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一支游击队如何救了半个中国文化界？_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本文约 5000 字

阅读需要 18 分钟

1937年7月31日，香港华商总会、东华三院、中华厂商总会等社会组织，齐聚“华北兵灾筹款联系会议”，商讨如何为受到日军侵扰的同胞们解燃眉之急。

9月，香港成立救国公债劝募会香港分会，至1938年2月全港共筹集善款总额达535万元。

1937年10月31日，“华南戏剧研究会社”在港首演《保卫卢沟桥》和《雷雨》。与此同时，香港左翼艺术群体也开始奔走呼号，11月香港完成电影《最后关头》，这是一部粤语抗战电影，也可能是当年香港南粤、大观、合众、启明星、全球和南洋电影公司等六家电影公司前所未有的通力合作。

1938年6月1日，港英当局颁布《制止加租迫迁条例》，随后又颁布所谓《紧急条例》，尽力收容因躲避日军而逃亡香港的难民。1936年香港约有100万居民，至1941年日军侵入香港时，全港居民已经暴增至160万。

在这些来港的人中，最受关注的群体无疑是“文化人”。从1937年至1938年，北平、天津、南京、上海、杭州、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先后沦陷，抗日文艺工作只能随战线边撤边干。为了寻找相对稳妥的落脚之处，很多人将目光投向深圳河以南。夏衍先生日后形容当年的香港：

“这似乎还是一个世外桃源，一点战时的空气也没有。”

邹韬奋先生则点明自己的来意：

“我们到香港不是为了逃难而来的，而是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创办民主报刊而继续奋斗的。”

因此，这一时期大批报刊在港创刊，例如1937年5月4日《抗战文艺》发行港版，几天后《大众日报》副刊《文化堡垒》在港创刊。1937年6月，“生活书店”香港分店开业。1938年原本以上海为主阵地的《大公报》《申报》《立报》等纷纷南迁香港，据统计从1937年3月至1941年9月间，香港增加了近40种报刊，而且除少数外，全港报刊几乎整齐划一在讲抗战。

当然，此时香港的进步文化人中，有不少中共秘密党员，不过，中共此时在港的组织仍处于地下。港英当局在1934年成立由情报部和保安部组成的“政治部”，直接接受英国本土的军情五处领导，成立之初约有200名人员。在情报保安两部下，又分为行政、行动、情报和支援等分部，由具体小组应对不同“威胁”，例如S3小组主要针对非华人商会社团、S4小组针对所谓“本地威胁”等。由于当时香港作为辐射遍及整个南洋的远东谍都，军统、中统、日本、意大利甚至苏联都在当地建立自己的组织。

1939年，国民党控制的部分香港报纸开始有意识地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战进行污蔑，以策应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1942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方面试图通过媒体颠倒黑白，欺骗香港同胞和海外华侨。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利用《华商报》等舆论阵地，揭露了事变真相，在广大海外同胞之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甚至连远在纽约的华侨报纸都大声疾呼：

“如果有人说，一面可以反攻，一面抗战的话，那不独是欺人之谈，实是准备投降的烟幕弹。”

在进步报刊宣传教育的感召下，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大批中华儿女踊跃回国参战。据统计，光东江纵队中就有超过1500名海外同胞。据不完全统计，驻港办事处到1939年已经为八路军和新四军输送了600余名青年和专业技术人员。1938年6月，宋庆龄在香港组织“保卫中国大同盟”，廖承志担任大同盟的中央委员兼秘书长。通过保卫中国大同盟，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广泛地向国际友人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斗争，马海德、柯棣华等都是在保卫中国大同盟的动员和组织下来到中国的。1939年5月，宋庆龄通过保卫中国大同盟为新四军筹集棉被，仅半年时间便完成了筹集两万条的目标。

除了输送大批人员外，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战接收和转运了大批物资。例如在1938年冬，办事处通过水运将130箱医疗用品经桂林运往延安。1939年10月，办事处将南洋华侨和香港同胞募捐的汽车和南美华侨捐赠的西药运往延安。

“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8日英美两国对日宣战。当日清晨，日军突然轰炸香港启德机场等战略要冲，并以舰队封锁维多利亚港，妄图夺取香港的制空、制海权。与此同时，日军第38师团的三个步兵联队冲入新界。驻港英军仅抵抗了17天就宣布无条件投降，将香港拱手送给了日本侵略者。

随着香港沦陷，日军在香港开始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法西斯殖民统治。抗战爆发后撤往香港的一大批民主人士的安全受到极大威胁。实际上在日军发动进攻前，大批日伪特务便潜伏在香港，秘密收集抗日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的行踪。日军占领香港后，一面严密封锁香港的海陆空交通，一面在全市分区分段展开大搜捕。据《港九独立大队史》记录，日军限令文化界人士前往“大日本报道部”或“地方行政部”报到，叫嚣“格杀勿论”。日本文化特务禾久田幸助在全港电影院打出幻灯，逼迫梅兰芳、蔡楚生、司徒慧敏等五人到设在半岛酒店的日本占领军司令部“会面”。

抗战爆发后，尤其是皖南事变前后到达香港的抗日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大多不熟悉广东和香港，在当地缺乏可靠的社会关系。为了解救这些民主人士，中共中央、中共南方局和周恩来分别向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和广东党组织发出特急电报，要求尽一切努力营救、转移被困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1942年12月18日下午，廖承志在香港告罗士打酒店（位于香港岛中环德辅道中与毕打街交界，现为置地广场的一部分）会见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文化界人士，指定隐蔽和撤离小组负责人及联络地点，要求他们除规定与外界单线联系的人员外断绝一切对外联络往来，并发放了隐蔽和撤离经费。随后，乔冠华和叶以群在廖承志指挥下，通知九龙等地的民主人士和文艺界人士分散隐蔽。

1942年1月，东江军政委员会成立，负责统一领导东江和珠江地区抗日斗争。同时，曾生和王作尧领导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第五大队扩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梁鸿均任总队长，东江军政委员会主任尹林平担任政委，曾生任副总队长，王作尧担任副总队长兼参谋长。2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总队在成立之后，首先开会讨论粤港大营救的方案。

此时，东江游击区与香港之间，已经建立起从青山道经荃湾、元朗、赤尾，抵达宝安游击区的陆上交通线（西线）；通过九龙经西贡、沙鱼涌、淡水进入惠阳的海上交通线（东线）。此时驻港日军尚未建立起稳定政权，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队却通过在新界等地肃清土匪，维持治安，逐渐利用英军丢弃的武器发动香港青年建立起游击队、民兵常备队和自卫队，填补了香港不少区域的政权过渡空间。

考虑到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已经建立起一定的群众基础，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在港岛建立了一系列涉及社会各阶层的强大社会关系网，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各部熟悉地形，英勇善战。加之日军未解决香港粮食短缺问题，野蛮下令将大批中国老百姓赶回内地，由于是遣散难民，关口检查不严，这也因此成为文化和民主人士逃离香港的好时机。

不过，此时摆在东江军政委员会主任尹林平面前的首要难题，就是负责组织营救的廖承志、连贯、张文彬、乔冠华等人也被日军封锁在香港。为了首先转移这一批人，尹林平派交通员李建行到港岛去寻找隐蔽在铜锣湾避风塘一艘驳船上的廖承志等人。

此时，往返在港岛与九龙之间的偷渡船大多是由香港的青红帮把持。李健行曾在乘坐偷渡船时遭遇日军巡逻艇，千钧一发之际将身上的密信吞入腹中。日军巡逻艇在收了贿赂后，仍将所有偷渡者赶上礁石，然后拖走了偷渡船。

好在后来李健行最终安全抵达香港，见到廖承志等人。他带着廖承志等三人经由九龙红磡码头来到旺角上海街与尹林平见面。随后廖等人被中国共产党的短枪队和海上护航队护送至大鹏湾，顺利到达惠阳游击区。

经过这次成功的营救，廖承志判断广东人民抗日游击纵队的东线，即海上运输线安全系数较高。决定在国内外有影响的民主人士、国民党元老通过海上运输线进入游击区。而其他绝大多数文化界人士走陆上交通线。为了保证行动成功，廖承志等行动组织者又从游击区出发，沿途勘察和安排好陆上交通线的接应点、联络站和掩护部队。

此时，在香港的刘少文指挥中共地下党人员开始逐一寻找隐蔽在各处的抗日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临时安置点、化妆用服装、偷渡用船只的准备工作也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1939年11月成立，归南方局领导，书记为方方）和粤北省委（1940年12月成立，广东省委同时撤销）专门调动一批老资格交通员在港九沿途负责引路和掩护。

对于即将撤到游击区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而言，收拾行李反而是最大问题，心爱的书籍手稿，甚至眼镜、钢笔都要丢弃，以避免暴露身份。考虑到这批人士缺乏长途跋涉的经验，组织人员对于行李大小和重量也提出了要求。1月9日下午5时，叶以群、邹韬奋从洛克道的临时安置点出发，打扮成难民在交通员李锦荣的带领下一路潜至铜锣湾避风塘，坐小艇抵达水上的一艘大驳船，与邹韬奋等人会合。10日凌晨3点，三名中共交通员指挥坐满文化界人士的三艘乌篷船趁铜锣湾日军巡逻艇换岗的机会，冲入海峡。到黎明时分，乌篷船抵达九龙红磡码头。应该说茅盾一行运气不错，后来张友渔抵达九龙红磡时，由于日军搜查太紧，船只能改到僻静的悬崖下停泊，张友渔等人是攀着交通员放下的绳子沿石缝爬上九龙的。

在九龙红磡码头，李锦荣与李健行交接人员，李健行将被营救的文化界人士带往旺角菜街的安置点。随后，茅盾、邹韬奋一行在交通员麦蓉和李莜峰的带领下混在青山道成千上万的中国“难民”中进入荃湾，再转往大帽山。

其实，日军攻击香港前，大帽山上就有两股土匪。这一次中国共产党为了保证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的安全，专门从东江游击区调来兵力，会同中国共产党在当地建立的自卫军提前包围了大帽山，硬是逼得这两股盘踞已久的土匪逃之夭夭。

这天傍晚，邹韬奋、茅盾等人在元朗十八乡黄泥墩村的祠堂“适庐”吃了一顿热饭，安然入睡。第二天中午，一行人到达深圳河。交通员通过中国共产党控制的“两面政权”的乡长和村长办好了渡河手续。日军看到有“伪乡长”陪同，仅清点人数之后就放行了。随后队伍又快速越过宝深公路，走过一大批丘陵，翻越了梅林岭，终于进入了宝安游击区核心的白石龙村。抗日游击总队的政委尹林平、副总队长曾生和政治部主任杨康华专门到村口迎接。

除了茅盾等人走的这条线路外，何香凝和柳亚子两位老人是由交通员谢一超用乌篷船秘密送往长洲岛，再换乘帆船驶往海丰的。据何香凝之女廖梦醒回忆，何香凝和柳亚子乘坐的帆船原为机帆船，但日军侵入香港后，船主被迫拆掉了发动机。何、柳一行出海时，海上无风，结果帆船空有两条布帆却无法行驶。原定两天抵达的行程，竟变成了困在海上的险途。

由于船上的淡水和粮食告罄，船主冒险下船上岸，意外碰到了游击队。虽然这一趟是秘密营救，按理不可以与地方游击队产生联系。但因为情况紧急，船主在取得何香凝同意后向游击队说明廖仲恺先生的遗孀在船上。游击队在向上级请示后立刻帮助帆船补满了食物和淡水，据何香凝回忆，游击队领导专门写了表示敬意的书信，送了煮好的鸡蛋和牛奶，还运了几箩筐番薯。何香凝在脱险之后，专门作了一首《香港沦陷回粤东途中感怀》以示纪念。另有一部分戏剧名家和电影明星因为形象太过著名，只能坐中国共产党联系好的走私船先到澳门，再由澳门地下党送往桂林。

从1月底到2月初，一批批民主人士和文艺界人士在地下交通员的引导下，组成十几人甚至二三十人的小队撤出香港，至6月底，绝大多数被困香港的抗日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得以安全转移至大后方。据统计，这次营救行动共转移了800余名抗日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及其家属，茅盾先生后来将其称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