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二年（207年），处于事业低潮的刘备谦词厚币，不厌其烦，顶风冒雪，三顾茅庐，恭请隐居隆中的诸葛亮出山辅佐自己。诸葛亮十年不鸣，一鸣惊人，与刘备首次见面就献上了自己呕心沥血炮制的鸿篇战略构想——《隆中对》。
《隆中对》历来被誉为千古奇策。它虽是古代著名大战略构想，却仅有短短300字，是谓浓缩之精华，字数不多，却对彼时的天下大势，政治、军事、外交、内政以及当时几大势力的发展远景，都作了透彻而精辟的分析，在群雄混战，争霸天下之中，登高望远般地提出了蜀汉开国与三足鼎立的长远战略，真是高人一筹的天才之作。
正是《隆中对》这一战略的前期方案的具体实施，刘备才得以摆脱长期没有立足之地、颠沛流离之困境，三分天下得其一，开创了蜀汉江山。
然而，这一战略的后半期方案，即两路伐魏、逐鹿中原的方案却有致命的错误。诸葛亮在“隆重对策”中说：“若天下有变，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这个分进合击的钳形攻势看似合理，却颠倒了主力与偏师的辩证关系，结果因主次不分而棋差一着，以至前功尽弃。
蜀汉建国后的3大灾难：关羽败失荆州，刘备惨败夷陵，马谡溃失街亭，实属一脉相承，都可以在诸葛亮《隆中对》的后半部分找到败因。
这一轻重倒置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以睿智著称的诸葛亮未能对秦川、宛洛形势变化和战略地位洞烛幽微，在两地形势地位均已发生根本变化时，仍旧不知变通，经验主义执拗地走了刘邦、韩信当年“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老路。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曹操裹挟汉献帝东迁后，关中（秦川）已经失去了号召天下的政治优势；而曾经富庶的秦川地区因饱经战乱，早已是“邱墟遍野，十室九空”，田地荒芜，凋敝异常了。经济的衰敝，又不足以支持刘备兴兵北伐，逐鹿中原；更何况，秦岭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兵力不足易被袭取，重兵压境则无法铺开，以至劳而无功。
刘备非常信任诸葛亮，忠实地根据隆中对策制定的战略构想，一丝不苟地具体实施。他集结重兵于秦川一线，筚路蓝缕，惨淡经营，虽然也取得过挫败张郃、袭斩夏侯渊、击退曹操、全取汉中的赫赫战果，但仍旧只能算局部胜利，从整个时代背景看，仍是迁延时日，无力进取，一筹莫展。
与此相反，战略地位更重要的荆州则是另一番景象：“沃野千里，士民殷富，上逼宛洛，下控江左”。
荆州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军事要地 ，而且自汉末大乱以来未经大的兵火蹂躏，相对安宁，经济也相对秦川富庶得多。但由于腹地逼仄、浅窄，且境内无险可守，容易两面受敌，后援难继，远离西川，处境孤悬，只能进不能退。进，则可以直捣中原；退，则将兵陷绝境，毫无迂回之地。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7月，关羽趁曹军主力东调抵御孙权之机，打响了著名的襄樊之役。关羽大举出军，利用天降大雨的有利时机，在襄阳前线擒于禁、斩庞德 、水淹七军， 逼降数万曹军，旋即挥军大举围攻樊城，一时间威震华夏，曹操吓得乱了方寸，竟欲“迁都以避其锋”，形势对蜀汉来说一片大好。
遗憾的是，刘封、孟达驻守的上庸、新城近在咫尺，却不愿协力，张飞、赵云屯兵阆中、江州，也未顺江而下以作增援；关羽则倾巢而出，以至后路空虚， 忽视了盟友孙权对荆州的觊觎，待吕蒙、陆逊率精兵“白衣渡江”，抄了关羽的后路，接着吕蒙又招降与关羽不睦的江陵、公安守将糜芳、傅士仁，使关羽进退无路，顿成瓮中之鳖。
《隆中对》战略的本末倒置，失去的不仅是刘备集团首将关羽和北伐重地荆州，还失去了蜀汉政权唯一一次可以问鼎中原的绝佳战机。之后诸葛亮的五出祁山、五伐陇西，只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或以攻为守、不得已而为之的虚应之事了。
诸葛亮长于治国理民，短于奇谋，固守过时战略，还专断拒谏，墨守成规，用人拘泥偏颇，缺乏民主作风，是导致关羽兵败身亡、丢失荆州、丧失北伐成功唯一最佳机会的最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