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晚期，周王室失去对各诸侯的节制力，从外在来看似乎是君权衰微导致的缘故，从而使得周王室失去了宗主地位，而僭越使用礼乐的事情也频繁发生。在分封制发展的最终阶段，周王室已经失去可供支配的利益，维持这个庞大帝国以及宗主和诸侯之间微妙平衡的关系被打破。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于是旧有的秩序被打破，新的秩序进而开始孕育，又一轮的利益洗牌就这么悄然拉开了，尽管孔子四处奔走，试图恢复周礼。但在逐鹿中原的伟大壮举前，秩序显然并不具备任何说服力。
而“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演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实际上展现的是权力重心向下移动，上层构架已经崩塌，下层建筑承担起了运转社会的功能。换言之，一座金字塔旧的塔顶已经溃散，新的塔顶已经垒起了新砖。
关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那些事
孔子在《论语・季氏篇》中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孔子所处的年代正值春秋末期，战国时代伊始，面对王道衰微，礼崩乐坏的现状。孔子这位周王朝忠实的拥护者一生都在为恢复周礼而四处奔走，他自己曾说“周监于两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孔子对于周礼的推崇实际上是建立在王道和道德的社会秩序崩塌的基础上，春秋时代正是兼并战争愈演愈烈的一个过渡期，各个诸侯都在进行军备竞赛，发动兼并战争，最终形成战国七雄的格局。
面对社会的动荡，周王室丧失节制力的衰微，孔子试图借助周礼重新恢复社会秩序，但在那个人心思变的年代，这样的呼吁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所以孔子周游列国而无所作为，因为他的学说之于当时野心膨胀的各诸侯来说相当于自断手脚。
那么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是如何表现的呢？《礼记・王制》记载说：“天子将出，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诸侯将出，宜乎社，造乎祢。天子无事与诸侯相见曰朝，考礼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天子赐诸侯乐，则以柷将之，赐伯、子、男乐，则以鼗将之。诸侯，赐弓矢然后征，赐鈇钺然后杀，赐圭瓒然后为鬯。未赐圭瓒，则资鬯于天子。”
礼乐征伐展现了周天子不仅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还是社会秩序的指挥家，如“礼”表现为“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殡，三月而葬”，这就叫礼制，它有着奴隶社会的那种等级性。
什么身份的人就匹配什么礼制，天子自然都是最高规格，然后一层一层往下次第消减，这种礼制实际上是以天子为中心，天子就是社会的道德模范，所以要向天子看齐。所以孔夫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在过去的那种古典思想中，不难发现天子不仅仅只是国家的统治者，还是社会秩序的表率者。
所以《礼记》中把天子的地位推崇的很高，叫做“天子将出，类乎上帝”。
《论语・八佾篇》中记载说：“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这里的“八佾”是天子专用的一种乐舞。
佾，即乐舞行列，一列八人，八佾即六十四人。季氏只是一个大夫，按照礼制大夫只能用四佾，诸侯可以用六佾，季氏违背礼制，用天子之礼供自己享用，也就不难怪孔子为什么感慨说礼崩乐坏了。
“诸侯，赐弓矢然后征，赐鈇钺然后杀，赐圭瓒然后为鬯”，也就是说只有天子才拥有发动战争的权力，未经天子允许的战争实际上都等同于造反。
因此不难发现，在“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之前，天子所拥有的不仅是对国家的最高统治权，还拥有制定文化秩序的权力，周代还残留着奴隶制社会的影子，作为最大的封建主和奴隶主，天子享有的是“类乎上帝”的权力，其权力不仅覆盖了国家，还覆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但随着分封制度的瓦解，王室的权威大打折扣，随之崛起的是各个诸侯，权力重心下移，天子“类乎上帝”的地位已经荡然无存。随之而来的变化就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演变成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实际上其反映的正是东周晚期分封制度瓦解，新的秩序正在孕育的局势。
“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发展和具体表现
“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肯定不是2-1=1的表现形式，它是一个缓慢发展并最终形成的过程，西周灭亡后，实际上也意味着周王室和各诸侯之间达成的那种微妙的道德和利益相互掺杂的平衡已经出现裂痕。
新即位的周平王在诸侯们的保护下狼狈地把国都东迁到了洛邑（洛阳），在分封制度下，周王室所拥有的领土已经越来越小，形成“诸侯强而天子弱”的局面。周平王时代，周王室已经失去了对诸侯们的节制力，但迫于周天子仍是天下共主的道德压力，诸侯们尽管不能公开反对周天子，但彼此之间已经貌合神离。“是故以周之地则不大于曹、滕，以周之民则不众于邾、莒，然历数百年，宗主天下，虽以晋、楚、齐、秦之强，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
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时以“三家分晋”为引子，是因为“三家分晋”象征着周王室的衰微，诸侯的崛起，“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秩序已经遭到彻底的破坏，天子的威仪已经荡然无存，包括天子本身也成为名存实亡的事物。“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呜呼！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害糜灭几尽，岂不哀哉？”
但“三家分晋”只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外在表现，表明天子已经失去对诸侯和公卿大夫们的节制力，实际上“三家分晋”也标志着“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也演变为“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局面。
因为诸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也需要在其内部层层分封，这就导致公卿大夫阶层的崛起。
而“天子出”向“诸侯出”的内在表现为分封制的瓦解。
分封制度下，天子拥有全国所有的土地，诸侯获得土地的方式就是依靠天子的赏赐，如秦国的祖先起初只是给周王室养马的，后来得到了周天子赏赐的一块土地。平王东迁时，秦国派兵护送，周天子就把被犬戎占据的祁山地区分给了秦国。“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
但土地并不是无限的，分一块少了一块，到最后周王室拥有的土地越来越少，沦落到“是故以周之地则不大于曹、滕，以周之民则不众于邾、莒”的地步，最后甚至沦落到寄居在诸侯内的窘迫境地。
当利益分配已经完成时，分封制便已经无法再继续维持，周天子已经没有可以继续分封的利益，以维持自己的超然地位，更严重的局面也随之而来，那就是诸侯崛起。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如井田制的瓦解、礼乐制的崩溃。
在各诸侯内部兴起的就是一系列的各种变法和改革，不管是李悝变法、吴起变法还是商鞅变法，我们可以发现，原本由天子来制定的“礼乐征伐”制度在这些变法内容的冲击下荡然无存，各诸侯都制定了属于自己的法律、礼乐以及郡县制的出现，标志着各诸侯已经从周天子的统治下摆脱出来。
但随之崛起还有另外一股力量，那就是公卿大夫，像“三家分晋”事件就是公卿大夫们篡夺国君权力的具体表现，但周天子对这一现状无力制止，甚至只能通过册封三家为诸侯的举讨好动来维持自己的地位。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司马光要发出这样的感叹了：“呜呼！幽、厉失德，周道日衰，纲纪散坏，下陵上替，诸侯专征，大夫擅政。礼之大体，什丧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犹绵绵相属者，盖以周之子孙尚能守其名分故也。”
也就是说春秋时代的周王室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而这除了和统治者本身有关，其实也显现出分封制的弊端，分封制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利益分配方式，分封的公允和恰当与否都会影响统治的稳定，分封的太少会引起诸侯的不满，分封的太多会危及自身的统治。
因此当秦王朝建立以后，李斯才会建议秦始皇说：“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
可见由于分封制本身存在弊端，当这一制度发展到了某一阶段时，可供王室分封的利益是不间断减少的，但是王室又需要用这些利益来维持自己和诸侯之间的从属关系，但随着可供分配利益的越来越少，王室的权威和威慑力也就随之日益削弱。
到最后诸侯越来越强，王室却越来越弱，没有足以威慑诸侯的力量，王室也就像失去獠牙的老虎，仅仅凭借礼乐制度想要约束诸侯们继续效忠显然是不现实的，这也是为什么孔子周游列国都得不到重用的缘故。
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秩序已经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维持它的时候，随着国家权力的重心向着各诸侯倾斜，也就出现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现象，实际上就是因为分封制度已经无法继续维持这种社会制度的运行。
而随着诸侯们实力的增强，自然也就不愿再臣服于王室，转而开始谋求自身的强大和霸主地位，随着周天子的影响力越来越小，诸侯们擅自给自己加王爵的事情越来越多，周赧王时期甚至还出现称帝的事情。
“韩、燕皆称王，赵武灵王独不肯，曰：‘无其实，敢处其名乎？’令国人谓己曰君。”“宋初称王”，“赧王中二十七年，秦王称西帝，遣使立齐王为东帝。”
其实说到底，“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之所以会演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维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这种社会秩序的力量消逝了，从而使得权力和话语权从天子那里转移到了诸侯那里。
但诸侯内部也并非没有压力，公卿大夫的崛起导致发生了“田氏代齐”和“三家分晋”这样的事情，实际上展现的是权力秩序的混乱导致权力重心不断下移，从而颠覆了原有的权力秩序。天子-诸侯-公卿大夫们之间原本那种微妙的权力平衡被打破，天子被排挤出了权力争夺的核心，形成了诸侯-诸侯-公卿大夫们重新制定社会格局的现象。
其实可以说，这是分封制发展到最终阶段必然会出现的现象，王室被架空几乎是难以避免的，它要么自己走上神坛，要么被诸侯们颠覆，因为当利益分配完成时，也意味着新一轮的利益争夺也随之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