大有出息。师傅手劲很大，师傅家的酒很烈，就记得他一直在夸我，我一直在谢他，其余的都是梦中的事，梦里我在工厂里评了先进，拿了锦旗。直到天亮我发现我睡在他女儿身边时，我的脑子里还在表决心，我一定会好好工作，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不能忘记师傅的栽培之恩。

我和他们女儿面对面相望，清晨的阳光泛着一丝水雾状的朦胧，眼前不知世事的女孩爆发出了异于常人的哭闹。别看我在药厂跟了师傅两年，一场醉酒后才发现，我不了解他，他也不了解我。我没想到师傅会算计我，他也没想到我能固执到一去不回头。他说我酒后乱来，睡了他的女儿。可我只记得我醉倒在酒桌上，成了不省人事的醉鬼。父亲说喝醉的我最没出息，是个抽耳光都不带清醒的傻子。我穿着师母织的毛衣，祈求她这个昨夜唯一清醒的人帮我说句话，可她只是抱着她的女儿呼天抢地，哭诉她女儿无法见人的命运。我这才知道，他们沆瀣一气，他们是一丘之貉。

师傅堵在门口，我看到他松弛的皮囊挂在脸上，一半是我的师傅，一半是个无助的父亲，结果哪边也够不上，便成了一个骗子。他说不会为难我，只叫我给他个说法。我把他推倒在地的那一刻，他已经不是我师傅了，那一半师傅的皮囊被我狠心剥掉。临出门前，我脱掉了身上的双元宝毛衣，将它扔在了这个房子里，只穿着一件被我妈洗得发硬的衬衫走在腊月的风中，吸了几口冷气，冲撞着胃里的火辣，我跑到一个无人的地方，把隔夜的酒全都吐了出来。

事情没有随着我生理与心理并存的恶心而就此结束，师傅和师母找到家里，向父亲讨要说法，他们的悲哀与沉痛让人不得不相信，我好像真的对他们的女儿犯了流氓罪。他们不想追究什么，宽宏大量的模样令人感动，事已至此，何不将坏事变好事，把事订了，两年后，两家人变作一家人。父亲与师傅在沉默中对峙，烟从两人的烟卷里冒出，交叉、融合，一场软绵绵的刀光剑影。母亲哭得有些动摇，把我拉到屋里叫我说实话，我拿我的生命对她发誓这是一场诬赖。母亲听后又重新燃起了底气，冲出屋子指着师母的鼻子破口大骂，你们家女儿傻，你他妈的就当大家都傻！我儿子喝了酒什么样我知道，那晚他喝多了，你也喝死啦？由着事发生，第二天早晨再一哭二闹三上吊？我呸，不要脸，我好好的儿子为什么要栽在你们家，你们的姑娘已经够苦了，你们还这么糟蹋她，谁和你们一家人，放你娘的狗屁！

他们夫妻俩被母亲赶出了家门，却获得了全厂人的同情，我没再去药厂上班，一夜之间，半个城市的人，认识的、不认识的、沾亲带故的都成了我的仇人。师傅做了半辈子的老实人，积聚的能量都在此时此刻爆发了出来，只剩我一个，孤零零的问心无愧。所有人都想为我塑造记忆，让我好好想想，那晚真的醉倒了吗？人家傻女儿好骗，又是个水灵的姑娘，你说是不是？我觉得这个逻辑很有问题，他们的女儿很水灵，又不懂事，所以我就应该对她犯罪，实在是没道理。她就好像路边的十块钱，不捡白不捡。然而，他们越要为我捏造记忆，我的心理反而越难以动摇，甚至也能和他们一样绘声绘色地描绘出，那晚我喝多以后，师傅和师母是如何里应外合，一个扒我衣服，一个装聋作哑，只不过我醉到身体不听使唤，只能任人摆布罢了。后来，我被人堵到小街里打了一顿，他们自报家门，是师傅的外甥侄子，他女儿的兄弟，平时没声没影，好像是拔一根头发，吹口气，一夕之间，全都被变了出来为他们的妹妹讨公道，顺便发泄一下对生活的不满。我一边擦鼻血一边往家走，我妈见我挂了彩回来，挽起袖子就去师傅家吵架，我和父亲拽了她一路，却还是一块儿跑到了人家家门口，倒像是来助威的。母亲砸了桌上的水果盘，塑料的，没有碎，皮球一样，在地上弹跳了几下，她要报警，告他们雇凶打人。师母说去就去，他们也要报警，到时候判我个流氓罪。母亲笑了笑，指着门后的那一双大眼睛，你说流氓就流氓啊，有本事先去医院，做个处女鉴定，敢不敢？闹到最后，既没有报警，也没有去成医院，我们一家人被折腾得走投无路，父亲对我说，李横，要不你出去躲一阵吧。

(节选)

原载《莽原》2024年第1期

原刊责编刘钰娴

本刊特约编辑朱旻鸢

《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24年第3期

【作者简介】

【创作谈】

为命运按下暂停键

王旭瑞

无法在家庭聚会上成为发言人，那就成为一个默默无闻的倾听者，在逐渐冷却的熬菜和逐渐热烈的酒气间可以听到很多故事。有些人不曾谋面，但他们的故事都被留在了饭桌上，也不再有什么后续，比如“那个挣了大钱的舅舅”“生活得很辛苦的叔叔”“被丈夫伤透心的小阿姨”。时间是流动的，生命也从不静止，他们命运不会永远都停在别人的闲话中，那个舅舅也许已经更加成功，叔叔东山再起了，小阿姨可能早就忘了那个不怎么样的男人。但是，他们的命运又好像在饭桌上被按下了暂停，很长时间以后，再提起其中某个人，我对他的印象仍留在某日杯酒交错间所听到的事。

仔细想想，写作有时候也是如此，一个故事写到了结局，那仅仅是方寸间的结局，放到生活中，命运还远远没有尽头，文章的结尾也不过是一个恰到好处的暂停。所以我不喜欢把故事的结局写得太过笃定，可以让人一眼望到很多很多年后的光景，更喜欢留一点未知的空白，使一切有无限可能。《麻雀河》写到最后，除了被生活压垮的师傅，其他人都没有一个确定的结局，李横正常过着日子，却是在历经波折后陷入的一场虚无的木然，不知道他还要这样虚无多久。周婴的精神受了创伤，是否有希望唤回他的一丝清醒？沈一珊在饭店和李横说的话有几分可信，她到底有没有找到她的丈夫？如今距离文中的1998年已很遥远，中间的这一大段岁月又该如何度过呢？

故事写到结尾，人物的忧愁与悲伤不会再随着纸张的翻动而延展，下一页是别人的故事，是另一场命运，而这一场命运则被按下了暂停键，驶入了一个避风港，得到片刻喘息。麻雀河的冰破了，为寒冷的冬天撕开了一道口子，冰破了以后的事则不得而知。如果痛苦还要继续，故事走到这里便停止，是叙述者能给予的最后的慈悲。如果冰破后是幸福的开始，那就继续好好生活，继续多看看这个世界吧。

话说到差不多的时候，放下酒杯离开餐桌；找一个合适的时候，为故事中的人物命运按下暂停键。剩下的，就是命运的事了，面对命运，只有平静地祝福。

《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