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史：北宋后期的名家书论_

上一篇，我们说北宋后期苏、黄、米之外的书家，这一篇，我们介绍北宋后期的名家书论。

本文依曹宝麟先生《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内容，介绍八家书论，分别是：朱长文的《续书断》、黄伯思《东观馀论》、《宣和书谱》、沈括、章惇、晁补之、陈师道、李之仪：

一、朱长文《续书断》

为什么叫《续书断》呢？因为前面有唐代张怀瓘的《书断》。

朱长文（1039-1098），字伯原，号乐圃，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嘉祐四年及进士第，以足疾不仕，筑室乐圃坊，杜门著书。元祐中起为郡学教授，召为太学博士，迁秘书省正字卒。

（朱长文画像）

朱长文著作宏富，有《春秋通志》《吴郡图经续记》《琴台志》《乐圃馀稿》《墨池编》等。我们要讨论的《续书断》即《墨池编》中的两卷。

《续书断》基本上沿袭《书断》的体例，把唐开国至宋熙宁间的书家共八十五人附录三十八人，依神、妙、能三品分门别类。了避免本朝皇帝的棘手问题，特辟《宸翰述》专题以解决之。二书不同之处在于《书断》于三品之中更从书体细分，于是同一人往往跨数品，如张芝，在行、章草、草三体中为神品，隶书则入妙品；又如王羲之，隶、行、章草、飞白、草为神品，八分则入妙品，不一而足。朱长文的《续书断》则直接以人来分等，删繁就简，以醒眉目。细思之下，这当然有好处，但同时也有不足。好处是醒目，不足处是不够明细。

朱长文有一点长处，是界定了张怀瓘语焉不详的三品（即所谓的神、妙、能为何得名），他说：

此谓神、妙、能者，以言乎上、中、下之号而已，岂所谓圣神之神、道妙之妙、贤能之能哉！就乎一艺，区以别矣。杰立特出，可谓之神；运用精美，可谓之妙；离俗不谬，可谓之能……然同品之间，固有优劣，览之可以自知焉。

所谓的神、妙、能，只是区别书艺高下的评判标准而已，并非所谓的“圣神”、“妙道”、“贤能”，这种说法更加合理，既避免了“神化”某些书家，又界定了相应的品级差异。

有意思的是，朱长文在“神品”中，只取三人，即颜真卿、张旭、李阳冰。原因很简单，他们三人是唐代三种代表书体的代表人物与杰出者。

颜真卿置于首选，可谓众望所归。苏轼的“集大成”论以及“宋四家”无不从颜取一瓣心香，都说明颜真卿地位到宋代在人们心目中已与书对王羲之相埒。将颜楷提高到篆、隶的层面上来认识，宋人凡持这一观点的，朱长文恐为第一人。米芾《争座位帖》有“篆籀气”显然已落后乘。

朱长文把张旭放在神品一阶，至少是冒险的，因为苏轼就不同意。但他连举四位技及于道的古人，称“庖丁之刲牛、师旷之为乐，扁鹊之已病，轮扁之斫轮”，并以之作比称张旭“其志一于书，轩冕不能移、贫贱不能屈，浩然自得，以终其身”，从而发出“呜呼！书之至者，妙与道参，技艺云乎哉”的感汉，把张旭的狂草艺术赞誉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至于《继书断》推崇李阳冰的理由似乎薄弱了一些，只是称“其格峻，其气壮，其法备，又光大于秦斯矣。盖李斯去古近而易以习传，阳冰去古远而难以独立也”。那么不过在“顿还旧观”的意义上来肯定了。说简单点，李阳冰的贡献至多是在秦代李斯的篆书上“还以旧观”，有对篆书的“发扬该光大”之功，并没有绝大的、堪以“神”称之的贡献。

这些评判基本是准确而客观的。

《续书断》也稍有不足，即书家品第以书法为准绳的原则并未贯彻始终。如如对张怀瓘云：“字未闻也。其父善书，与高正臣近。怀璀高自矜饰，谓真行可比虞、褚，草欲独步于数百年间，然无遗迹可考尔。”既然未见字迹，朱长文又把他置于“能品”，这显然是自乱其例的。

总之，《续书断》是宋代第一部书法史的论著，也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书法著作。

二、黄伯思《东观馀论》

黄伯思（1079-1118），字长睿，别字霄宾，号云林子，邵武（今属福建）人。元符三年及进士第。历通州司户、河南府户曹参军、右军巡院。好古文奇字，洛阳公卿家古器款识，悉能辩证是非。善诸体书。参与修定《九域图志》和《六典》，擢秘书省校书郎，迁秘书郎。纵览内府藏书，学问博洽。

（黄伯思画像）

《东观馀论》共两卷，是黄伯思次子黄仍在其父去世二十九年后始辑集的遗稿。其中除《法帖刊误》两卷为现成篇幅收人外，其余皆为各类题跋，有些或为书籍眉批，内容极为庞杂。

黄氏几乎无书不读，又好学深思，博闻强识。

或许正是因为他学识渊博，因此他的书法观点趋于保守，这也与其所学相关。他的《墓志》称“公之行书，正、行、章、隶皆精绝，初仿欧、虞，后乃规摹锺、王，笔势简远，有魏晋风气。”

他贬斥北魏、北齐书“不脱毡裘气”，讥讽“僧书多蔬茹气”。虽然他的书迹不传一字，想必是充斥头巾气的。

黄伯思嗜古太深，以至很少有时辈能人其眼目。他只称赏章惇和刘次庄，尤其是前者，誉为“意象高古，非可以近世伦拟也”。章惇书今可见到，因而觉得黄伯思或以先祖为章党而难免带有感情色彩。

如果摒除偏见，那么黄氏还是有些精警之论足资观采：

比如他释“飞白”称：“盖取其若丝发处谓之白，其势飞举谓之飞”；他又认为“临”、“摹”二法有明确的区别；他还评王献之“模矩虽出于逸少而笔气飘飘已面元常庭域矣，故自谓与尊故当不同，人那得知，非夸辞也”；他还辨别出《瘗鹤铭》并非王義之所书等，这些论点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三、《宣和书谱》

《宣和书谱》凡二十卷，不书撰人，但从此书所收皆内廷珍藏历代法帖推测，编撰者至少是具有能够接触到这些藏品的秘书省官员的相当资格。

撰者谁何的猜测，历来莫衷一是。把本书的撰述时间定在书名所示的徽宗全盛的宣和年间，应该没有多少争议。

（《宣和书谱》书影）

本书以书体为经，书家为纬，其编写的方式有如谱牒，这也就是它的命名来由。

卷一为历代诸帝王书，卷二为篆隶书，卷三至卷六为正书，卷七至卷十二为行书，卷十三至卷十九为草书，卷二十为八分书，别附制诏诰命。每种书体的占卷多寡，并不完全反映出该种书体的实际使用频率，而是以内廷所收的实物为依据的。本书所录书家凡197人，作品1344件，上起汉魏，下迄当代。

《书谱》各种书体皆冠以“叙论”，明其草创和流变，然后以朝代为序列出书家。每个书家亦各系小传，评述书法的师承和成就的高低，最后是作品的件数和名称。这样的编纂方式在书法范畴内是有开创之功的。

《宣和书谱》是特定的政治背景中的产物，那背景就是由蔡京一手策划的元祐党禁。凡属党锢人士，无论其书法有何等深远的影响力，苏、黄自然被排除在外。但苏、黄的相关书论，仍隐约存在于杨凝式、李建中、米芾等人的传略之中。这实在是因为苏、黄的书法思想太过重要。

《宣和书谱》的精华，曹先生认为是其中的若干篇叙论。这些叙论无疑出自甚有眼光的内行之手。此人能站在书法史的立场上高屋建瓴，不穿凿，不妄测，用充分占有资料来说话。因为这些叙论较为重要，我们照录下来：

篆书所自来远矣，其古文科斗之书，已见于鼎葬金石之传，其间多以形象为主，而文彩未备也。自古文科斗之法废，而后世易以大篆，而大篆实出史籀也。籀在周宣王时为太史氏，其书今之所存者，《石鼓》是也。以其籀之所创，故名之日籀书；以其为太史氏而得名，故又谓之史书。若夫小篆，则又出于大篆之法，改省其笔画而为之。其为小篆之祖，实自李斯始。然以秦穆公时《诅楚文》考之，则宇形真是小第，疑小篆己见于往古而人未之宗师，而独李斯擅有其名。按秦初并天下，丞相李斯欲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当时字画惟古文与大篆耳，岂李斯别为小篆以异之耶？
初，邈以罪系云阳狱，覃思十年，变篆为隶，得三千宇，一日上之，始皇称善，释其罪而用为御史。当时此书虽行，独施于隶佐，故名曰“隶”。又以赴急速，官府刑狱间用之，馀尚用篆，此天下始用隶字之初也。然而后人发临淄冢，得齐太公六世孙胡公之棺，棺之上有文隐起，字同今隶。按胡公先始皇时已四百有馀年，何为已有隶法？岂是书元与筡籀相生，特未行于时耶？若邈者，既知此体，乃自作一家法而上于秦，特以解云阳之难耳。不然，何胡公之棺有是哉!

小篆和隶书并非李斯、程邈个人所创，他们只是独享其名而已，这观点已为历史证实。另如释草书，以为得名“起草为稿”，亦不无道理。至于八分书的说法则颇为新奇，可聊备一说。《宣和书谱》还认识到了书法史上的有些专用名词，在不同历史时期是“名同而实异”的，须要明确古今之辨，以避免以讹传讹。

总之，《宣和书谱》有些叙论的某些观点，既闪耀着朴素唯物主义的光辉，又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清醒认知。

四、沈括

沈括（1031-1095），字存中，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至和初，以父荫为沭阳主簿，历东海、宁国县令。嘉祐八年及进士第，为扬州司理参军。转昭文馆校勘、集贤校理，详定三司条例，参与王安石变法。历检正中书刑房公事、提举司天监、同修起居注，擢知制诰兼知通进银台司。熙宁七年为河北西路察访使。次年使辽，归迁翰林学士、权三司使。熙宁末出知宣州。元丰三年，除鄜延路经略使，知延州，因失利贬均州团练副使，徙秀州。晚年居润州梦溪园。

（沈括像）

沈括知识渊博，无所不通，有《梦溪笔谈》《长兴集》。

沈括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科学家，他的《梦溪笔谈》在自然科学方面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该书也涉及到书法领域的内容，但偏重于学术。

沈括关于隶书和八分的辨别，对于我们不无启迪，照录如下：

今世俗谓之“隶书”者，只是古人之“八分书”，谓初从篆文变隶，尚有二分篆法，故谓之“八分书”。后乃全变为隶书，即今之“正书”“章草”“行书”“草书”皆是也。后之人乃误谓古“八分书”为“隶书”，以今时书为“正书”，殊不知所谓“正书“者，隶书之正者耳。其馀行书、草书皆隶书也。
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云：“陈仓石鼓文已讹，大小二篆生八分。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苦县，老子《朱龟碑》也。《书评》云：“汉魏牌榜碑文和《华山碑》,皆今所谓隶书也。杜甫诗亦只谓之‘八分书’。”又《书评》云：“汉魏牌榜碑文，非篆即八分，未尝用隶书。知汉魏碑文皆八分，非隶书也。

从沈括的观点来看，古之所谓“隶书””，是名副其实的“徒隶”之书，即从篆书演变的、施用于正式场合如碑版之类的“八分书”相对立的民间书体。他把正、章、行、草皆归人当时的“隶书”一类。这个观点以前似乎从末有人提出过。沈括重新厘定古今“隶书”的概念，还“八分书”以本来面目，这一观点为稍晚的《宣和书谱》和赵明诚所采纳。

同样的，因其学问渊博，导致他的书法观与黄伯思相似，不满于当代的书法创新。他的批评方式也与黄相似，有掉书袋之嫌（卖型是学者型评论家的通病）。

五、章惇

章惇（1035-1105），字子厚，号大涤翁，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徙居苏、润。嘉祐二年及进士第。性豪俊，博学善文，王安石重其文，擢为编修三司条例官。元丰三年参知政事。元祐初知枢密院事，反对司马光废免役法，为刘挚、苏辙等劾罢，出知汝州。哲宗亲政，起为相，封申公。引用蔡氏兄弟等，创“绍述”之说，恢复新法，报复元祐旧臣。哲宗死，反对议立徽宗，贬雷州、徙睦州卒。

(章惇画像）

章惇是真正的奸雄，所谓奸雄，自然都有他的过人之处。他与苏轼同年，苏轼在“乌台诗案”处于危殆之中，多亏章惇帮他缓颊，因此，黄庭坚不但对章惇抱有好感，甚至非常佩服。

章惇学书很勤奋，他每日临摹《兰亭序》一通。而且他还有书法见解，写下数则书论，以张邦基《墨庄漫录》所记，这些书论有九则，其中三则与书法无关，第九则评蔡襄书，已见前文，此不赘述，其余简论如下，不再别抄原文：

第一则，观点与沈括相近，但词气严切，颇显奸雄本色。

第二则，阐述书法传统，虽未及现实，但抚今追昔，借古讽今的意思已在言外。

第五则，因袭《书断》能、妙、神三品说，但却活用到学书的阶段性和需要相应达到的要求方面立论，颇能发人深省。总体立论与时代跟随，仍不出“尚意”指归。

第六则，是第五则的强调言论。

（章惇《会稽帖》）

第七则，则是章惇表明他自己的审美主张：凡欣赏锺、王一路者，必视怒张为恶陋。

黄伯思称章惇的书论“论据端确，评裁曲尽，非深于书者不能识之”。这评价不低，虽限于黄伯思的个人立场，但却并不过分。

六、晁补之

晁补之（1053-1110），字无咎，晚号归来子。济州巨野（今属山东）人。十七岁随父至杭州，作《钱塘七述》，为苏轼称道。元丰二年及进士第，元祐初为太学正，累迁著作佐郎。绍圣末坐党籍，责监处州、信州酒税。徽宗初，起为吏部员外郎，迁礼部郎中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官。党论起，出知湖、密、果三州。大观末知达州，改知泗州卒。为“苏门四学士”之一。有《鸡肋集》《晁氏琴趣外编》。

（晁补之画像）

作为苏门中人，他的书法观点与东坡有一脉相承之处。下面二则，言异而意同，都强调必须善学古人。

他把书家与书吏对举，说明书家正因不为法缚，经过内心的熔炼，以自己面目出之，才能无愧于古人。这种观点实表明由苏轼信导的创新变革思想不仅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而且已经成为书法家共同遵循的准则。他说：

学书在法而其妙在人，法可以人人而传，而妙必其胸中之所独得。书工笔吏，竭精神于日夜，尽得古人点画之法而模之，浓纤横斜，毫发必似，而古人之妙处已亡，妙不在法也。

另外一则，由画及书，其理相通：

翰林沈存中《笔谈》云：僧巨然画，近视之几不成物象，远视之则晦明向背，意趣皆得。余得二轴于外弟杜天达家，近存中评也。然巨然盖师董元，此董笔也，与余二轴不类。乃知自昔学者皆师心而不蹈迹。唐人最名善书，而笔法皆祖二王。离而视之，观欧无虞，睹颜忘柳，若蹈迹者，则今院体书无以复增损，故日寻常之内，画者谨毛而失貌。乙西十一月二十六日，晁补之书。

七、陈师道

陈师道（1053-1102)，字履常，一字无己，号后山居士，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少学文于曾巩，绝意仕进。元祐初，苏轼荐为徐州教授，又任太学博士。被弹交结苏氏，罢为颖州教授。绍圣初，又劾其非由科举，罢归。元符三年（1110）召为秘书省正字，卒。有《后山集》《后山谈丛》。

（陈师道像）

陈师道不善书法，但陈氏颇有书论，虽谈不上深刻，但在见识上尚称独特。譬如：

唐人谓逸少天姿不及工用，故初不胜郗、庾，而暮年方妙。余谓不然。卫夫人见逸少学书，拊膺而叹日：后当胜己。此岂无天姿者耶？而暮年方妙者，乃大器晚成尔!

再有：

世传张长史学吴画不成而为草，颜鲁公学张草不成而为正，世岂知其然哉！盖英才杰气，不减其师,各自成家,以名于世。使张为画，吴既不可越，功与之齐,必出其下-亦年名之弊也。

陈师道也推崇“自悟”，他认为张旭之成功是外物激发了他的灵感。他被吕本中认为是“江西诗派”中的次重要人物（他自己未必认），因此他也相信：

善书不择纸笔，妙在心手，不在物也。古之至人，耳目更用，惟心而已。

还有更精彩的一则：

蜀人王晃，为举子《诗》义“左之右之，君子宜之”而悟针法。规矩可得其法，不可得其巧，舍规矩则无所求其巧矣。法在人，故必学；巧在己，故必悟。今人学书而拟其点画，已失其法，况其巧乎？

“法”和“巧”是一对矛盾，“学”和“悟”也是一对矛盾。法是前人之法、传统之法，是不得不学的。没有法，巧也就失去了依附，“今人学书”就是一个例子。但是学法的目的不在法本身，而在于借法以自逞其巧，所以只有通过悟才能把巧表现出来。法是死的，巧是活的，换一句俗语来讲，就是“戏法人人会变，巧妙各有不同”。

八、李之仪

李之仪，字端叔，号姑溪居士，沧州无棣（今山东无棣西北）人。元丰进士。苏轼知定州时辟为管勾机宜文字，历枢密院编修官、通判原州。元符二年监内香药库，以苏轼辟故勒停。徽宗初，提举河北常平。坐章范纯仕遗表及行状，编管太平州。政和七年除朝请大夫，卒年八十余。善文，尤工尺牍，苏轼谓入刀笔三味。有《姑溪居士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