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繁荣】
2023年1-9月份，中国保险实现保费收入4.25万亿元，同比增长10.98%，增速较去年同期增加6.04个百分点。其中，寿险公司保费收入3.01万亿元，同比增长12.55%；财产险公司保费收入1.24万亿元，同比增长7.34%。
从前三季度的“成绩单”来看，中国保险业似乎形势一片大好，但我们却高兴不起来。2023年1-9月份，保险业赔付支出1.38万亿元，同比增长20.14%，增速较去年同期增加21.11个百分点；2023年9月末，保险业净资产2.78万亿元，同比增长1.80%。从赔付支出、净资产及投资收益率变动情况来看，中国保险业所呈现的却是“非理性繁荣”。
另外，上市保险公布的数据进一步验证了中国保险业的“非理性繁荣”。2023年1-9月份，新华保险的净利润为95.42亿元，同比下降15.5%，其中第三季度亏损4.36亿元，而去年同期为盈利21.02亿元，降幅为120.7%；中国人寿的净利润为162.09亿元，同比下降48%，其中第三季度净利润为0.53亿元，同比下降99%；中国平安的净利润为875.75亿元，同比下降5.6%，其中第三季度净利润为177.34亿元，同比下降19.6%；中国太保的净利润为231.49亿元，同比下24.4%，其中第三季度净利润为48.17亿元，同比下降54.3%。
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是一个经济学术语，指的是资产价格受到过度投机、市场心理预期和羊群效应等因素的影响，远远超出其基本价值或内在价值，从而导致市场出现泡沫的现象。
中国保险业的“非理性繁荣”，指的是保险机构受到被动投机、市场心理预期和羊群效应等因素的影响，无视经济周期或市场形势，采取了逆周期的发展策略，从而导致保险市场出现泡沫的现象。
中国保险业的“非理性繁荣”，主要原因包括：一是被动投机，部分寿险公司受制于现金流风险，被动采取积极的扩张政策，被动陷入“庞氏骗局”；二是市场心理预期，基于金融市场判断而非经济形势判断，或者说基于“总精算师”判断而非“首席经济学家”判断，错误采取积极的扩张政策，被动陷入“自设陷阱”；三是羊群效应，从增额型终身寿险、“惠民保”等“从众行为”暴露了生存技能，错误采取“高仿”的发展政策，被动陷入“增长矛盾”；这些原因可以概括为“繁荣的悖论”（Prosperity Paradox）。
【繁荣的悖论】
中国保险业的“非理性繁荣”源于“繁荣的悖论”，其正深陷这种悖论之中，一是至少有20家保险公司（接近10%）出现了“发展越快、风险越大”的困境，从“爆雷”逼近复苏发展又陷入发展“死循环”；二是保险公司追求的保费增长和持续繁荣发生在不可能实现繁荣的保险市场中。
如何摆脱“繁荣的悖论”？从理论上来说是创新，包括持续式创新、效率式创新、开辟式创新。持续式创新，是对市场上现有保险发展模式进行持续的改进；效率式创新，是提高效率，用更少的资源办成更多的事；开辟式创新，是瞄准特定人群，培育新市场。
如何摆脱“繁荣的悖论”？从实践上来说是变革，包括改进（Improvement）、变革（Transformation）和革命（Revolution）。改进，是指日常性的发展模式优化，不涉及发展模式上的重大变化；变革，是指从当前状态向目标状态迁移，发展模式会发生变化；革命，是指重大的发展模式革新。
如何摆脱“繁荣的悖论”？无论是理论上的还是实践上的，保险公司和保险公司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提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是不切实际的。从当前保险工作的重点“化险、发展和监管”来看，如果我们依然把努力的重点放在化解风险上，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化解风险；如果保险监管无法给予保险企业公平竞争的机会，贪污腐败的吸引力还会显露出来，保险监管还会暴露问题；如果保险业的发展不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保险业的“非理性繁荣”不会促进保险业的发展，更不会要推动“保险强国”的实现。
【中国保险“非理性繁荣”的反思】
《非理性繁荣》（第一版、第二版）预测了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崩盘，对技术泡沫和房地产泡沫做出警示；《非理性繁荣》（第三版）扩充到了债券市场，罗伯特·希勒在书中警示到：投资者之间表现出的非理性繁荣迹象，自2008-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有增无减，正在形成“后次贷繁荣”(Post Subprime Boom)。
中国保险“非理性繁荣”，我们需要警示的是部分保险机构的“破坏”甚至“二次破坏”；我们需要关注的是部分保险机构决策和判断的“偏见”甚至“成见”。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反思，包括典型性偏好、可得性偏好、因果性偏好、从众效应及沉锚效应、光环效应、禀赋效应、框架效应的反思。
一是典型性偏好（Typical Preferences），“时代变了，一切都要变”，过去20多年中国保险业的成功经验部分已经不适用了。“时代已变”其折射的是“中国保险业的时代逻辑已变”：保费收入从指数增长转为线性增长；资产情况从量大质优转为量大质劣；资本情况正在从“趋之若鹜”走向“求钱若渴”；……沿着旧地图，一定找不到新大陆。因为现在和未来之间可能存在巨大的鸿沟，不同的商业范式之间存在断点、突变和不连续性。
二是可得性偏好（Availability Preference），房地产市场、资本市场、债券市场一定会好转、政府一定会“救市”……这些想法一旦出现在大脑里，所有的决策和行动都不再基于客观判断，而是基于主观的可得性偏好。
三是因果性偏好（Causal Preference），从“爆雷”逼近复苏发展又陷入发展“死循环”，多数是因为我们喜欢对事物进行因果关系解释，“超级不确定性时代”的因果关系已经演变为强关联关系。
四是从众效应（Bandwagon Effect），中国保险业不应该只有三家保险公司，一家是“寿险公司”，一家是“财险公司”，一家是“再保险公司”。当前，多数中小保险公司受到中国保险业大环境的影响（监管引导或大公司施加的压力），已经背离了自己的初衷，更丧失了自己的观点、判断和行为，朝着与“大公司”一致的方向变化。此外，还有沉锚效应（Anchoring Effect）、光环效应（Halo Effect）、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等。
综上，我们要从保险业内外部环境中获取的信息，对其进行解读，做出合理的假设、想象，并按照特定规则或逻辑进行推论，进而做出科学的判断和决策，方能避免中国保险业陷入“繁荣的悖论”和“非理性繁荣”的现象。
“如何理解中国保险”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