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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舆论的压力下，监管对中信证券保荐的IPO项目审核越来越严。
3月22日深夜，深交所披露，为进一步压实保荐人“看门人”责任，从源头上把好上市入口质量关，决定对联纲光电保荐人中信证券启动现场督导。
根据媒体统计，2024年开年至今，已有57家企业终止IPO申请，其中55家是主动撤回，2家被监管退回。部分主动撤回申请的IPO企业中，首轮问询后尚未披露任何答复文件就撤回材料。其中，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分别有7家IPO企业终止，同时两家券商及相关保代今年还受到了监管处罚。
对由中信证券保荐的湖北银行来说，其申报的招股材料同样备受质疑。尤其是保荐代表之一，和公司的股东同名同姓，在前期参与辅导的组员里，也有同名同姓的股东。这让招股书本就存在瑕疵的武汉银行更加受到投资者的怀疑。
保荐代表居然和股东同名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日，本行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保荐人、承销机构、证券服务机构及其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经办人员之间不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股权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这段话，是湖北银行在招股书内作出的承诺。
然而，如果仔细查阅公司的自然人股东名单，和中信证券辅导湖北银行IPO的名单，会对上述披露将信将疑。
因为，作为保荐代表的吴浩，中信证券辅导小组成员的周宇，都有同名同姓的股东在招股书的名单里。
其中，吴浩持有７９５股，周宇则持有９９５股。
原本排除保荐代表或者辅导小组成员，是否为武汉银行股东很容易。因为，股东的身份证会公布前面几个数字。
根据股东周宇的身份证前１２位数字中的出生年份，大致可以排除中信证券周宇的可能，因为后者出生于１９７８年。
但吴浩却不能使用这个方法加以排除，因为吴浩的身份证件用的是“其它”登记的。
除了上述办法，还有方法，就是检查申请递交前一年新增的股东有没有吴浩。
不过，由于湖北银行是２０２２年１０月开始递交申请的，中信证券是２０２１年４月份开始辅导的。因此，尽管新增股东中并没有出现吴浩的名字，但是却不能保证在２０２１年４—１０月，吴浩没有获得武汉银行股权。
至于吴浩一直持有湖北银行股份的可能，更是无法完全排除。
由于中信证券作为保荐机构，对招股说明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了招股说明书的内容真实、完全、完整。而吴浩正是作为保荐代表人签字确认了上述内容。所以，他是否在武汉银行拥有股权，是需要予以确认的事。
不按规定披露董监高家属信息
湖北银行所以亟需陈清股东与保荐代表的关联，除了因为目前的舆情汹汹，对中信证券不利以外。
更因为此前诸多自媒体对湖北银行所公布的招股书、公司自行披露年报和同业存单发行计划进行了对比，发现其中数据出入较大，财务披露已经翻车。
在这样的背景下，负责核实财务数据的券商保荐人、审计师事务所审计，是否真如他们所承诺的那样确认招股书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成为疑问。
整本招股书的可信性，自然而然大打折扣。
如今，又加上券商保荐代表和银行股东同名，更加剧了市场的不信任。
根据媒体梳理的湖北银行招股书信息，2019年、2020年和2021年，该行净利润分别为18.98亿元、13.18亿元和17.56亿元。
但湖北银行2019年、2020年和2021年自己发布的年报显示，该行各年度净利润分别是19.5亿元、15.53亿元和17.56亿元。
湖北银行招股书中，2020年末、2021年末的不良率分别为3.58%和2.25%，同期年报中的数据分别为年报数据是2.49%和2.1%。
2024年同业存单发行计划中披露的2022年、2021年的总资产分别为4025.73亿元、3505.86亿元；2022年财报中2022年、2021年的总资产分别为4035.45亿元、3511.2亿元。分别出现了9.72亿元和5.34亿元的误差。
虽然，上述数据出入可能是统计口径和登记失误造成，但客观上确实存在瑕疵。而且，与同期递交IPO申请的其他银行公布的招股书相比，武汉银行在关联方和关联方交易等关键信息的披露上语焉不详，仅仅披露了与关联方自然人的具体交易金额，而并没有进一步将关联方自然人的具体范围详加公布。
事实上，在商行、正是因为关联交易披露不详细，而收到了证监会的问询，最终上市无果。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金融控股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湖北银行的主要股东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受益所有人以及董事、监事、高管的关联自然人的配偶、父母、成年子女及兄弟姐妹，以及所列关联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信息均需要披露。
但湖北银行却并未披露上述信息。这也让中信证券的保荐代表是否真的完成了对招股书的核查责任，成了一个谜团。另一方面，湖北银行发生过多任高管涉及贪腐的案件，不按规定披露董监高家属信息，是否与此有关也成为未知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