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五年（1926年）2月中旬，鲍罗廷完成了向莫斯科调查委员会的汇报，原准备要带着家人回国，后因故滞留在北京，因而耽搁了莫斯科之行。
3月21日，南方传来了惊人的消息。在北京的加拉罕和鲍罗廷突然接到了来自广州的加急电报，告之：3月20日，广州发生了“中山舰事件”，蒋介石逮捕了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共产党员），广州市处于军事管制之下，省港罢工委员会被包围，工人纠察队被解除了武装，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的共产党人被扣押，苏联顾问团总部及顾问们在广州的驻地东山和汪精卫的住宅被包围，抵达广州不久的布勃诺夫使团成员的自由被限制。
这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发生的一个众所周知的剧变！
究竟发生了什么？
出了什么事呢？
鲍罗廷想，2月间自己离开广州时，广州的局势看起来是稳定的。但是，仅仅过去了一个多月后，自己最依靠的一位将军、一位个人前程同左派有密切联系的人，为什么彻底转变了他的立场？
因事发突然，鲍罗廷一时无法理清事态发展的状况。不过鲍罗廷心里明白，广州迟早是要爆发反对共产党人和俄国人的事件的，他的北上或许导致了这类事件的过早发生。
“三・二〇”事件（中山舰事件）的突然爆发，使莫斯科大吃一惊。因为2月17日至3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举行第六次扩大全会。全会在作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把广州政府看成是“未来的国内革命民主建设的典范”。
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这次会议上根据联共（布）中央的建议，批准国民党以“同情党”的名义参加共产国际，并且推选蒋介石为共产国际主席团的名誉委员。
然而谁会料到就在全会闭幕后的第5天，这个“名誉委员”在被誉为“典范”的广州政府所在地，制造了“三・二〇”事件。
关于广州“三・二〇”事件发生的原因，从那时至今没有一个历史定论。
国共两党、苏联顾问、当事人都各有说法，有的认为是“误会”是“偶然”因素所致，有的说是国民党新老右派结合、早有准备的必然结果，有的认为是苏联顾问面对中国军人举措失当造成的后果。
布勃诺夫为善后定调
3月24日，广州苏联顾问团全体人员被召集起来开会。
面对沮丧迷惘的全体到会代表，布勃诺夫指出：三月行动无非是一次针对俄国顾问和中国政委的小规模事变。它起因于我所指出的那些矛盾，毫无疑心由于我们在军事工作中所犯的一些大错误而复杂化和尖锐化了。我们在军事工作中犯了哪些错误呢？有哪些一般政治领导方面的错误呢？这些错误是：1、没有预见到在国民政府内可能发生冲突，而这种冲突会在国民军中有反映。2、过高地估计了国民政府的巩固和团结程度。3、暴露出不善于事先揭示和消除军事工作中的过火行为，这种行为在三月行动中暴露得很明显。4、军队集中管理（设司令部、后勤部和政治部）搞得太快，不能不引起军官上层在暗中反对，当然在很大程度上也引发了尚未根除的中国军阀统治所特有的做法。5、在将领们周围有过多的监督他们的工作和对其工作施加影响的机关。在作战部队中政委有权签发每一道命令，在军事机关中政委有更大的权力，而且还有俄国顾问，他们常常不只是出主意而是发号施令。对这种情况应该给予特别的注意。如果我们认为，军队中不需要设政委（国民党代表），不需要俄国顾问，那就又是一个错误，那是胡说八道。实际上两者都需要，但安排他们工作时要充分考虑到我们国民革命军军官的习惯和性质。实际上是什么情况呢？实际上我们给中国将领脖子上套上了五条锁链：司令部、后勤部、政治部、政委和顾问。若是给你们每个人都套上这五条锁链，你们也是会大发雷霆的，可你们却想用这五条锁链牵着中国将领这样的人物走，而这些人物往往还带着尚未根除的中国军阀统治的陋习。应该考虑到这种情况：将领是中国的，而顾问是俄国的。
布勃诺夫的这一定论为他处理“三・二O”事件设置了一个大前提，即解决自身的问题，尽量满足蒋介石的要求，利用他稳定广州的局势。
处理中山舰事件的三种方案
“三・二O”事件（中山舰事件）发生时，鲍罗廷不在广州而在北京，维经斯基正在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全会，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到上海参加紧急会议刚回广州，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看到报上的消息感到莫名其妙，但又没有自己的电台，无法准确了解事件的真相，更不能及时对事变提出处理意见。
只有正在广州考察并一时受到软禁的布勃诺夫使团出来表态并提出处理意见，因为他们具有苏联政府、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三方面的极大权限。
处理“三・二O”事件，当时有三种方案可以选择：第一种是一方面继续实行党内合作，同时尽力打击蒋介石，挫败他的阴谋，因为他在广东的力量还不是那样强大，在国民革命军内也是孤立的；第二种是认为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所以采取退却、让步的策略；第三种是退出国民党，与蒋介石决战。
根据当时的情况，应该说比较正确的处理方法是实施第一种方案。但是布勃诺夫使团实际上采取了第二种方案，即妥协退让的策略。正像托洛茨基所言：是“布勃诺夫使中共党员就范并使他们平静下来”。
不怎么高明的选择
“三・二O”事件发生后，布勃诺夫使团对事情的处理以及与蒋介石和缓关系的经过，其使团成员索洛维约夫在3月24日给加拉罕的信中进行了描述：在“三・二O”事件期间，为弄清情况，伊万诺夫斯基同志去见过蒋介石。当时他们约定，3月21日上午蒋介石到他这里来进行更认真深入的交谈。但次日上午蒋介石未来，捎来话说，他来不了。看来，所有这一切证明，蒋介石仔细考虑了自己的立场，决定以某种方式断绝同我们的联系。同时出现了这样的传闻，说他公开声明他不愿再同俄国顾问共事。尽管如此，我们当时还是决定尽量设法留住蒋介石并争取恢复他同汪精卫的友谊。
3月24日，布勃诺夫召集在广州的苏联顾问团全体人员开会。
会议对“三・二O”事件产生的原因作了分析，认为苏俄军事顾问在工作中“犯了一些大错误”，因而决定召回季山嘉、罗加乔夫、拉兹贡，让加伦将军返任。会议认为，无论时间迟早，北伐总是不可避免的。显然，这次会议屈从了蒋介石的要求。
顾问团会议一结束，蒋介石的态度就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
索洛维约夫继续在信中告诉加拉罕说：今天出乎预料的是，当斯捷潘诺夫同志作为老顾问第一次正式拜访蒋介石时，蒋得知使团要走而鲍罗廷何时返回还不清楚，就想同伊万诺夫斯基谈谈并要到他这里来。蒋介石同斯捷潘诺夫一起从黄埔到伊万诺夫斯基住所，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蒋介石表面上很诚恳，想为自己辩解并对3月20日事件作出解释。
但是布勃诺夫使团迁就蒋介石，召回季山嘉等顾问团负责人，却使汪精卫不能谅解。
索洛维约夫告诉加拉罕：他称病不起，医生登门诊治，他拒绝进行任何认真的交谈，最后他完全隐匿起来，不会见任何人，表面上未离职，实际上已离开工作。我们对蒋介石作出让步，使汪精卫感到自己受了委屈，我们召回他所竭力要保留的季山嘉，使他感到自己受了侮辱，所以他未经我们同意，违背我们的愿望隐匿起来。
索洛维约夫继续告诉加拉罕，布勃诺夫使团屈从于蒋介石的处理方式是“一个策略步骤”。
他说：您要注意到，使团决定迁就蒋介石并召回季山嘉，是将此举作为一个策略步骤，以便赢得时间和做好准备除掉这位将军。我之所以赞成这样做，是因为我认为我们的军事工作人员太冒进了，忘记了他们只是顾问而不是指挥官。我深信，迄今为止，我指的是近几个月，或更确切地说是近一个月，我们作出了种种使蒋介石与我们和与国民政府疏远的事情。现在我们应当设法以自己受，点损失和作出一定的牺牲来挽回失去的信任和恢复以前的局面。
为此，索洛维约夫特别对加拉罕强调了鲍罗廷返回广州的必要性。
他说：我完全相信，我本人根本无法应付这项工作，只有鲍罗廷能够完成这项任务，因为他在蒋介石那里确实享有非同寻常的个人威望。
索洛维约夫认为，鲍罗廷除了有能力完成既要安抚蒋介石、与蒋介石继续合作，又要准备日后寻机除掉蒋介石的任务之外，还有能力设法将汪精卫从避难所请出来，“并向他表明和证明，对蒋介石的让步是因为我们犯了错误迫不得已作出的，这绝不意味着我们的方针有改变，尤其不意味着我们对汪精卫和对整个国民党左派的态度有什么变化”。
因此，他再次向加拉罕强调鲍罗廷的重要性。
鲍罗廷如何善后？
鲍罗廷按照加拉罕的要求，取消了莫斯科之行，又回到了广州。广州表面上看来一切如常。
鲍罗廷回到广州的第二天，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第二次广东农民大会同时召开，还有几十万人举行的隆重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声势浩大的集会活动，以及以毛泽东为所长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等等。
但是，在所有这些隆重、热烈、盛大的公开场合，人们见不到鲍罗廷的身影。就连5月6日党政部门设宴招待返粤要人时，鲍罗廷也未能出席，而是派他的夫人法妮娅代为前往。
已于5月4日被广州国民政府续聘为高等顾问的鲍罗廷，正在全力以赴地为“三・二O”事件善后。
但是返回广州的鲍罗廷，在与蒋介石接触之后，深切地感叹自已离开广州不过几个月而已，“局面竟变得这样糟糕”。
他向受陈独秀委派到广州处理“三・二O”事件的中共领导人张国焘表示：广州局面能否恢复旧观，他实在没有把握；只有做到那里算那里。不过这次莫斯科倒很尊重他的意见，赋予了他更大的权力，简直就是要他全权相机处理一切。但是鲍罗廷处理“三・二O”事件的基调，早已由布勃诺夫使团“钦定”好了。
3月27日，大约在鲍罗廷返粤途中，布勃诺夫给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
在这封信中，他谈到广州工作存在的问题，如国民党左派至今在内部组织性、对群众的影响和与群众的联系方面还很薄弱，不能吹嘘广州和广东省工会组织的工作，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很年轻和刚刚形成的组织，省港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要想办法结束罢工等。
同时，布勃诺夫对广州所犯错误的批评，其中也包括了对鲍罗廷的批评。
而他对“三・二O”事件所定下的基调，自然就成为返粤后的鲍罗廷在处理广州问题时必须遵循的方针，总的方向是妥协与退让。
“三条君子协定”
返回广州后的鲍罗廷，频频到张静江的家里与蒋介石、张静江会晤，以便将布勃诺夫限定的框框和基调在谈判中具体化、细节化。
终于谈妥了条件：国民党组织进行“再调整”，共产党人和蒋介石的敌人将被调开或处于次要位置；中共不得批评三民主义，也就是不能批评蒋介石所做的任何事情；共产党人不能担任国民党或政府部门的领导人；国民党员不能加入共产党；对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发布的任何命令都必须经过由共产党、国民党和共产国际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审查；还必须将所有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名单交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实际上是交给蒋介石。
这些内容概括起来实际上就是“三条君子协定”：其一，共产党接受蒋介石关于限制本党在国民党内活动的要求；其二，蒋介石“同意”鲍罗廷关于“采取反击右派的措施”的主张；其三，鲍罗廷支持蒋介石进行北伐。
到5月上旬，这些和解的协议终于达成。
但是，鲍罗廷自孙中山逝世以来在广州建立起来的威望却被严重削弱，此后他不再处在广州权力的中心位置。
不过，他因与蒋介石达成“和解”协议，使苏联不致被蒋一脚踢出中国，从而挽救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和斯大林的形象，维护了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权力之争中的威望（托洛茨基越批评斯大林的中国政策，斯大林越是要坚持并证明其正确性），因而使鲍罗廷在莫斯科的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牢固。
民国十五年（1926年）5月15日至22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实际上是将鲍罗廷与蒋介石之间处理“三・二〇”事件达成的协议制度化。
在这次会上，蒋介石以调整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为由，与其他人联名提出《整理党务案》、《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案》，他自己又单独提出《国民党与共产党协定事项案》和《全体党员重新登记案》。这四个提案后来被统称为“整理党务案”。5月17日，会议通过了整理党务的九条办法，以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活动。
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结束后，中共党员林祖涵、谭平山、毛泽东分别辞去了他们担任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组织部长、宣传部代理部长等职务。
在鲍罗廷看来，整理党务案，调整了国民党人同共产党人的关系，在当时情况下，这是对共产党人有利的举措。即使在大革命失败、鲍罗廷返回俄国后，他仍然坚持这一看法。
民国十六年（1927年）10月23日，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会员在莫斯科召开大会，鲍罗廷在会上作工作报告时说：撤掉共产党员担任的职位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困难，因为这种职位对我们来说已经没有从前那种价值了。我们可以撤出一些共产党员，这对我们的主要工作不会有什么损害。因此，在3月20日和5月15日全会之间，我们准备在国民党内的职位问题上作出让步，而在这次全会上我们作出了让步，从而赢得了机会去坚持由省港工人掀起的反帝斗争，去坚持当时已经席卷全省的罢工浪潮和去继续组织农民协会。我们决没有因为撤掉某一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担任的领导职务而失去发展和深化革命运动的任何机会。如果当时我们不作出这些让步，那就意味着，3月20日是我们同国民党合作的结束。
苏联善后中山舰事件的深远影响
接二连三地退让的结果是：蒋介石的地位扶摇直上，一身多任，既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又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党政军一肩挑，形成了国民党就是蒋介石、蒋介石就是国民党的独裁局面。
为了恢复同俄国人的关系，也为了在较低程度上获得左派的支持，蒋介石在限制和约束共产党及左派的同时，对国民党右派势力和西山会议派也进行了批评和打击。
他通过“左右开弓”，把越来越大的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
咋一看来，他的某些行为是很激进的。他把许多右派领导人从广东政治斗争的舞台上撵走了。吴铁城，这位广州的公安局长和第十七师师长被逐走了。蒋介石还任命进步的国民党左派陈友仁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取代右派分子伍朝枢。
与此同时，在“三·二〇”事件中最活跃的欧阳格被他抓了起来。他还成立了黄埔同学会，自己出任会长，尽管同学会的基础是第二师的孙文主义学会会员小组，但被选入同学会委员会的基本上是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
其实，人们（包括鲍罗廷）很快就会发现，蒋介石的措施与其说是对准右派或左派，不如说是对准所有反对他本人的那些人和事。于是，汪精卫最终不得不离开广州远赴法国。而返粤不久的胡汉民也难以在广州立足。
很巧的是，就在鲍罗廷与蒋介石达成“君子协议”的5月9日这一天，汪精卫与胡汉民不约而同地登上了离粤的轮船。
“三・二〇”事件无论起因如何，但是此事的发生及其后的处理结果，使蒋介石在广州真的爬到权力高位上了。
从此，他摆脱了两个重要竞争对手——汪精卫和胡汉民，过着一人初步权力巅峰的生活。虽然他刚到巅峰，地位还不稳，但是反对他的人群龙无首，奈何他不得。几个星期后，蒋介石信心大增，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北伐上去了。
