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价上涨且不用“担责”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最近，住建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其光接受央视采访说：对调控工作不力、房价上涨过快的城市要坚决予以问责。
这句话说得掷地有声，其实早有伏笔。
今年以来，住建部1-2月份去深圳、上海、北京实地督查，3月初又赴浙江杭州、江苏无锡调研督导，3月22日又赴成都和西安调研，随后这些城市无一例外升级了调控政策，先后发布了提高购房门槛，延长社保个税年限等措施。
过去这些年以来，受土地财政的影响，各大城市对地价、房价的上涨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粤开证券罗志恒曾总结了土地财政的利弊。
我国长期实施的GDP目标考核机制，有利于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但是也带来了债务高企等一系列问题。
因此，土地出让收入为地方提供了大量财政收入来源，调入一般公共预算比重的提高，缓解了一般公共预算压力。
此外，土地出让收入有力地推动了城镇化进程，形成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通过基建投资直接带动了经济发展，而且带动了农民工就业，同时有力地降低了生产性成本，最终促进房地产行业快速扩张。
数据显示，在2009年，土地出让收入规模为1.4万亿，相当于GDP的4.1%，到了2020年末，已经达到8.4万亿元，相当于GDP的8.3%，占比较十年前提高了1倍多。
正是土地财政拉动GDP的逻辑下，各地其实是乐见地价、房价上涨的。
道理很简单，土地价格上行能推涨房价，而房价上涨反过来又会使房企更加饥渴的“抢地”，从而导致土地市场更加火热。
从对土地出让金收入的依赖度看，浙江、安徽、江苏、山东、江西等省份的财政高度依赖于土地出让金收入，其土地出让金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值分别为1.17倍、0.98倍、0.97倍、0.93和0.92倍。
正是在这种“虹吸式”的“螺旋上升”过程中，房地产行业才成长为如今的庞然大物，年销售额超17万亿，年销售面积超17亿平米，全国商品房市值超过300万亿，人均居住面积超过40平米，与住房相关资产占居民财富70%以上。
但长期依赖土地财政，对一个城市来说并不健康。
高地价推动了高房价，会挤压一个城市的常住人口消费水平，以土地抵押、注资城投公司，又间接推动了融资平台和地方债务增长，大量征地扩张，又会破坏耕地，使大量自然村消失。
开源证券赵伟在报告《地方债务40年沉浮》中指出：在2020年，以城投平台带息债务表示的地方隐性债务规模达43.8万亿元，地方债务率已经接近100%的警戒线，“滚动续发”、发行期限不断拉长，在2020年，城投债募资注明用于“借新还旧”的比例已经超过85%，在土地财政难以为继的环境下，这种模式注定是不可持续的。
原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也明确说：未来5年，高达四分之一省级财政50%以上的财政收入，都会被拿去还债。
总之，依赖地价、房价上涨的城市发展模式，确实使不少城市迈上了发展的快车道，与此同时却滋生出了诸多问题。
这就是住建部告诫全国“城市管理者”的原因：再不管房价，就是“不称职”、“不合格”，房价上涨幅度大的城市，还要被问责。
这意味着：未来的城市考核机制，将从“唯GDP”变成“稳房价”。
如果我们站到更宏观的角度来看，才能理解城市“稳房价”的意义所在。
最近几年，我们看到一系列政策出台：脱贫与扶贫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支持浙江建立共同富裕示范区、推动金融机构让利、强化反垄断监管、打击资本无序竞争。
结合以上这些政策出台频率，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表面上看，实施“房价问责”制度只是城市主政者的考核指标。深层次看，却代表了十四五新时期的3大方向。
1，去年蚂蚁暂停IPO，反垄断大潮开启，一系列打击反垄断和资本无序竞争的举措相继出台，是为了遏制互联网科技金融巨头与民争利，无序扩张。
2，今年央行发布“限贷令”，限制银行房贷流向，限制房企融资，是为了给房地产行业去杠杆，遏制楼市过度金融化，防止巨型房企“大而不能倒”，威胁到金融安全。
3，最高级别的“双减”文件出台，不只是为了打压教育资本化，更是为了给广大家庭减负，降低家长父母们“鸡娃”的焦虑感，让教育回归本心，不再使整个社会陷入“内卷”的循环当中。
这“三板斧”使下来，我们才能领会到高层的良苦用心：一切，都是为了公平。
房地产的新时代来了，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