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军统大多数人，肯定首先会想到的是，像特务、谍战、暗杀等等这样一系列神秘的，又有点儿刺激的词儿。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军统特工最多的时候近5万名，专门是以监视、绑架、逮捕和暗杀等等手段来活动，而外界对它也是有极度的恐惧感。
但抗战时期，军统在对日情报的搜集上也发挥了重大作用，暗杀了很多大汉奸，所以数十年来外界对军统始终是有着毁誉参半的描述。
2013年10月的一天，86岁的浙江江山市老太王庆莲接到一个消息，两个多年不曾见过的老同志，要与她相见。“同志”这个词，在她内心掀起一阵波澜。几十年来，她过得低调沉默，企图将曾经那个特殊的身份埋进历史尘埃。
王庆莲：“不敢多讲话，心里还是有一条线。都有个底线，看见了也不谈过去的事情，就谈现在的事情。” 然而三个人“鬼鬼祟祟”的相会、闪烁其词的谈话，丝毫没有减轻此次重逢的意义——这张合影，是这个神秘群体留在世间的最后影像。王庆莲站在最左边，她的江山籍同事、89岁的戴以谦拄着拐杖站在中间，最右边则是从宁波赶来的92岁的祝仁波。
王庆莲，跟很多的人一样，在时局动荡的时期，她出身于一个贫困的家庭，并且她的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离世了，家中的重担落入了她母亲一个人的身上，因此家庭条件也就更加的落后了。
当时为了维持生活，因此王庆莲的母亲便只能四处打工，疲于打工的母亲无暇照顾王庆莲，故她很早便被交给了外婆照料。
辍学时的王庆莲年仅15岁，且由于多年的食不果腹而异常瘦弱，想要让她干重活的话怕是她瘦小的身板支撑不住，为了生存，王庆莲的母亲在内心挣扎之后，最终决定瞒着王庆莲为其报名了招兵的考试。
当兵可能会战死沙场，但是不当兵的话必定会饿死，因此为了存活下去王庆莲的母亲才狠心将其送去当兵，这也是她能给王庆莲最好的前途了。
当时抗战到了很紧张的时候，人不够才临时招的。4个女的，16个男的，没培训就大概在6月8日到了重庆。有10个人分到军统局本部译电科。在军统局本部的三年，是王庆莲“最快乐的日子”。
王庆莲也是聪明好学，不久就掌握了印刷的全部技巧。一年之后，王庆莲被正式调入军统，从一名军统预备队员成为了军统译电科的电文复印员。或许是王庆莲年幼且聪慧，进入军统后学习各类的军事知识也是一学就会，并且能很快掌握其中的诀窍。
这也就是王庆莲这么年轻就进入军统局最高机密科的原因，而且王庆莲所在的江山区有着全国最难懂的方言。用如此难懂的方言传递情报机密，既保证的情报的准确性又保证了机密性。军统可谓考虑周到。
王庆莲的工作一直兢兢业业没有出过差错，而她的上司就是鼎鼎有名的破译珍珠港密电的女少将——姜毅英。姜毅英本人就曾经被蒋先生接见过三次。而且当时军统的首脑戴笠已经赫赫有名的毛人凤，王庆莲都见过，可以说王庆莲当时处于一个非常重要位置上的螺丝钉。
她跟着军统局的人去了重庆，在那里她见到了戴笠。
她说戴笠这个人很神气，说一不二的。大家都很怕他，每次戴笠来，都让人很有压力，大家都是小小声的说一句“老板来了”，然后赶紧老老实实工作。在穿着上，戴笠很注意仪表，总是穿戴很整齐，从现在许多老照片中我们也能看到戴笠经常是穿着中山装，扣得很整齐。当时军统局男的都是中山装，女的则是穿旗袍，有一次总务处发放了一批便装，一位女同志穿了，结果正好被戴笠撞见，他立马责令总务处将便装收了上去。
王庆莲眼中的戴笠不仅对属下严厉，对自己一样严格。每个周一上午，只要戴笠在重庆，他都会到局里去做纪念周。他在上面讲国际局势，下面的人笔直的站着，没他发话一动也不动。做完报告，他就和其他人一样，到食堂就餐，并没有大官吃喝的“讲究”。在她的印象里，戴笠还是比较正派的，没有现在许多影视剧中那样阴险毒辣。
王庆莲在内战爆发之前，就离开了军统局，但曾经特殊的身份，让王庆莲无法从大运动中幸免。
建国之后，王庆莲被分配到了粮食局工作，但后来的政治运动中，王庆莲和丈夫被下放到了偏僻农村进行改造，这一改造就是23年。因为特殊的身份，当时王庆莲几乎每天都会受到批斗，身上旧伤未好，新伤不断。
曾经有一次，王庆莲受不了这样的非人生活，选择了跳河自杀，但是被人及时发现而获救。获救之后的王庆莲，心中的苦闷还是无法缓解，所以就养成了一个坏习惯，学会了抽烟。不堪日夜折磨的王庆莲，拿着丈夫的烟开始抽起来，烟瘾越来越大，但是内心的苦闷不减反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