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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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天万民关注的昆山电动车主防卫杀人事件，昆山公安机关已做出撤案决定。
具体陈述如下：根据侦查查明的事实，并听取检察机关意见和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 “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之规定，于海明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公安机关依法撤销于海明案件。
从网络上的反应看，对公安机关这样的决定，绝大部分意见都是赞同甚至叫好，包括笔者在内。
但笔者重点要说的是，一、在纯粹的事实意义上，我也认同网上曾有过的“电动车主杀人防卫过度”的意见；二、如果最严格地以中国现有法律衡量，公安机关的这个决定也是有瑕疵的。
笔者甚至倾向于相信这样的事实：被杀的“挑衅者”或说“起祸者”，的确没有杀死电动车主的初心和胆量，甚至后来的电动车主也是在认定了自己没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仍然向对方下了重手，以至对方不治而亡。
但我再说一遍：我仍然支持公安机关这样的决定，并希望他们在法律框架内，尽可能找到充足的支持理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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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如下：
1､电动车主可能并没有遭到真正的“生命危险”，但这只是可能，如果这个“可能”不成立，那么“后果”是自己生命的终结。如何理性的人，也不会承担这样的大概率！再者，事实上，那种情境之下，如何精确计算双方的激情指数？
2､“起事者”故意加之于自身的“黑社会”形象，以及车上早已备好的刀具，说明他在遇到大部分争执时，并不准备做平和的处理，特别是在遇到看起来比他弱势的对手时。
事实上，他先违规进入非机动车道，先骂人，先打人，先拿凶器。但可以想见，如果他遇到的是比他强悍的对手时，他绝不敢轻易造次。
所以，他在这次事件中的表现，绝非是法律上说的“激情”导致，而是一种经过精心计算过的“暴怒”，粗鄙而狡黠。
在一个数百万人口的城市里，刮个车似的小纠纷发生的概率太高了。也就是说，这位“起恶者”对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几乎是确定性的。
3､在这种情况下，从电动车主一方看，既便没有生命危险，如果过度忍让，电动车主也会遭受精神上的失败和因此而带来的极大屈辱，甚至说相当于精神上的伤残甚至“死亡”。
比如，这位骑电动车男士，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果其妻儿也在旁，如果他如一般律师所劝说的忍让，那他一辈子在儿女面前都抬不起头，是个懦弱的父亲。他的儿女也很可能产生自卑心理，并因此产生对社会产生不信任甚至极大的怨怼情绪。
这种伤害，也是对社会整体气氛的伤害，其代价谁来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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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在有“瑕疵”的情况下，我还支持警方的决定，最重要的原因是当下一种令人特别无奈的现实。
1､在中国，只要没引起人被杀或致残的后果，那么所有加诸于争议弱势一方的伤害，特别是心理伤害，都是不必受到任何惩罚的，这助长了未犯重罪的常规流氓的恶行，使其基本没有“做小恶”的成本。
在中国，所有民众，都认同这一样一条潜规则，只要没出人命，像手机被偷抢之类的案例，基本就没破案的戏了。关键在于，小偷们也认同这个潜规则。
也就是说，在“小侵犯”、“小流氓”、“小伤害”的层面，我们面临的基本上是个丛林社会，奉行的是谁碰上，谁倒霉，谁活该的宿命论和无奈的窘境。
2､可能有人说，这样息事宁人，是为了维稳，是为了处理更大的案子。但事实上，一方面，有因为案子小，就不处理的人类准则吗？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的令人发指的大案要案，都是从这样的未得恰当处理的“小案”升级而来的。
3､还会有人说，人受了如电动车主一样的欺负，警察会依据适当的法律批评教育甚至拘留做“小恶”的一方。
但我们看看，这样的处理有用吗？案中的“挑衅者”，不是以前进过几次“局子”吗？他受教育了吗？得到教训了吗？他会甚至以进过“局子”为荣，并在外表上强化这种仪式感，作为吓唬人的资本，以便在可能发生的争执获得“先发优势”。
一份报刊的质问很有道理：为什么正义的一方总要退让非正义的一方？
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能够毫无瑕疵、完美无憾地处理所有的案件，既然如此，那就让这些瑕疵和遗憾带来的后果落在“起恶者”和“挑衅者”身上吧。
这也是一种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