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的入围门槛之一是，影片必须在影院公映。
对于纪录片来说，很难，尤其是中国导演的纪录片。
当《泰坦尼克号》横扫奥斯卡的时候，陈为军是武汉电视台一名默默无闻的编导。
2008年，他执导的纪录片《请为我投票》入选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前10名短名单，他没想到，自己可以离奥斯卡这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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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为军见到雷妹时，她的病已经到了晚期。
2001年春天，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桂希恩教授请来了5个艾滋病人。他是第一个发现河南“艾滋病村”的医生，去河南十几趟，结果发现这有一个“艾滋病村”。
在农村，家里有一个病人就会被拖垮，因病返贫，何况村民马深义一家5口，竟有4个艾滋病人。
陈为军很想知道，他们这家人，遇到如此灾难，面对生死，会如何选择、如何活下去。
他想记录这些最贴近生命本质的东西。
当时陈为军就问马深义，拍你们家，行不行？马深义一口应了：“中！咋不中呢？”
因为还有本职工作，陈为军只能利用周末前往河南，带着一台小型数码摄像机从武汉坐火车到驻马店，再转汽车到上蔡县，从县城步行个把小时，齐身穿过玉米田到马深义家。
每次都是秘密进村，陈为军先把机器装在化肥袋子里，找村民朋友先提到马深义家，再把自己装扮得像个农民，再从另外一条路偷偷地溜进去。
因为拍片那会儿，村干部以不能报道疫情为由，告诉村里人，谁检举一个记者就奖给谁50元钱。
陈为军第二次去，还没进村就被抓住，教训了一顿，写了份保证，然后被押送上了回武汉火车。
比较幸运的一次，几个警车围住了村子，陈为军跑到一个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党员家里，躲在玉米缸里，才逃过抓捕。
但陈为军并不总是这么幸运。
一次中秋晚上，陈为军往县城赶的时候迷了路，从晚上7点走到夜里12点，还没走出来，心里直犯嘀咕“别遇到个狼，把我吃了。”
影片拍摄期间，陈为军被上蔡县公安抓了三次。每次他拍摄的带子都会被没收，他数次被锁在县招待所的一间屋子里盘问、训斥、要求写保证书，然后强行送上回武汉的火车。
陈为军说自己是“屡教不改”，抓了之后还往河南跑。
带子被没收了，从头再来，偷偷进去然后躲在马深义家的小院子里不出来，因为这个原因，片中几乎全部场景都集中在小院子里。
在村子里只敢待上两天时间，拍到一点东西，就想着快点离开把带子带出去。片子最终拍了40多个小时的素材，最后剪出了80多分钟的版本。
这是部个人小制作的片子，片子拍得很粗糙，有的镜头甚至晃。从拍摄到剪辑，陈为军的心情都特别压抑难受，片子一剪完，他放声大哭了一场。
“很多时候不想做下去完全是因为内心的煎熬，当我目睹一些场景，我会不忍心往下拍了。”
02
在互联网上搜索关于这位中国导演的最新作品或个人动向很难寻到他的踪迹。
2016年11月17日，世界早产日。在当天央视《朝闻天下》栏目中，细心的观众发现了陈为军的新作——一部名曰《生门》的电影。
2014年，陈为军开始拍生育。
陈为军在中南医院跟拍了两年，素材量达500个小时，形成80多个故事，最后从拿到拍摄对象授权的40个完整故事中选取了这4个故事。
陈小凤的故事贯穿整部纪录片。
她怀孕30周，腹中有一对双胞胎，因“中央性前置胎盘”有大出血危险，还患有糖尿病。
因为家庭条件困难，交过5400元后，剩下的医药费用一筹莫展。
“这两个小孩到儿科去，一个小孩算一万五，两个小孩三万。大人做手术，是前置性胎盘，要一万多。四万五，最少最少五万块钱。”
李家福慢慢摆自己的道理，“五万块钱买三条命出来……所以回去筹钱啊，不筹钱怎么搞呢？”
“关键是筹不到，我来的几千块钱都是借的……”男人叹气，回答道。
陈小凤从云南省嫁过来，还没加入农村合作医疗，要全部自费。
医护人员离开，男人哽咽，抹把眼睛，蹲下来拧手巾，小心地帮妻子擦身体。
同病房的产妇大家七嘴八舌地出主意，“医院里没钱就不发药是制度，这边借不到贷款也是制度，所以说这两个制度之间，还是有点矛盾。能不能双方都宽松一下？救人要紧，国家的政策就是以人为本嘛！”
哥哥走了几十家人，借来的钱多则上万，少则几百，终于按时借齐五万。
陈小凤突然大出血。
值班医生直言，要动手术，主要为救大人，腹中的宝宝差一天才31周，成活几率只有一半。哥俩只有不到十分钟时间考虑，他们最后同意做手术。
好在，她顺利地产下一对女儿。
当陈为军恭喜陈小凤的丈夫，他回答：“恭喜什么呀，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后面还有好多事……”
当陈小凤的丈夫因为凑不齐医疗费，陷入保大人还是保孩子的两难境地，陈为军记录了他的眼泪，也记录了他的哥哥为了筹款在家乡奔走，最后不得不借了高利贷。
陈为军的镜头从来不是悲天悯人的，也从不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他的镜头永远和拍摄对象平起平坐。
“我肩膀上的的摄像机就是你的一双眼睛，我镜头面前所发生的就是你通过影片所看到的。
因为我背负着身后千万双渴求真相的眼睛，所以，我不愿意打扰、干涉镜头前正在进行着的生活原版，甚至不愿意为了画面美观加一盏灯光，或在镜头上装一片滤镜。”
所以他能记录生死，鬼门关下，哪里顾得上悲悯，唯一要义就是拼命活着。
03
那年，47岁的陈为军导演，也不约而同的把他的视角定格在生、老、病、死，这几样人生最为根本的生命形态上。
纪录片开头：“娘哎，我的娘啊！”一个女人的哭嚎。
镜头从黄土小院摇进门，定格在墙角一顶蚊帐和里边躺着的女人。她在哭叫、呻吟，接着又发出一阵阵的笑声。
“雷妹！雷妹！”有人喊她。
雷妹停止了哭笑，又过了一会儿，说：“我心里难受，我心里不得劲儿。”
雷妹被人从蚊帐里扶出来，踉跄地走到桌子前，点上一根白蜡，又燃上一把香，对着墙上的一张黄纸片，一边叩拜，一边念叨着：“我的山神啊，你饶了我吧！”
陈为军没学过怎么拍纪录片。
从学校出来后，所有的拍摄手法都来自社会和个人经验。
陈为军最早尝试的纪录片对准了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邓晓芒和武汉肉联厂工程师肖平。
“邓晓芒是思想深邃的人，德国古典哲学造诣很深。肖平从肉联厂下岗卖粉丝煲。看似两个不同层面的个体，相同的是，他们每天也要面对老婆孩子，油盐酱醋。”
他用了邓晓芒的一句话作为该片的名字：我的哲学就是我的生活。
早年在《好死不如赖活着》里，陈为军不加回避地拍下了艾滋病人雷妹濒死前的画面，苍蝇停留在她脸上。
这个镜头在当时引发了伦理争议，好友王小鲁也是批评者之一。
“最早我对他的片子有一点不舒服，觉得这样有点残酷，有些地方你会很难受。”
04
这种“不舒服”，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曾经耗时四年剪辑完成的《城市梦》，在开片开始不到10分钟，就给观众心上凿出一个口子。
小摊贩王爹爹满脸杀气，一把撕碎了城管队员开的通告单，拦住他大吼：
“我要活！我要生存权！我要治病！”
王天成，纪录片里的王爹爹，片子的绝对主角。
70岁，脑中风患者，妻子患癌，老家已颓败，儿子是没有右手的残疾人，在广东打工时手被机器切掉，仅赔偿了两万块。
鲁磨路，武汉市洪山区光谷附近一条热闹的大街，在这条人行道上一个旧电话亭和简陋的水果摊是河南农民王天成一家的谋生之所。
十几年来，他们与城管之间你进我退、软磨硬抗，成为名副其实的“地摊王”。
白天的王爹爹像一只母鸡，张开翅膀护着水果摊，他怒发冲冠、怒目圆睁、赤膊上阵，不管不顾拍城管的脸，追着城管跑，随时往地上躺。
晚上的他卸下盔甲，为身患癌症的老伴煎药，把小狗送给儿子，“我儿子没伴，你去陪他。”
底层人民摸爬滚打搏命生存的智慧，在和城管的斗智斗勇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儿子的心里，他像一只老母鸡。在更高的权力和现实面前，他炸开翅膀，只为护住羽翼下的一家人。
面对妻子，他自己煎药，端过几条街，还要关心一下药凉没凉。等小孙女来到摊上，他又和所有的爷爷一样，对着镜头夸起孩子……
王天成对着镜头说：我要一边打，一边谈。
“不打的话，我在武汉就待不了14年。”
“不谈的话，一家人在武汉就生存不了14年。”
他们在矛盾冲突的间隙中，挣扎着，也寻求着平衡和理解。
陈为军镜头下的那些发生在武汉的人和事，都是典型的中国故事，他们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能看到的却时有忽略，没有“真正看见”的那些人。
05
陈为军拍片的方法就是死磕。
《城市梦》用六百多小时素材剪出102分钟的电影，《生门》拍了五十多组人物，电影里最终只呈现四五个。
他拍片通常一年起步，每天从早拍到晚。人们以为扛摄像机很辛苦，程春霖说那是“最轻松的”。
拍《生门》的时候，程春霖和摄影师赵骅在医院招待所住了一整年，陈为军晚上来和他们吃饭，喝苞谷酒，只有在这样的时候才能放松。
陈为军经常对他们说，自己的梦想是早点退休，找一个纯体力活，什么都不想。
每一部片子拍到最后，陈为军都会说，“终于拍完了，我再也不想拍了”。
歇了一两个月，他又会说，“有好东西了，我们再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