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黄埔三期生方先觉在衡阳保卫战中的战术运用是非常成功的：以“方先觉壕”为代表的外围山地防御战术，独具匠心；以机枪和手榴弹相配合的火力搭配战术，尤其是手榴弹甩的出神入化，炸得日军鬼哭狼嚎；以第10军官兵的战斗意志为基础，阵地丢失后不停实施反突击，使日军的推进速度非常缓慢，同时付出了前所未有的惨重伤亡代价。
但是衡阳保卫战的结局却是不完美的，城市最终陷落且变成一片废墟，“泰山军”残部成建制放下武器，在部队的战史上留下污点，遂使方先觉以下第10军官兵，无论是脱险归来、还是第10军重建以后，都很难抬起头来，曾经一支敢跟日军一个精锐师团硬碰硬的主力军、曾经铸就第三次长沙会战大捷的部队，军魂不复存在。
方先觉其实是有责任的，或者说是有弱点的，主要体现在战略眼光和战术能力的不匹配，作为预备第10师的少将师长，方先觉是在长沙大捷后直接被擢升为代理军长的，虽然职务军衔挂上了两颗星，但是并不太具备高级指挥官应有的战略视野，这跟怎么守城、怎么干掉更多的日本兵有本质的区别，其核心在于对战场局势的判断，水平考量已经上升到战略层面。
方先觉对长衡会战的全盘形势不够了解
日本人发动的“一号作战”，仅在湘桂段就投入了10个师团20多万人马，除了从关东军调来第27师团外，负责河南段作战的第37师团也临时划拨给第11军指挥，同时加强的还有四个独立混成旅团、一个战车联队和四个独立炮兵大队。它与前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截然不同，日军拥有充足的攻城和打援兵力。
前三次长沙会战，日寇第11军平均投入三个师团左右的部队，总兵力8到10万；常德会战，横山勇投入五个师团的全部或大部，兵力达到10万人，而第六和第九战区也未能及时给常德解围，现在横山勇有20多万野战部队，而第二期中国远征军在云南的组建，使西南战略预备队甚为缺乏，衡阳岂能孤城坚持很久？
方先觉没有做好全军突围的作战预案
既然是这样一个局面，第10军再英勇，至多在执行完蒋介石“固守两星期”的命令之后，就应该有突围的考虑。古今中外的任何守城战役，如果没有援军解围，城池早晚都会陷落，无非是抵抗时间长短而已。予敌以迎头痛击和严重杀伤后，军主力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而不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才是方先觉正确的选择。
遗憾的是，方先觉做好了一切关于死守的准备，却没有做好适时突围的预案。日军由于伤亡惨重和弹药接济不上，在整个衡阳战役中其实停火两次，也就是通过三次总攻才拿下的城市，第一次叫停是7月2日、第二次叫停是7月19日、第三次总攻是8月4日，在每次日军不得不停止进攻期间，都是其最虚弱的时候，第10军应该勇敢破围而出，可惜方先觉过于相信重庆和援军的承诺，丧失了突围最佳时机，到7月下旬以后，第10军已经不具备突围能力了：弹药所剩无几，而伤员又严重增多。
方先觉对援军的解围能力缺乏清醒认识
常德会战中，方先觉曾经率军代表第九战区前往解围，另外一边，六战区王耀武兵团（第74军两个师、第100军）也在积极增援，毕竟守城的第57师那是74军的基本部队，结果由于协同不好，战至余程万全师快拼光了，两路援军也没有完成解救行动。与此同时，第10军还被日军利用时间差调来部队给予重创，孙明谨师长阵亡，官兵伤亡10000余人（第10军守衡阳仅剩17000人的原因，就在这里）。
按理说，亲身经历应该使方先觉明白，国军作战时的增援是极不靠谱的，衡阳被围后，奉命增援的部队有三大股：湘东的薛岳部队（已被打残）、湘西的王耀武兵团（未必会尽力）、广西全州方向的第62军（粤军）等部。其中从广西方向来援的都不是嫡系黄埔部队，数来数去，哪一股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奋力突进衡阳，既然如此，长期固守就是非常不明智的。
衡阳保卫战，尽管第10军创造了战场奇迹，毙伤日军数万人，在战术上取得了巨大成功，然而部队也终于弹尽援绝被彻底封死在城中，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8月8日，第10军经过谈判放下武器，衡阳失守，虽然不叫投降也是投降。根据日军统计，共俘虏第10军加暂54师官兵共计13306人（含约7000伤病员），素以善战著称的第10军等于全军覆灭了。
虽然两个月后第10军进行了重建，然而全军缴械的阴影已经挥之不去，第10军再不可能是那支让敌人胆寒的王牌部队了，所以说，方先觉虽然杀寇有功，但是在战略上的短视，仍然给第10军带来了灭顶之灾，殊为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