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茶全书选录（21） 唐代铜官窑茶具
本文原载《中国茶全书·湖南长沙卷》中国林业出版社2023年出版
总主编 王德安 主编 周长树
执行主编兼主笔 陈先枢 汤青峰
唐代铜官窑茶具
铜官窑考古发现
在湖南发掘出土的数以百计的一模一样的唐朝长沙铜官窑茶碗中，有一件在碗内底部，特别烧制有“荼碗”（古字荼同茶）两字。很明显，这只碗，就是专门的茶具。在长沙窑址出土的茶碗中，还有一只侈口、腹斜收、玉璧底、碗心折平，素胎上施化妆土，用褐彩书“岳麓寺荼碗”字款的碗，通体施黄色透明薄釉，底沿将釉抹掉，墨书“张惜永充供养”六字。由此题记可知，此碗为佛教居士所奉献，可能是成批定制生产的。“荼碗”“岳麓寺荼碗”款器的出土，为长沙铜官窑茶具提供了实物标准器具。
唐代铜官窑又称长沙窑，位于今望城区境内的铜官镇（今铜官街道）老街至石渚湖一带（今新华联铜官窑古镇），南距长沙城27公里，北邻湘阴县，东依连绵的山丘，西临湘江，窑址面积约30万平方米，1988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铜官窑谭家坡遗迹馆
谭家坡唐代铜官窑遗址
铜官窑是一座座民间陶瓷窑，根据考古发掘的地层关系和出土“元和三年”（808）罐耳范，“大中九年”（855）釉下彩绘飞鸟瓷壶等纪年铭文，可知铜官窑的烧瓷历史早于盛唐，兴于中晚唐，衰于五代。中晚唐时铜官窑是一时之盛，大抵是因安史之乱之后，黄河流域不堪战乱之苦、人口大量南迁、经济重心南移之故。《旧唐书·地理志》曾有“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之记载 。一时间小小街邑有十倍的增加，可见南迁人数之众。其时湖南境内没有出现大的战乱和灾荒，因而人丁兴旺，经济繁荣，铜官窑此时昌盛，势在必然。
铜官窑发现于1957年。从铜官窑至石渚湖，沿湘江东岸十里河滨，已发现唐代烧窑遗址19处，每处范围最小约300多平方米，最大约万余平方米，堆积厚度最薄0.4米，最厚约4米。整个遗址可分为铜官老街和石渚湖两个小区。铜官窑小区，在今铜官老街上。从镇区的轮船码头到镇北誓港千余米内，有蔡家氹、沙湾寺、誓港3处窑址。蔡家氹地表可见少许瓷片和匣钵片，沙湾寺残存窑包（隆起如蒙古包的窑址堆积）一处，誓港残存窑包两处。铜官镇老街小区因地处集镇，遗址多被搅乱。石渚湖在铜官老街南4公里处。石渚湖面阔8000亩，已围湖筑垸辟良田。湖垸西临湘江，东、南、北三面环山，窑址均匀分布在南北岸的山坡上。
有关铜官窑的文献记载极少，仅有唐代湘籍诗人李群玉在《石渚》诗中作了一些描述：
古岸陶为器，高林一尽焚。
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
迥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
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
20世纪50年代，省博物馆及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对瓦渣坪大批带彩的陶瓷堆积进行了调查、研究，认为这些古瓷制得很有特色，使用3种不同的金属烧出了3种不同色泽的花纹，且创造性地使用了釉下彩，对该窑口制品给予了高度评价。1973年，长沙市文化局配合石渚两次整修堤垸，清理了龙窑两座，得器物1928件。
对铜官古窑进行科学发掘与整理研究，是1983年3月至12月进行的。据1983年《考古年鉴》记载，发掘面积达760平方米，出土陶瓷器包括青瓷、白瓷、彩瓷和无釉素瓷四大类。器物常见的有碗、壶、瓶、碟、盘、钵、盂、洗、坛、罐等，有的是专用的茶具，但多数为茶、酒、水、食共用的器具。
长沙铜官窑制釉技术的发展经历了青釉、颜色釉、釉下彩三大阶段。釉下彩阶段，大约从唐宪宗元和（806—820）年间至晚唐，并延伸到五代。釉下彩的发明，是瓷器制造技术发展进步的结果。在此之前，中国已有了化装釉工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瓷器烧成中釉色不一样的偏差。但唐朝当时瓷器的格局是“南青北白”，人们形成了这样一种“白瓷类银为美，青瓷似玉为佳”的审美风尚，越窑青瓷、刑窑白瓷为突出代表。随着人们审美观念的发展变化，单色釉瓷器逐渐失去活力而衰落下去，称雄一时的越窑青瓷也在不断运用金彩、扣金边、施褐彩等新工艺来美化产品。铜官窑正是受到这种变革的影响，由学习越窑青瓷而大胆创新，发明了青瓷釉下彩、白瓷釉中挂彩的新工艺，并将之与传统的装饰技艺如划花、刻花、模印、粘贴、捏塑等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铜官窑褐绿彩飞凤壶
铜官窑绿釉海棠形莲花纹高足杯
铜官窑以其创新、高档和精湛的艺术，赢得了世人的偏爱，产品销往全国各地乃至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从考古发现看，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出土了长沙窑产品，如朝鲜、日本、伊朗、伊拉克、印度、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在国内，铜官窑产品在浙江、安徽、上海、江苏、河南、陕西、福建、广西以及广东揭西县等地均有出土，在西沙群岛也发现过一件铜官窑瓷器。其中数量最为集中的是江苏扬州和浙江宁波。1973年宁波渔浦门出土唐代瓷器约700件，除越窑产品外，铜官窑瓷器最多，而且含有精美的釉下彩绘奔鹿壶。
铜官窑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制瓷手工业民营作坊群，其瓷器生产是一种外向型的商品生产。它以其窑址（铜官石渚）紧靠湘江，北近洞庭湖滨，水路交通十分便利的优越条件，将产品运往当时繁华的国际贸易都市扬州和对外贸易港口明州（今宁波）及广州等沿海城市，再转运到全国和世界各地。国外出土的铜官窑瓷器绝大多数是从扬州、宁波等地启运的，也有逆湘江而上经灵渠到达广州的。安徽等地出土的长沙窑瓷器，也并非长沙直接运入，而是来自扬州、宁波等地。可见，扬州、宁波、广州等地是铜官窑瓷器重要的集散地和转销地。
为适应外销的需要，铜官窑瓷器上的景物、文字，多表现销售地的风土人情，以适合当地人的口味。如铜官窑窑址出土有一种瓷壶，小口卷唇，直颈、扁平体，壶二侧向内凹陷，高约20厘米，一般施黄釉绿彩或全绿釉，釉色鲜艳浪漫，具有明显的中亚、西亚风格和浓郁的游牧民族的色彩。1983年，在扬州出土了一件题有阿拉伯文字“真主最伟大”的铜官窑背水壶。可见，这种背水壶是一种专供外销的产品。在外销的铜官窑瓷器中，以褐斑贴花瓷器最多。这种贴花图案大多具有浓厚的中亚、西亚风格，如有胡人乐舞、狮子及对鸟椰枣图案。这类瓷器主要销往中亚、西亚地区。有的瓷器则以同佛教有关的莲花作为装饰，主要销往印度和东南亚等地区。
铜官窑瓷器的一大创新是在釉下胎体上题写大量诗句、文字。这些诗句、文字大多反映当时的某些社会情况或抒发工匠自己的情怀，或当作产品广告。瓷器上题诗或写上一点警策之语，可以唤起人们对生活的热爱，更增一份美的享受。发现窑址有题诗的陶瓷器，始于20世纪60年代。至今已发现118首完整的陶瓷器题诗中，除12首见于《全唐诗》外，其他大多数则基本属于流行在市井里巷的歌谣，唐代潭州的民俗风情全凸现在这些瓷诗里。其中同一首诗分别题于20件瓷器以上的有 “只愁啼鸟别，恨送古人多，去后看明月，风光处处过”等4首。“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一诗题于14件瓷器上。一首诗题于多少件瓷器上，反映了这种瓷器生产量的批量，其生产量的多寡又是市场需求量的反映。
铜官窑“小水通大河”诗文壶
铜官窑“春水春池满”诗文壶
长沙窑陶瓷器上有关商业、商人的题诗，也能反映出当时长沙商品经济的发展。如“人归千里去，心画一盔中，莫虚前途远,开航逐便风”，反映出商人开拓市场、千里奔走、一往无前的积极心态。另一首诗“小水通大河，山深鸟雀多，主人看客好，曲路亦相过”，则反映商人们四处贩运、寻找市场的顽强精神。在商品上直接做广告是长沙窑商的一大发明。陶瓷器上所书的文字除诗文、联句、谚语、俗语、成语外，还有不少广告宣传文字。如朝鲜出土的长沙窑瓷壶上就书写有“卞家小口天下有名”“郑家小口天下第一”。以姓氏作商号的名称,可以说是长沙商号命名的最初形式。长沙还出土有釉下褐彩“陈家美春酒”题字壶，“陈家”即为商号，而“美春”即为商标。
1998年，一艘被后人命名为“黑石号”的外国沉船在印度尼西亚海域被打捞出水。在“黑石号”被打捞出的6.7万件文物中，八成以上来自长沙铜官窑。这些文物中有两只碗上的刻字证实了这些瓷器的烧制时间和地点。一只绘有阿拉伯文及草叶纹的彩绘碗，外壁刻有生产日期：宝历二年（826）七月六日。另一只碗心写着“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有明樊家记”14个字。尽管它们未曾能到达终点，千年沉睡在异国海底，却成为今天人们了解和研究中国瓷器，特别是长沙铜官窑最珍贵的文物。千年之后，当淤泥洗净，青釉褐绿彩绘碗仍釉色如新，樊家盂子碗心的十四个字仍清晰可见。
短短几十年，为什么石渚窑工便把产品成功地从内陆推向了国际市场。据文物专家张兴国研究，这离不开粟特人的参与。粟特人原是生活在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一带操古中东伊朗语的古老民族，从我国的东汉时期直至宋代，往来活跃在丝绸之路上。在长沙铜官窑地区的窑工姓氏调查中，有康、何等姓氏，不排除他们为粟特后裔的可能性。粟特人以长于经商闻名于欧亚大陆，唐代早期，就有胡商和粟特后裔在洞庭湖沿岸和长沙一带活动，他们与中原尤其是洛阳保持着紧密联系。洛阳一带为数众多、善于经商的粟特人中有一部分极可能在安史之乱期间为谋生存而与北方窑工一同南下并参与了石渚窑业的生产。有粟特人或粟特后裔的参与，石渚窑业能很快并更好地把握外销市场的需求和偏好。而长沙铜官窑的匠人们迅速顺应市场需求，瓷器中出现了许多粟特人的风格、阿拉伯文字和图案，甚至实现了订单式生产，按照客商的造型要求来生产。
“黑石号”出水的一只执壶上的卧狮，就与阿斯塔纳古墓狮纹锦图案十分相似。据《中国印度见闻录》等文献记载，9世纪的大唐帝国与阿拉伯的阿拔斯帝国之间已经有非常频繁的直接商贸往来，阿拉伯商船夏季乘西南季风从斯罗夫等港口扬帆出海，来年冬季又乘东北季风从广州满载返航。张兴国分析了“黑石号”可能的航行路线：“黑石号”进入广州之后，先沿海北上至扬州。此时的扬州是连接长江和大运河的中心，是南北货物最大的集散地，阿拉伯商人在这里可以集中采购到长沙铜官窑、巩县窑、邢窑、越窑等陶瓷名品，以及扬州铜镜等其他物品。长沙铜官窑的青釉褐绿彩绘碗和樊家盂子应该是在扬州登上“黑石号”的。而屯集在扬州的铜官窑瓷器是从石渚湖上船，顺湘江北上到达长江，再往东抵达扬州的。号称“天下通衢”的扬州，也是长沙铜官窑产品的集散地。“黑石号”在扬州装上长沙铜官窑的产品后，再从长江口出海，在广州停留后驶向异国，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它闯入了勿里洞岛和邦加岛之间的一片黑色大礁岩，并在此地沉没。
铜官窑瓷器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赢得了国内和世界市场，成为有史以来湖南对外贸易的大宗出口商品，在湖南商贸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长沙铜官窑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善于从国内外广泛汲取有益的艺术营养，勇于创新，以适应国内外市场的需要，并在对外输出中求得更大的发展。
铜官窑陶瓷茶具的艺术特色
铜官窑的造型艺术、彩绘装饰艺术多姿多彩，达到了很高的境地。铜官窑的彩绘装饰艺术，最富创意的是在胎体上作画。中国西晋晚期开始在瓷器釉上点褐彩，但把绘画艺术成功地运用在陶瓷艺术上则是唐代的铜官窑。铜官窑陶瓷器装饰艺术有独特的成就，主要装饰方法有：
1．模印贴花。花多贴在壶流下腹部及部分罐耳下部，贴花上饰以褐色彩斑，然后再施青釉。贴花的纹样为浮雕样式，有人物、狮子、葡萄、椰树、莲花、双鱼、鸟雀等。
2．釉下彩斑。有大斑块和小斑点之分。大斑块多为褐色或褐绿色，小斑点则以褐绿相间的小点组成图案。前者在中唐时期已普遍使用，后者则流行晚唐时期。
3．釉下彩绘。开始纹饰比较简单，先出现釉下褐彩，然后发展为褐绿两彩。釉下褐绿彩有两种：一种是在坯上用褐绿彩直接绘画；另一种是先在坯上刻出纹饰轮廓线，再在线上填绘褐绿彩，最后施青釉。釉下彩绘色彩斑斓，线条流畅，形象生动。人物、山水、花草、鸟兽无所不有。人物画“竹林七贤”罐、“莲花太子”壶等，颇有吴道子之风。山水画表现出风旋浪急、水卷云飞的汹涌动态和高远境界。花草画主要描绘荷花、芦苇等水生植物，简洁淡雅，意境优美。
铜官窑陶瓷器的造型，在唐代陶瓷窑中是罕见的。工匠对于器皿的口、腹、系、流部位，善于随形变换，创造出许多实用美观的形式。仅壶口有喇叭口、直口、盘形口，壶腹有长腹、圆腹、瓜棱形腹、扁圆形腹、扁腹、椭圆形腹和袋形腹、葫芦形腹等。而每种款式又有高矮、肥瘦、深浅和弧度上的差异。壶流的安排颇具匠心，有的切削成多方形，有的轮旋成直管状，有的细长而弯曲，不同的流又有与之相适应的不同款式的壶柄。附件随壶身变化而变，设计秀美而精巧。
据专家介绍，铜官窑的器物造型，常见的有葵花形、莲花形碗、盏、杯、碟等圈足器和海棠式高足杯、花形托盘等花瓣形诸器；有鸟形壶、鱼形壶、兽形水注、狮形枕、羊形灯和多种兽形镇纸等动物形诸器；并有仿造金属的容器，如出土的双鱼壶与唐刘赞墓出土的鎏金双鱼壶相似，印花纽与鋬饰亦模仿金属器模样，并饰有铆钉，而器腹多压成瓜果形。
铜官窑褐彩贴花壶
铜官窑双鱼壶
隋唐时代的瓷器，就全面而言，原先南方以生产青釉瓷器为主，北方以生产白釉瓷品为主，色彩比较单一。长沙铜官窑创造性地把绘画艺术运用到瓷器装饰上，有的直接到瓷胎上作画、描字，然后再罩上一层透明的青釉入窑烧制，这就是中国最早的釉下彩制瓷艺术，专家们称它是“陶瓷史上的里程碑”。铜官窑瓷器的绘画内容很丰富，以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山水人物为主，如花间小鸟、双凤朝阳、芦鸭戏水、比翼双飞等。它们有的用单线勾勒，有的用彩色渲染，有的用阔笔泼墨，虽然构图简单，但技巧娴熟，意境精深，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尤其是奔鹿，眼大而有神，弓背翘尾，飞跃腾升；小鹿还充满稚气，憨态可掬，呼之欲出，极为生动。
绘画多取材于自然，形成一种气韵生动的写意水彩画。铜官窑瓷器的写意画大致可分为山水花鸟画、动物画、人物画。其中花鸟画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写意花鸟画，它已经大量运用勾勒、勾花点叶、点垛、泼彩等技法，最出色的已达到“画花欲语，画鸟欲飞”的境界，颇具艺术感染力。在人物画中，有一件执壶的流下腹体部分画的儿童扛荷图，一胖乎乎、头大、肚围兜布、长巾飘拂的儿童，一边奔跑一边回头张望，以夸张和写实的手法，构成一幅寓意清新、表现儿童伶俐可爱的画面。
铜官主要器物的局部，其工艺特色，壶类多为喇叭口，而盘口、筒形直口次之，弇口极少。口沿微卷，有少数为圆唇式。碗碟多敞口，口沿反卷，亦有口型微敛者。壶嘴以“八棱形短流”为主要特色，亦有九棱、十棱、十二棱者。棱边为快刀信手削出，故每棱宽窄不一。稍晚，流部逐渐延伸，或变形管形长流。亦有极少数为猪嘴形、狮头形。器物之底有圆底、圈足、假圈足 、平底、圆饼底和凹底等。而鋬则见于壶、水注和匜形水瓢，有执手式、有鸡尾式、横鋬式和提梁式等。
铜官窑花间小雀纹壶
铜官窑童持莲花纹壶
铜官窑制品多为瓷化程度不高的半陶半瓷品。从断面看瓷土含有细沙，呈灰白、香灰色，吸水率为1.82%—8.85%。其烧成温度较低，为1110℃—1200℃，大部分为1150℃左右，在胎、釉含铁的窑炉中以弱还原焰烧成。
器物某些不足的弥补往往会形成新的创造，为掩盖瓷白的灰色，增加釉的亮度，以便衬托彩绘图案的装饰效果，铜官窑瓷器普遍涂一层化妆粉。底粉均为白色，少为淡灰色，然后旋釉。这也是铜官窑瓷器最为著名的釉下彩的最初原委。
施釉多为青釉，釉层淡薄，小开片或不开片。呈现枣黄色、枣青色，小部分为榨菜青或虾青色，这类器物统称为“青瓷”，感觉是青中偏黄。还有施酱釉者，呈棕、咖啡、酱黄色，深者为酱黑色。施白釉作乳浊式或微带浅灰，状如凝脂，积如蜡泪，润泽而少光亮，不透明，有碎纹或大冰裂纹。
釉下彩广为流行始于铜官窑，正如陶瓷专家周世荣所言，其彩绘使用长毫中锋，很少使用偏锋，以酱褐釉勾绘细线，绿彩勾绘主要轮廓，线条细若铁线游丝，刚劲有力。主纹轮廓线状如没骨画，柔如透水棉，渗透性有如水彩，粗细线条刚柔相济，真乃“铁骨柔躯”。彩画用笔与装饰特点已趋于规范化，并形成了独立的体系，如鸟的眼睛使用偏心椭圆重圈纹，大小相套，从而使眼神格外突出；鸟足采用单线铁笔，勾叶状如彩带狂舞；而水草柔枝则多用没骨画。轮廓准确，落笔简要，其题材内容以花鸟画为主，也有绘人物、走兽、山水、祥云、茅舍、高塔、游鱼，或随笔作写意画，或彩绘后外罩透明枣黄釉，使画面更增光彩。
从铜官窑瓷器的模印贴花人物、动物及雕塑小品中可领略到盛唐气象。据长沙博物馆原馆长黄纲正先生所提供的资料看，模印贴花人物有金刚力士，着头盔、铠甲、战裙、马靴，脚踏圆轮，手舞一棒形或蘑菇形器物，与敦煌画中武士的形象类似。舞蹈人物则戴头冠，一足立于圆垫之上，一腿弯曲，扭动上身，这显然是极盛于开元、天宝年间的“胡旋舞”。这种来自西域的舞蹈，即舞者立于小圆垫毯上，纵横踢踏，旋舞如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冯其庸《咏长沙窑》诗云：
开天旧物认前朝，葡雨椰风舞绿腰。
更有商胡诗句好，乡思万里月轮娇。
而在朝鲜龙媒岛发现的铜官窑贴花舞蹈人物壶，日本古瓷专家三上次男认为，是以波斯的阿娜尔达女神像作为原型的，其时唐政府鼓励发展国外的商业贸易，文宗曾有诏谕，对“南海番舶”要“接以仁恩，使其感悦”，“任其往来流通，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因而广州来华商人每年有10万人以上，扬州常有波斯胡店，胡官留长安者，约四千余人，皆有妻子。随着海上“陶瓷之路”的出现，铜官陶瓷的图案有较浓的西亚风味也是可想而知的。又如彩绘匍匐雄狮，为唐太宗时康居国曾遣使献狮颂扬太宗盛德，狮纹才始为唐代一大创造。
唐代铜官窑茶具举例
1.圆口玉璧底“荼碗”字青瓷碗
铜官窑的茶碗品种很多，多数茶碗的高度为4.5厘米左右，口径15.4厘米。早期生产的茶碗以圆口厚胎玉璧底青瓷碗为主，也有敞口玉璧底的青瓷碗。中晚期生产的茶碗，品种较多，有各种花口圈足碗，还有多种绘有花草图形装饰的藻胎等。
圆口玉璧底“荼碗”字青瓷碗
圆口玉璧底“荼碗”字青瓷碗，是唐代的主要饮茶器具，它的特殊意义在于它作为实证信物有力地证明了民间茶碗与其他饮具分用的历史事实和大致年代。其碗通高5.4厘米，口径15.4厘米，碗心书有“荼碗”二字。“荼”是茶的古字，陆羽《茶经》问世前“茶”与“荼”字互用；之后，茶与荼二字从音、形、义3个方面才彻底区分开来。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此碗为长沙窑的标准茶碗，它的生产年代应在长沙窑创立的早期，即初、中唐时期。
2.青釉褐斑贴印椰枣纹壶
铜官窑生产的壶，在长沙窑题记中称之为瓶，是唐、宋时盛茶汤点茶的器具，可能还兼作汲水或盛水的器具，其主要器形有喇叭形大口壶、短流执手壶、小口短流系纽壶、横柄壶、小扁壶等。
青釉褐斑贴印椰枣纹壶
青釉褐斑贴印椰枣纹壶通高19.5厘米，口径6.5厘米，喇叭口，短嘴，低圈足，肩部附有系纽，把与肩、腹相接，壶身施以一色釉，一改青白瓷重釉色不重纹饰之风，采用贴、印手法，饰有褐斑椰枣纹，整体造型敦实厚重，但朴实中透出秀丽，纹饰椰枣也十分形象逼真，由于椰枣当时从西域传入中国内陆不久，因此在当时还有一种异域风情，从各方面看都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是铜官窑的珍品，唐代茶具中的稀有之器。
3.釉下彩联珠纹执壶
执壶，铜官窑题记中亦称之为瓶，今称之为壶，主要用来汲水或盛茶水。其造型多样，如壶腹就有圆形、扁圆形、瓜棱形、椭圆形等；壶口有喇叭口、直口、洗口等式样；壶嘴有直管、八角、方形等形式；壶柄亦随壶身变换款式。《中国陶瓷史》对此评论道：“长沙铜官窑的瓷器式样之多，在唐代瓷窑之中少见。”釉下彩绘是铜官窑的首创，它突破了以往茶具的单一釉色，又为以后茶具的发展开了先河。
铜官窑釉下彩联珠纹执壶通高21．7厘米，口径8厘米，为灰白色胎，青黄色釉，撇口，矮颈，椭圆形腹，平底，低圈足；腹的一侧有管状短流，与此相对的另一侧有长曲形把手；壶身通体彩绘，用褐绿相间的联珠纹组合成重叠山峦图案，画面显得洒脱奇特、颇具变化之姿。整体作品，从造型到纹饰，都显露出一种朴拙其外、秀慧其内的艺术气质和韵味，在茶具发展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由于唐代茶已成为人们的日常饮料，人们更加讲究饮茶的情趣，因此茶具不仅是饮茶时不可或缺的器具，还有助于提高茶的色、香、味，具有实用性。而且，一件高雅精致、具有很高艺术性的茶具，本身又富含欣赏价值，能够满足和提高饮茶者的审美需求与审美水平。
釉下彩联珠纹执壶
4.茶擂钵
铜官窑出土茶擂钵，呈碗状，通高5厘米，口径1 5厘米，平底，内壁刻有放射形沟纹图案，既增强搓揉茶料时的摩擦力，又一定程度上美化了茶器，使之粗中有细，俗中见雅，不失为可贵的茶具文物。
茶擂钵
擂钵，在今天仍广泛使用。作食具用的擂钵一般体型较大，但也有例外，如现在湖南桃江、安化等县的擂茶，因饮食的人多，擂的食物有芝麻、花生、黄豆、大米等，所以其茶食具擂钵是分用或共用的。作为古代碾茶器具，用于碾、擂茶和搓揉掺茶作料以制成擂茶用的茶擂钵，器型一般很小，其使用也有明显的区域性。今天湖南桃源县以芝麻、生姜和盐为原料，有三生汤之称的清擂茶就还使用这种器具。另外，长沙、益阳、湘阴等盛行喝芝麻豆子姜盐茶的地区也仍在使用这种茶擂钵，器型稍有变化，多为尖底，内壁刻有单一放射形沟装纹，主要用来擂盐渍姜，使之在茶水中味道更容易发挥出来。
5.瓷茶碾
茶碾，属于古代盛行煎茶法时期一种特有的碾茶用具。唐宋及其以前，用它将炙烤后的饼茶碾成粉末，以便于煎茶。长沙窑瓷茶碾，通常由碾架、碾槽和碾轮组成。碾架呈长方形，四壁印有图案，或设有镂空状器座，也有外表绘有釉彩花纹的。槽身正中，有梭状凹槽，盛放炙烤后捶成碎块的饼茶。碾轮，也有称其为“堕”的，呈圆饼状，中间厚，边缘薄，轮的中间，有一孔，用来安插轴木。用双手推拉轴木，可使碾轮在槽内来回滚动，碾碎茶饼。
石碾
瓷碾
在铜官窑出土的瓷茶碾中，有一件的碾槽底部，刻有“天成四年五月造也”字样。使用“天成年号”的，自南朝到五代都有。但南朝梁国萧渊明的“天成’，年号仅在公元555年的2个多月里用过。可见该茶碾非那时所造。而五代后唐明宗李直在位八年(926—933)，用“天成”年号长达5年之久。其时，统治长沙地区的马殷采取纳表称臣、尊礼中原王朝的政治策略，又在后唐(923—936)天成二年(927)被封为楚国王，其在长沙地区采用后唐年号，以致民间皆知。由此可以推断，该铜官窑瓷茶碾属五代十国马楚时的产品，具体是公元929年农历五月所制造。
五代长沙窑瓷茶碾与唐代瓷茶碾相比，其结构没有多大变化，其质量与河南偃师出土的唐代瓷茶碾相比较也不相上下，其民用性质当然使其在质地和装饰的高贵、细致上无法和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宫廷使用的鎏金壶门座茶碾相比，但它同样是中华茶具的历史瑰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