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秦初并天下”。统一之后，他不仅确定了帝号，自称皇帝，而且进行“书同文，车同轨”。“书同文，车同轨”这种措施既有对新帝国加强统治之目的，又有其受邹衍、齐儒学说影响之因素。
秦始皇统一天下的这一年，秦王干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定帝号”。
他对丞相、御史一干重臣说：“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纷纷谏议，说王称泰皇；政令称制书；命令称诏书；天子自称朕，云云。
秦王说，可以。不过，要废除谥号，“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秦始皇”于是“诞生”了。
第二件，“改水德”。
秦始皇相信邹衍的“终始五德说”，认为水火木金土相生相克，“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
第三件，“设郡县”。
丞相王绾谏议分封始皇皇子皇孙。“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李斯不赞成，说周朝衰微，就因为诸侯间明争暗斗，仇人一般。“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
始皇称赞李斯说得对。
他把天下分为三十六郡，分别设守、尉、监官职；百姓黎民称“黔首”；收集天下兵器到咸阳，熔化铸成了十二个铜人；统一法令和度量衡，统一车辆两轮轨矩，书写使用统一的秦体；还设立要塞，迁徙人口，修建祖庙，大建宫舍等等。
这三件事，实际上，第一件，是确定了国家最高统治机构的“范式”；第二件，是以新的“水德”意识形态代替了实行近千年的周代礼乐制；第三件，则是确定了国家垂直行政系统的组成以及配套措施，也是对周代分封制的“更新换代”。
从这个角度说，“书同文，车同轨”，无疑是为了更好地实行统制治理了。
书不同文，政令很难一贯到底，也很可能因为六国文字不同而出现误传抑或篡改造假。
车不同轨，不利于生产发展、贸易互通，各地一旦有“风吹草动”，或者边境不稳，运兵亦不方便。当然，始皇帝四处巡视，到处封禅就更不方便了。
由此出发的考虑，应该是秦始皇的主要出发点。
不过，这里面又确实不无始皇帝深受邹衍和齐儒影响的因素。
邹衍大约与燕昭王和平原君同时，原属儒家，但后来在自己“仁义礼乐”儒家鲁文化中，掺杂进了“荒诞不经”的齐文化，班固说他是“阴阳家”的创始人。
邹衍大概看到诸侯战乱不已，争王称霸，心有不满，或出于好意，提出了一套“终始五德说”。他说，你们争来争去没用，谁能作天子，是“五德”确定的；黄帝是一德，夏商周各为一德，后面一德是谁，也就是该谁“坐天下”没说。或许这是他故意的吧。
邹衍有很多学生，被称为“齐儒”，不少人跑到了秦国，成为了后来所说的“方士”。
秦王无疑大受这些人的影响。信奉“始终五德”而改制“水德”，便是从黄帝夏商周“四德”那里排下来的。而且，他倒处封禅，求仙以期长生不老等等，皆为受这些人影响有极大关系。
《史记·封禅书》说：“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道，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又说：“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鸟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
秦始皇改“水德”，就是这么来的。
那么，“书同文，车同轨”与此有关吗？有。看《礼记·中庸》下面这段话：“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徵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上焉者虽善无徵，无徵不信，不信民弗从；下焉者虽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从。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徵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
《中庸》，据说为子思所传。他讲的是先王之道。而又据说，邹衍是子思学派的弟子。司马迁说，邹衍的“阴阳”学说和“始终五德”说，根源在思孟。
邹衍的弟子又把邹衍改造过的学说带给并深深影响了秦始皇。
既然秦王感觉“天命终始”，让自己做了“水德”的“始皇帝”，而且千秋万代永不穷尽，那就一定必须要以“天子之身”，“议礼，制度，考文。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