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我》作者：陈希我_

《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24年第4期

【推荐】

智障的姐姐突然失踪，20年前为摆脱姐姐拖累而去海外定居的孪生弟弟，陷入了一场接一场的矛盾纠结：一个“我”想继续逃避，另一个“我”要不惜代价回国寻找。“我”与另一个“我”，在激烈地斗争着，谁会是最后的胜者？

另一个我

陈希我

外

世界一下被撕开了。本来一片黑暗，那声音像一道光撕开了天与地。天是天花板，悬着吸顶灯。我在地上。其实我是躺在床上的，但没有觉出床的高度。跟我同水平面的地方什么也看不见，只有一处闪着光。那是我手机的光。

其实我已经把手机设置静音了。只是振动，仍然把我振醒了。浑浑噩噩伸出手去，去扣手机。已经知道是谁打来的，是国内的表弟。国内跟这里时差13小时，夏令时12小时，跟他说了，你那边白天，是我的晚上，你那边吃午饭，我这边正睡着呢，不要这时候打电话。但他就是记不住，总是半夜三更就打过来。也许他觉得没必要讲究这，是我的事。明确说，是我国内姐姐的事。

“你能不能把手机关了？”曾经，妻子总对我这样说。

“那怎么行？要有事怎么办？”我说。

“关你什么事？”她说，“又不是你爸妈。”她是华裔二代，对中国人这种亲情羁绊不是很理解。好在她还觉得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重要的，但是我姐姐，她就觉得没什么关系了。“就因为是双胞胎？双胞胎也是自己是自己。”她说。我早跟她说了，我这个姐姐有智力障碍，父母已经去世，姐姐一人留在国内，是托舅舅照看的，但她还是不能理解。

“我是他弟弟啊！”我说。

“弟弟也要睡觉！”她说。

“我也没办法。”我说。

“那你就是准备着被吵醒了？”妻子说。

这话说的，什么叫准备着嘛。

“睡着了，被吵醒，有多难受你知道吗？不如不睡着。”她说。

这倒是。就像被鬼抓起来一样。“你睡你的。”我说。

“我睡得着吗？”妻子说。

我们老是为这事拌嘴。到后来，她就搬到客房睡了。我接了电话，还得说话，而且不是说几句就能解决的。表弟说话很大声，国内人就是习惯了大声说话，我也渐渐地大声了，妻子就说在邻屋也被吵了。于是跟我吵，从半夜电话，具体姐姐的事，到我。我一直觉得她因为自己是美籍，多少有点疑心我跟她结婚，是想尽快入籍。争吵越来越升级，她搬回娘家住了。然后在电话里还吵。干脆离了算了，我也不想过了。当然更主要的是我不想待在美国了。我会跟她吵得那么凶，归根结底是我的心情不好。新冠病毒出现以来，我的心情越来越糟。来美国后我一直谨小慎微，见警察躲着走。即使后来拿到了绿卡，也告诫自己要守法，不能像其他国人那样。这关乎文明，我的尊严。在公司，我是脾气最好的人。我甚至到了忍气吞声的地步，或者说，是忍耐。现在我不想忍了。我不想待这里了。

其实这事发生前，我就有不想待的心理了。我已经在美国20年了，觉得美国没有那么好了。另一方面，中国现在发展得不错。其实我来美国之初就后悔了，再回头看国内那些大学同学，进步不小，混得比我好多了，而我还只是个卖体力的。推拿师，说得好听，就是用力气伺候人。有时候会吹吹自己曾经是外科医生，对人体结构了如指掌。但其实有多大关系？家庭上也失败。曾经结了一次婚，像我这种身份，嫁给我的女人能有什么好条件？她是偷渡来的，乡下女孩。实在跟她合不来，就离了。现在这个是二婚，二婚也要离了。离了好，我回国还无牵挂。当然我也没有昏头到马上就回去的地步，要熬到领社安金的年龄。

我曾经想象我回国后的舒畅生活。也许是因为“落叶归根”这个词的缘故。叶落在土地上，呼吸着地气，这是我久违了的地气，我故土的气息。但这从故土打来的电话，每每打破了我的梦想，提醒我现实。

内

“你姐不见了！”表弟电话里叫。

这声音简直振聋发聩。他从来不是称呼我姐为“表姐”，而称“你姐”，好像跟他没亲戚关系一样。谈论起我姐来，也是像谈论别人，一个傻大姐。其实我也多少是这样，语气是无可奈何的，还多少有点嘲讽，我是在谈论她的怪异。但当下，表弟急吼吼的，毕竟人丢了。他即使不认这是他的表姐，也是我托付给他的人。我的父母去世后，姐姐没人照顾。她可以住着父母留下来的房子，但生活没法自理。我人在国外，只能托舅舅代为照看。好在舅舅家就在附近，可以给送个饭，料理其他事，其实就是表弟表弟媳去做。表弟表弟媳都没正式工作，舅舅也就那么点退休金，他们家经济不太好，我就给他们费用，一个月1000美元。表弟没房子，一家挤在舅舅的破房子里，我又许诺，姐姐离世后，那房子归表弟所有。他们愿意了，这么多年就这么过来了。

“怎么搞的？”我脱口而出。

“我也不知道啊！”表弟说，“就是24小时我们轮流看着，一眨眼也会跑不见的。”

那一段，姐姐居家了，表弟媳妇送三餐。社区居委会体谅我姐是残疾人，批准表弟媳戴上口罩，测了体温，把饭送到姐姐家门口。说好姐姐接进去，表弟媳人不要进去。但实际上不可能做到，里面乱七八糟的，也得进去收拾。表弟说，他老婆都是违规偷偷进去的。“我老婆说了，要是被传染了，你得负责。”表弟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这么对我说，好像是在转述表弟媳的话，但这“你要负责”，是表弟媳说的呢，还是表弟自己说的？如果是前者，这“你”就是表弟；如果是后者，那这“你”就是指我了。再仔细琢磨，表弟媳妇这话不一定就是指她有被传染的危险，还包括表弟和他们一家人。一个被传染了，就必然要传染给一家人，特别是孩子老人。而且，表弟也是去我姐姐家的，不能都丢给表弟媳。至少是盯梢，和表弟媳错开时间去，看人是否在屋子里。但要让社区再特批他进小区，社区不会同意，所以每次都要私下跟保安磨，送烟。“现在保安也要求高，都是‘中华’，至少‘红狼’。”表弟强调说，“好容易答应了。有时进屋，有时没进屋，老实说，”表弟说，“在外面叫一声，里面会应就可以了。没进去，也是为了避免交叉传染。”这也对。“是怕我传染给你姐，毕竟我在外面走动的。”表弟说明道。我也过意不去，要是姐姐把他们给传染了，那怎么好？但姐姐根本没有出门，怎么可能带病毒？但也不好说，这新冠病毒怎么传染的，专家也说不清。只能对表弟表示感谢，另外再加点钱，祈祷一切顺顺利利，不要出事。但怎么就出事了呢？

固然，即使表弟表弟媳错开时间去，也总有间隙。之前就出现过情况，一次，姐姐还是跑出来了。在小区里转，被保安发现，把她送回去。到表弟来时，保安严厉训斥了表弟。“被当孙子一样骂，”表弟说，“我爸当年都没有这么骂我的。”表弟小时候顽皮，没少被舅舅打骂，怎么可能比那还厉害？也许是他现在毕竟是大人了，也是当父亲的人了，受不了。我就更不好意思了，就跟他说，干脆在门外面加个挂锁，反锁了。但表弟不同意，说要是闹火灾什么的怎么办？这确实是个问题，我不考虑，表弟也得考虑，他毕竟是执行人。好在接着也没再发生姐姐跑出来的事。有一次表弟还跟我说，大概那保安很凶，姐姐怕了。我听了也笑：“让她怕，就让她怕！这样就老实了。”

“什么时候？”

“早了。”表弟说。

“不是这个，”我说，“人什么时候丢的？”

“三天前……”

“已经三天了？”我叫。

“我怎么知道她哪天会跑出去？”表弟说。

“现在才告诉我。”我说。

“不是在找嘛！”表弟说，“不是怕你担心嘛……”

之前遇到问题，你就一个电话过来，半夜三更也打过来，就不担心我？现在担心了？我想。

“你那么远，担心也是白担心。”表弟说。

“那现在我还是这么远，”我说，“我也解决不了，你能解决吗？”

我这么说，有点赌气的意味。但也难说只是在赌气，我是真不想管的，随你们怎么搞。但这边我已经掀起被单，人坐了起来。窗外天还黑着，我知道我做不了什么。我本来也不想做什么，这几年来，我越来越觉得黑夜让我惬意，是我的避难所。一旦天亮起来，这世界就恢复了常态，嘈杂、纷争。但其实即使在夜里，还是发生着各种事，只是我不知道。不在东部，也在西部；不在美国，也在其他地方……这不，在地球的另一端，我姐跑丢了。我是一半在西半球，一半在东半球，两边拉扯。我可以想象那边，表弟、舅舅，大家已经乱套了。而我这里，就在几分钟前，我还在苟且偷安。

“你还是回来一下吧！”那边，表弟说。

我觉得猛然被推搡了一下。“我知道要回去，”我说，“但哪有这么容易！你以为可以说走就走啊？首先，工作怎么办……”一想到“首先”，接着就有“其次”“再次”……好多事要处理，我的头都大了。但越是这样，越是没有心绪。我的心急切要回去，马上就起飞，马上就到家。那个家、那个家乡，现在是事件发生地，并不是我所梦想的桃花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不，它是实实在在的地方，发生事情的地方，而且事情只能靠我来解决。怎么找姐姐，种种办法，又都不是办法。种种可能，又不可能。

(节选)

原载《延河》2024年第2期

原刊责编马小盐

本刊特约编辑朱旻鸢

《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24年第4期

【作者简介】

陈希我，作家、文学博士。主要作品有小说《抓痒》《大势》《冒犯书》《我疼》《命》《移民》《心！》《普罗米修斯已松绑》，随笔集《真日本》《我的后悔录》，学术专著《享虐的文学》等。作品被翻译成英、法、意、西等多种文字。获国内国外文学奖若干。

【创作谈】

我有病，我知否？

陈希我

《另一个我》这小说的名字是后来改的。《延河》编辑马小盐问我能否斟酌一下篇名。当时我的病又发作了，脑子想不了事，就托她想一个。名字出来，我简直吃惊，这正是我手头大长篇所写的：我、另一个我，又一个我、无数的我的分裂与纠缠，自我辩难。也许是不想题透，我当初在给这篇小说取名时回避了，用的是《孪生》。但也许因为这长篇难以写下去，我不知道它能不能写成，它出了根本性的问题，正如我给它起的副标题：“论写作之缺乏方法论。”这话脱胎于福楼拜曾为他《布瓦尔与佩库歇》所拟的副标题：“论科学之缺乏方法论。”这部小说，福楼拜到死都没有完成。

我是作家，也是教师。我教学后面几年，一直处在难以为继的状态。讲课要观点要条理，但同时，总会有另一种声音冒出来，还会有第三种声音，第四种……众声喧哗？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我一直不敢讲陀翁，我觉得这世上没有几个人讲得好他。因为，讲得好就不对了。但我又得讲课，只能迁就一头。这样，课是上成了，但我知道我是在敷衍。如果讲的是写实作品还好，贴着生活面貌、世俗逻辑讲，但文学逻辑不是世俗逻辑，小说写的是精神世界。心路？过去我也这么认为，但“心”有“路”吗？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鲁迅竟然也“鸡汤”一回。如果一定要说“路”，文学恰是没人走的、只有我走的路。但只有我走的路怎么跟人说？何况那并不是路，而是杂沓的脚印。卡夫卡说：“我们称之为路的，其实不过是彷徨。”这怎么讲？课堂上讲不明白，课堂下也讲不明白。也写不明白。自己都不明白。

我能在多大程度上弄明白这个世界？我们可以借助怎样的框架？之前有传统，后来有启蒙，民主自由人权；国家，革命；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现代化，全球化；“左”与“右”……要命的是现在它们叠加在一起，层次混杂，互相打架、更要命的是混战使问题失效。这是与风车战斗。“我们听到的一切都是一个观点，不是事实；我们看到的一切都是一个视角，不是真相。”这是马可·奥勒留在《沉思录》里说的。原来在公元2世纪哲人就认识到这一点，人类竟然忘了。

这也不是忘却，是处境逼得你不得不一再拿起武器来。这是与虚无战斗。前两年我给《普罗米修斯已松绑》一书写后记，标题是《谈何反抗虚无，不过是虚无地反抗着》。韩炳哲也谈“幻想处于自由之中实际上又被束缚”的普罗米修斯，秃鹫每日啄食他的肝脏，肝脏又不断重新生长。他不仅被吃，而且又生长，吃得厉害长得厉害。这只恶鹰其实正是另一个自我。用我另一部小说《心！》题记里引用的鲁迅的说法：“抉心自食”。竟至于渴望心长得快、长得肥，自己吃自己，吃得丰盛。

我有病，我知否？

也许是自我意识太强，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人”：“先生们，我向你们发誓，意识太过丰富——这是一种病，一种千真万确、不折不扣的病。”“地下人”处于地下不自由，但越不自由，就越要审视世界，实际上是凝视自我。我在我之中，我在我的自噬之中，我在我的分裂的缝隙中，我在我的缠斗的空气中。也许这才是文学吧。加缪在论述卡夫卡时说：“人类的境遇之中彰显了一种本质的荒谬和与之难以共处的高贵（所有的文学都是如此）。”

《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