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熟悉陕西近现代历史的人，大概没有不知道蒲城李元鼎（子逸）先生的；凡是了解陕西辛亥鼎革乃至民初历史的人，大概也没有不知道这位先贤巨大贡献的，尤其是其出长陕西教育司时对于陕西教育的种种创举和建树。记得辛亥百年纪念之际，笔者曾在拙稿《党人李元鼎的风骨》（载《美文》2011年第11期）中如此写道：
陕西辛亥革命，勿幕多年经营，世称首功，但西安起义，实由新军钱鼎、张钫、张凤翙诸君临机发动。其时勿幕适去北山，不在西安，仅留郭希仁与先生居省主持，起义酝酿过程，先生并不知情，及闻发动消息，便迅即参与其中，史称：“陕西光复，建大都督府，文告、教令多出其手。后长教育司，草创擘画，规制粲然，先后选派东、西留学生百余人，成就甚众”，后来以“当代大禹”名满天下的李仪祉，即属其选派留德学生学生之一。
李元鼎
他如在省城倡办三秦公学，在东府（大荔）创办第二师范，在西府（凤翔）创办第二中学，也是其司长任中显著的德政，荫及陕西教育和陕材的培养，功莫大焉。著名秦腔剧社易俗伶学社（即西安易俗社）的创办，据说也有扶持之德、之力。
历史研究，讲究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当时因为只掌握这些材料，也就只能写到这个程度。但是心中一直有个疑问挥之不去：吾陕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首个西北大学，不也是这个时期创办的吗，怎么一提到这个西北大学的创办，就张口闭口的都是张凤翙先生而没有这位先生的任何事情，甚至连一直流行的一长串这个西大创始人的名单中，也似乎寂寂焉不见他的影子。
于是心中不禁纳罕，说张凤翙先生创办了这个西大不错，因为其时任陕西都督，为全省最高执政，兹事无他不办；说其他诸贤如钱鸿钧、马凌甫、郗朝俊、谭耀堂、党松年、康寄遥、寇锡三、惠甘亭、谢文卿、王芝庭等等，也参与了这个西大的创办，自亦不错，因为史实昭然，他们确实都已无可置疑厕身其中。但是，彼时身为教育司司长的李元鼎先生，曾经参与创办了上述那么多的学校，这件事情怎么可能会和他了无关系呢？
无法想象，情理不通。窃想史实肯定不是这样，一定是有人把历史说漏了、说歪了，但却丝毫拿不出一点证据，只是在心里暗自嘀咕，这怎么可能？这绝不可能！不过日昨再翻友人前赠之《柏仁文存》，蓦然发现成柏仁先生《悼念李子逸先生》一文历述先生之行状时，竟赫然写道：
辛亥革命后，参加实际政治工作，在军幕中以文字见重一时。嗣任陕西教育司长，最大之贡献即为成立第一次之西北大学，对当时社会教育易俗社，培植扶助，尤其不遗余力。
明确地将创办西北大学和培植扶助易俗社看做其执掌陕西教育司期间最大的成就。成柏仁先生耀州人，亦辛亥先贤和陕西民国著名的报人，曾先后创办《秦风周报》《秦风日报》和《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时为《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简称《联合版》）社长，此文即为其在李元鼎先生逝世之第三日，亦即1945年8月19日亲自为该报撰写的社论。
据陕西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共耀州区委宣传部编《成柏仁纪念文集》所收《成伯仁传》记载，其本人辛亥革命期间，先随东征兵马大都督张伯英参加潼关保卫战，“后被推荐为秦陇复汉军政府（后改为中华民国秦军政分府）教育司职员，在李元鼎领导下，筹划陕西教育规划”。
私意以其历史亲历者的资格，又是给当年颇具声望的《联合版》撰写的社论，这篇社论的这则记载，应该不会是信笔而为的虚蹈之语，更不可能是专为溢美先贤故旧的壁构之词，爰知在创建首个西大这件事情上，李元鼎先生确有切实而不容忽视、不可磨灭的贡献。仔细梳理其中的道理，想想也是。
且不说创设西北大学之议，最早是谁先提出来的，即使就是张凤翙先生率先提出的，其具体的规划与夫落实，则职司攸关，当然宜非教育司莫属。其本人既不可能以一省之都督而亲力亲为；荣列创校名单的若干时贤（以陕西大学堂出身为班底，辅以二三第一师范学堂出身者），也断无可能越俎代庖，甩开教育司而自专其事。而事情既然不能绕开教育司，又怎么可能绕开作为司长的李元鼎先生呢？
因此，虽然迄今所见首个西大创设会的成员中没有李元鼎先生（疑与先前留日时“咸长派”和“渭北派”的矛盾积怨有关，因元鼎先生为时为“渭北派”中坚，其他诸贤则多为“咸长派”骨干），尽管后人依据远谈不上系统的资料所勾勒的这个西大的创设史上，只字未提李元鼎先生。但是李元鼎先生之参与创设西北大学并且居功非浅，仍是不言而喻、不可否认的！
诚望颇多可议且始终不曾一提李元鼎先生的西大现行校史的著作者们，能够清醒地意识到问题之重要及其症结所在，自觉及时地摆脱攸关前贤的历史站位及其负面遗产的影响，认真打捞并实事求是地补足这段珍贵的史实，使其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述更加真实可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