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财经杂志
文 | 李礼
1891年春天，南方传来的消息让北京的西方外交官坐立不安，他们看到了一份又一份令人触目惊心的报道，比如以下这份，一位目击芜湖骚乱的法国传教士描述说：5月10日傍晚，“正当教会雇用的两位女教民走出教堂，穿过离道台衙门不远的运河南区的一条街道时，突然遭人殴打，并被粗暴地揪住，拖到保甲局。她们被指控曾用迷药诱拐过两个幼孩；作为人证，两个幼孩，一个5岁，一个7岁，被带了进来，据说他们是这两位女人的受害者”。一天后天主堂被一群中国居民包围，道台拒绝援助，知县却挺身而出，帮助几个传教士逃到长江上的太古公司轮船上，“他们亲眼看到他们教堂的所有房子正燃起熊熊火光”，不久有消息说，“有两位教士的坟墓已被撬开”。
芜湖是安徽省教务管理中心，此前中外双方相安无事，从未发生冲突。几乎与此同时，九江、宜昌、丹阳、无锡等几个相邻省的城市也爆发了针对西方教会及社区的骚乱。湖南被深入调查的传教士指责为“排外”中心，当地民众对教会的敌意确实由来已久，《湖南合省公檄》这样的反洋教小册子在19世纪60年代之后广为印刷。据说直到1886年，还没有一个外国人进入湖南省会长沙。
新的排外怒火和一位湖南宁乡籍官员周汉大有关系，1891年他编写、印制了一批小册子，发行量最大的名为《鬼教该死》。它自称由8个人捐印，每人10万册，赞助者用的是万里城、师孔、齐心战这些明显的假名字。即使没有宣传的那么多，这本书的印量也相当惊人，它大约3700字，用白话文撰写，长江沿岸很多老百姓读过，多数人觉得痛快，因为“鬼”字很符合他们的口味。1891年各地流传的谣言里，集中指控了传教士拐带孩子和用他们的眼睛制药，这些显然都不是人干的事。
《北京条约》（1860年）让传教士得以深入长江腹地，这一影响深远的权利是充当翻译的法国传教士艾嘉略私自增加的（这件事直到此时还没有被中国发现）。自那之后，一座座新教堂拔地而起，它和出入其中的本地教民让很多人深感不安。
就儒家精英而言，禁止祭祖却祈祷上帝（以及个人与上帝直接沟通）令人气愤，“这是在不停顿地切割中国传统的家族和谐与血缘纽带延续的夷化行为，这无疑是一种异文化的挑战”。
周汉经常用一只鬼子或一群羊代替“洋人”。教士、教民被叫作“鬼”“鬼夫人”，后来叫的最多的是“中国猪叫”。在一张名为“鬼拜猪精图”的印刷画里，两个洋人狼狈地跪在一头猪面前，猪的身体上写着“耶稣”。
类似风格的小册子还有很多，据不同统计，出自周汉的印刷品至少有30种-
50种，里面画了很多洋人干的坏事，比如偷挖人眼和内脏，“猪叫取胎图”“小儿失肾图”出现在众多小册子里。这些指控其实毫不新鲜，很多地区都流行过类似谣言。它“是一种刻板印象式的对食人诱拐行为的恐惧”，实则来自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传教士不过是传统观念上那些需为诱拐事件负责的外来群体的一个新例子而已”。
让两湖地区最高长官张之洞感到棘手的，是周汉的身份和文化立场。此人自诩“周孔徒”，并非等闲之辈，曾跟随左宗棠出征西北，后官居陕西候补道，1884年因病返湘住在省城。周汉对西方人的排斥很大程度上来自绞杀太平军的经历，他认为后者是一支基督教军队，既然湘军击败了它，那么眼下“也应该组织起来打击基督教经文的新散播者——传教士和因他们而皈依的基督徒”。不过周汉的武器如今变成了印刷品，西方人称之为“湖南出版物”，这些免费的小册子图文并茂、生动活泼，而且经常是彩色的。
这年9月，伦敦会传教士杨格非得到了一本《鬼教该死》，那是另外一个传教士从黄陂县带回来的，他向汉口领事馆举报此事，当地几家发放小册子的当铺被罚款4000两，但无法查出源头。杨格非听说过周汉，但一直无法确定，不过他不久得到了一份周汉给湖北巡抚谭继洵函件的副本，周在其中承认印刷品出自他。
作为最早深入内陆的几名传教士，杨格非1867年就创办了汉口“书报部”，几年内向华中几个省发放了35万部福音书。他相信这些书一旦流行便能改变中国老百姓。没料到印刷品反过来被用来对付教会。“在湖南流传的诸多书籍，都无一例外对基督教大肆污蔑，说耶稣信徒放荡不羁，纵欲无度；上帝被丑化为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一只猪，周围满是男女信众，他们或跪着，或在交媾。”他给上海《每日新闻报》去信说。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援引这封信时注意到，随着小册子一起出现的是对中国人的警告，比如一个告示称，庇护洋人的家族一经发现，将被冠以“猪羊鬼子家族”。明恩溥当时刚出版了《中国人的气质》一书，他用“面子”概括中国人的性格。
1891年7月18日，74岁的郭嵩焘在湖南落寞去世，直到此时，他撰写的《使西纪程》也没能得到北京原谅。这本书因亲西方备受指责，周汉对郭嵩焘一直非常不满，把他和另外三个湖南人称为“四鬼”。
1876年，郭嵩焘因“马嘉里案”受命赴英国道歉，意外成为清廷首位驻外公使。他视野开阔，很早就看出西方人志在贸易而非领土，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十几次给主战将领僧格林沁写信反对和英法联军开战。
欧洲见闻进一步提高了他的眼光，不过对西方的欣赏让郭嵩焘沦为很多人眼里的败类，他写的《使西纪程》1878年被毁版，同僚指责他的罪名无不夸张，比如观游炮台时披了一下洋人衣服，以及在白金汉宫听音乐会时拿音乐单看。当他回国从上海前往长沙时，长沙、善化的士绅不许用小火轮拖他的船靠岸。
郭嵩焘去世前后，湖广当局对排外活动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无法遏制其势头。1891年11月，汉口外交使团联合通过了一份抗议书，指责张之洞未能认真查处，导致成千上万的小册子仍在公开发售。在英国驻汉口领事要求下，张之洞关闭了几个印刷据点，并责令湖南巡抚抓了长沙宝善堂的三个刻字商，但因证据不足把他们释放了。
事实上，张之洞没打算重责周汉，而且害怕长沙因此发生骚乱，攻击本地教徒。他想把周汉调往甘肃或新疆任职，没有成功。此后，德国公使巴兰德附上湖南小册子向总理衙门告状，后者只得继续向武汉施压。
让张之洞头疼的远不止周汉，1891年6月至9月，湖北爆发了武穴、宜昌教案。武穴距离芜湖不远，因怀疑一位天主教教民用箩筐挑的四名幼儿要送到对岸九江天主堂“挖眼蒸食”，千余人捣毁了当地福音堂，打死了一名海关英国检查员和传教士；在宜昌，人们围堵圣母堂，烧毁了几座教堂，四名来自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的传教士被殴伤，修建中的英国领事馆被破坏。面对九国公使联名抗议和开来20多艘军舰的威胁，张之洞只能妥协，最后笞杖或充军了12人，赔偿白银175700余两。
“当外国领事调来炮舰为传教活动撑腰的时候，那些在他们的领事馆干活的中国苦力们却知道，传教士作为一个整体，并不被那些层次较高的外国人当成道德教师。”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为此愤愤不平。这位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出生于马来西亚，是华人中罕见的语言天才。他为排外事件投书上海《字林西报》，用英文发表了《为吾国吾民争辩：现代传教士与最近骚乱关系论》（7月24日），认为外国公众只听到传教士的一面之词，中国人的声音却听不到。辜鸿铭批驳传教士蛮横，四处惹事。“在中国人受到外国公众舆论的道德谴责之前，请拿出证据来说明这些骚乱不是日积月累的侮辱和伤害所激起的愤慨的爆发。至于那些关于婴儿及其眼珠的传闻，其实不过是点燃这场随时可燃的烈焰的导火索罢了。”
辜鸿铭的言论被《泰晤士报》部分转载，遭到很多人批评，很多人奇怪他为何在英国受到教会熏陶，却“公开敌视把基督教传入中国”。也不明白他解释传教士祸害中国的各种理由，比如太平天国运动，辜鸿铭称之为基督教引发的“中国弃民的叛乱”，正是这场内战改变了中国，如同把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女变成形容枯槁的老妇人。
有一个西方人眼下正打算模仿太平军时代轰轰烈烈的西方前辈，他就是镇江海关帮办税务、英国人梅生（Charles Welsh Mason）。他打算加入湖北哥老会的一次暴动，后者计划这一年11月16日行动，从沙市发起一场长江“起义”。梅生参加了哥老会6月在南京附近的一次会议，决定帮暴动者走私军火。随后他以去日本度假为名前往香港购买武器，后来由“济云”号经上海运往镇江，不过上海海关税务司裴式楷（Robert E. Bredon）拒绝配合。
9月12日，梅生刚到镇江即遭查捕，冒险家之梦就此破灭。凭借治外法权，他只被判九个月监禁，罪行是身上搜出的5磅炸药。
“梅生事件”成了总理衙门反击西方人的一个把柄，不过总税务司赫德深谙官场之道，以袖手旁观的姿态尽量淡化此事，几个月后，果然就没多少人再关注它了。当1892年夏天梅生被释放时，舆论几乎忘记了他。此人回到伦敦却再次兴奋起来，声称自己参加哥老会的行动，“完全是基于为被压迫的人民争取自由的激情”。
（本文摘自《失败：1891—1900清王朝的变革、战争与排外》，编辑：许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