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如果只看各自宣称的目标，咱们会以为儒、道、法是一样的：
儒家“至圣先师”孔子理想中的世界，是团结、友爱、和谐的大同世界，“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道家创始人老子希望看到这样一幅场景：“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同样是一幅和谐、安宁的幸福场景。
最让人意外的是，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理想，仿佛跟孔子、老子一模一样：“故其治国也，正明法，陈严刑，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陵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长，边境不侵，群臣相关，父子相保，而无死亡系虏之患，此亦功之至厚者也。”看似宅心仁厚、悲天悯人，仿佛洋溢着菩萨心肠。
看似追求相同的外表下，却是截然不同、天差地别的内核。
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可以浓缩为俩字：道德。但这其实并不是孔子的原创。
早在华夏文明诞生的上古时期，道德已经在国家政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第一部历史、政治典籍《尚书》（意即“上古之书”）中，就结合周代及以前的传说、史料，处处凸显道德在政治及社会生活中不可取代的意义。比如神话传说中的尧、舜、禹凭借高尚的品德，不仅建立起盖世功勋，也为后代帝王立下万世仪则；作为反面事例，夏、商两朝由于帝王荒淫无道，最终丧失天命、丢掉天下。
周朝建立后，统治者充分意识到道德对维护政权长治久安的重大意义，被尊为儒学奠基人的周公，就经常引用先代经验教训，教导周成王、众大臣以先圣为榜样，勤修道德；整个统治阶层也逐渐形成了“敬天保民”、以德配天的治国方略，并在此基础上稳固、完善了宗法制，建立起一套秩序分明、等级森严的统治秩序。
到了春秋晚期，周王朝几乎彻底失去了对诸侯的掌控，战争频繁、社会动荡。经过分析与思考，孔子认为，混乱的根源在于宗法制度的崩溃；如果所有人都重拾周礼、君臣各安其位，实现贵贱有等、上下有序，那么天下将再度稳定，百姓安居乐业。
可见，相对于依靠政治手段，孔子更重视道德、礼制的重要作用。在他看来，假如统治者能做到以德治国，定会得到人民的拥护。
至于儒家的道德核心，可以归结为仁；因此，以德治国的要点就是施行仁政。
什么叫仁？首先，“仁者爱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亲及疏，把对亲人的爱扩展为对同类的爱，最终将实现“天下可运于掌。”
另外，“克己复礼为仁”，克制欲望、让自己的言行符合礼制，也就是我们熟悉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儒家的以德治国，本质上是强调内在自我修养、外在行为规范的一体性，要求帝王、各级官员提升自我修养与行为规范，《礼记》甚至拟定了“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全套政治哲学，为实现大同世界这一完美理想提供了行为原则。
同样是为了解决社会混乱，道家却提出了另一种思路：无为。
在他们看来，社会出现混乱的根源，在于人民拥有了太多的心机和欲望；想要无忧无虑，就要无知无欲。那怎么实现“无欲”？“无为”即可。
老子说：“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欲望不仅是个人的敌人，也是人世间一切罪恶的源头。因此，治国者应该“少私寡欲”，引导人们“无智无欲”，这样迟早就能达到天下大治，即所谓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不过，并不是说不能有任何欲望，正常人都可以可以有欲望，但是不能贪欲、纵欲。
道家无为的理念，理论基础来自“道”。“道”是天地之始、万物之母，是自然运行的，它无虚妄、无偏执、无妄为、无思念，也就是本性“无为”。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道家主张的“无为而治”，就是通过自然的无为达到“治”的状态。这里所说的“自然”，指的是未加人力干涉的初始状态，它尊重人的本性，实现远胜于人为的奇效；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只要不超出本性的行为，可以统统视为“无为”。
但从本质上而言，道家的主张带有消极、避世的色彩，老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而庄子则声称“绝圣弃知，大盗乃止”，他旗帜鲜明地反对社会进步、主张回归自然。
至于法家，在我们心目中早已形成了“刻薄寡恩”的印象，但实际上这一流派跟儒、道存在千丝万缕的关联。
我们知道，那些法家代表人物，大都曾经师从儒学大家。吴起先后跟随曾子、“孔门十哲”之一的卜子夏学习；韩非、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
与此同时，他们也与道家颇有渊源，申不害“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
这种看似矛盾的关联，实际上体现出儒、道、法之间产生区别的根源——为了实现同样的目的，但因主张不同的方法，才形成了流派之分。
先与儒家比较。儒、法的目标其实是一致的，为了稳固统治、强化君权。但在具体方式上，前者主张通过道德教化，由内至外地让各阶层接受、认可自己的位置，“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什么样的身份，就该有什么样的行为，不僭越、不违礼，各司其职、各得其所。
虽然也声称要救乱去祸，但相对于兼顾了老百姓的儒家，法家则纯粹是为君主服务的；法家也主张教化，但它的教化并不是儒家倡导的德教，而是简单、粗暴又直接的严刑峻法。通过奖、惩，逼迫人们遵照君主的意志行动，不触犯刑法，个个老老实实、循规蹈矩，自然能实现“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陵弱，众不暴寡”的理想境界。
戏剧的是，孔子梦寐以求的“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的状态，经历商鞅变法的秦国真的实现了。
但法家也许忽略了一个要点：假如在位的是明君，上述逻辑看似毫无问题；但如果是个昏君、暴君身居庙堂呢？
再看看与道家的关联。
韩非也讲究“道”。《韩非子·主道》：“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韩非强调，君主应效法天地的无私，一切依道法而为。
但显然，他所说的道，不是规律、本性，而是君臣之道、人主之道，也是我们更为熟悉的“术”；顾名思义，指的是各种驾驭大臣、百姓的刑罚、谋略、手段与权术。所以才有了“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的说法。
更为讽刺的是，法家还继承了道家的“无为”、反对进步的主张，可惜却完全变了型。在他们看来，想要无为、消除欲望，最好的方式莫过于用刑罚打压，“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完全走向了儒家的对立面。
至于说儒、道、法谁的影响力最大，其实很难界定。
在封建历史上，历代统治者几乎都大张旗鼓地标榜自己要学习尧、舜、禹，成为胸怀天下、爱惜子民的有德之君；你要是不仁义、不尊奉孔子，压根就得不到儒生、士人的支持，位子就别想坐得稳。
然而在实际行动中，严刑峻法、帝王权术却大行其道，甚至连那些出身孔门的君主、官员对此也乐此不疲。最为典型的，莫过于三国时奉行仁义的刘备、诸葛亮，在夺取益州后，他们痛斥刘璋的宽容、暗弱，在蜀地推行严刑峻法，让这里成了他们北伐的大型物资、人员基地。
但道家思想也是深入我们文明骨髓中的。在政治层面，一旦到了要休养生息的时期，统治者往往会选择无为而治、垂拱而治；在生活与文化领域，道家的影响力更是无微不至、顽强延续了数千年。
如果非要分个子丑寅卯的话，也许就是：入世为儒、出世为道、治世用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